向老百姓收税收费，历来都是件慎重的事情。古代没有议会，没法交人大讨论，但朝廷上争论一番也是有的，不能今天说收一万二，明天就改六万了。这叫横征暴敛，要是普及开来，基本上就是作死的做法了。
古代乱收税费的事挺多，基本没好结局。宋朝书《铁围山丛谈》就揭发说，丞相王黼就是个乱收税的主。收税的背景，是宣和四年，当时北宋要配合金兵攻击辽国，战事展开，花钱无数，朝廷的支出就捉襟见肘了，王黼听了一名老胥吏的主意，建议开征“免夫钱”。
这是个什么税种呢？国家要打仗，大家都得出人（夫调）啊。但国家不要你们的人，要你们的钱。你们出钱国家雇人吧。宋徽宗笔一挥，同意，开征。到了宣和七年春，总共征收了六千二百余万缗。可查账的时候一算，只剩下六百多万缗了，刨去用掉的，少了二千二百万缗。钱哪儿去了，谁都不知道，就跟社会抚养费似的，完全说不清楚。
王黼的政治死敌蔡京是坚决反对征收“免夫钱”的，他对皇帝说，这就是“于穷百姓口中敛饭碗”，把皇帝都说后悔了。《铁围山丛谈》的作者是蔡京的儿子，当然要为老爹说话了，指责王黼为了免夫钱特意建了个机构叫经抚房，管账的。战事一结束，一把火，把账本全烧了，自此查无实据。
其实蔡京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倒是没像别人那样去征税和括田，可他撺掇皇帝花钱啊，铸九鼎造九宫什么的。加上花石纲，就这么造，财政也好不了。瞧瞧北宋末的状况就会知道，税费泛滥和大兴楼堂馆所，都不是吉兆。
再看看北方的金朝，也好不到哪儿去，竟然把收税当成福利了。
《茶香室三钞》援引宋朝文献说，金朝的官员如果遇到丁忧这样的事情，回到家乡，都有个差事——监察关税、商税、盐铁税之类，还有个名目，叫“忧饶”。这就明摆着是福利了，以一年为限。收税每增加一倍，叫做得一筹，可以升迁一次。你说他们收税能不积极么？使劲收，创纪录的人，一年升迁了七八次。有的人实在收不上这么多税了，干脆就拿自己的家产充税，图的就是赶紧升官，好再赚回来。后来朝廷也看不下去了，就搞了个限制，一年之内，升迁不得超过三次。那也不少啊。
当然凡事也有例外，有的官员，觉得在自己家乡挺好，不想再升官了。他们会少向老百姓收税吗？不会。他们的做法依旧是狂征猛征，收到的钱除了按惯例向国家上缴之外，就“公然分之”。反正无论想不想升官，老百姓都倒霉。
除了税收，乱收费乱克扣也是敛财方式之一。元朝的《南村辍耕录》就讲，当时东北苦寒之地，每年九月到次年四五月份，都会冻冰，无论是官员上任，还是运输物资，最常用的是“站车”，也就是现在说的狗爬犁。每辆站车用四条狗拉。这些狗也是有口粮的，叫“狗分例”。谁承想就这点狗粮也被人盯上了，有人从中克扣。更出人意外的是，狗心里明白着呢，谁克扣了粮食门儿清。狗狗们毫无权威意识，见着克扣的主使，上去就咬，“若尅减之，必啮其主者，至死乃已”。瞒天瞒地，你能瞒得过雪亮的狗眼么？
因为乱收费惹出大事的也有。这个人是个太监，叫孙隆。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到苏州监督织造。《坚瓠集》等多部古书都对此事有记载——他来了之后，招了一帮当地恶少，在各个城门设卡，凡是挑着担子出入的，不管你担的是菜还是煤，只要里面有东西，收钱，必须得交钱才能放行。
这下可把苏州人惹急了，六月初三日，忽然就聚集了几十个人，后来扩充到两千人（一说上万人）。头里走着的一个，叫葛诚，摇着把芭蕉扇，算是带头人，后面跟着的，全都拿着棍棒，直接就找孙隆说理去了。孙隆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一直跑到杭州才驻足。当地的官员一看群情汹涌要出事，就把那帮在城门敛财的办事员们捆了一个，交给老百姓，顷刻就被打死了，接着就一把火烧了孙隆的住处。
这件事情直到五天后才平息下去。官府要追究闹事者，葛诚就上门自首：“全是我干的，我一个人担责，杀了我就得了。”当地的地方官也挺有意思，写文书的时候对葛诚说：“你看你这名字，都闹成这样了，和造反也没啥区别，就不能叫‘诚’了，我给你改个名儿，就叫‘葛贤’吧。”嗨，这是夸人家吧？
葛诚在牢里，据说吃了点苦，挨了大板子，不过最后的结局是——无罪释放。估计官员们也挺讨厌太监胡作非为给地方惹事的，能不追究就不追究了。后来，苏州人把葛诚称为“葛将军”，还为他修了座“葛将军庙”。
要说呢，乱收税费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政权信义、人心向背，都容易从这上面反映出来。过去没有现代化的国家管理制度，出岔子很正常。现在有人大，赶紧把税收的立法权收回来，各项收费罚款，也得走立法程序，红口白牙随便一说就算，罚款都带月票，收了钱不知道去处，这都是大忌。有的地方官员眼睛特别容易红，老看着别人的钱就是自己的钱，心里动着念头手就要伸出去，这不成，得用制度和法律好好管着。
（责编：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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