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闻晚报》将于2014年休刊。消息传出，纸媒界一片兔死狐悲之声。也有人说，早该来了，这是世界大势。
一张生于1999年的报纸休刊，是旧时代的殉葬品，还是新媒体的受害者？就事论事，我并不清楚其中的博弈与决断，然而“报纸已死”的论调听闻已久，不妨就此谈谈。
（漫画：数字阅读时代，供图）
很多新闻史家骄傲地宣称：中国是第一张报纸的诞生地，他们指的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出现的“邸报”。不过，正如大学和足球一样，宣示中国的发明权对讨论问题没什么帮助。
现代报纸完全是舶来之物。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到《万国公报》，从《申报》到《新闻报》，中国老百姓把它们统称为“洋报”。它们不是出自传教士之手，兼顾传播教义与商情新知，就是来自英美的风投，向保守的上海工商界推销它们的“信息”——帮助《申报》、《新闻报》打开销路的，不是时事要闻与深度报道，而是每日戏园的演出节目表。
等到中国人开始办自己的报纸，他们就像接受西方的一切新事物一样，迅速将其精英化，同时单面化。梁启超称“报纸、学堂、演讲”是“启蒙三利器”。是的，从《中外纪闻》到《时务报》、《强学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警钟日报》，自主品牌的报纸发生史，就是一长串的启蒙报纸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报纸基本上是两大系统，外资报纸经营传教与商业，中资报纸主打启蒙，所谓启蒙，基本上是居高临下的宣传与教诲。即使启蒙者为了降低读者门槛，不情不愿地使用“白话”，他们的叙述中仍然充满着“高等常识”。把《中国白话报》任何一期放在今天的网上，都不见得多少人能完全看懂，何况是在一百多年前识字率不超过5%的老中国？《中国白话报》的主编林白水曾经拟想报纸可以下沉到“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而结果有能力读懂这张报纸，仍然只有学生和商人组成的“中等社会”。所以那时的报纸，是不折不扣的小众读物，是上层精英办给中产人群看的宣传品。
或许唯一的例外是《京话日报》。这张报纸的重要，不在于它的启蒙程度。它的启蒙内容，都是拾康梁之牙慧，远不如上海诸启蒙报来得前卫、激烈。《京话日报》能够在社会发达程度比上海落后五十到一百年（孙宝瑄语）的北方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它与“下等社会”良好的互动，用创始人彭翼仲的话说，《京话日报》提供了“天下人说话的地方”。
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梁济等人身上的草根色彩，他们的身份不是“小吏”，就是商人，虽然籍贯各异，但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长。在周边的小贩、贫民眼中，他们自然也是大人老爷，但不是够不上的那种。
外因呢，跟北京庚子事变后一年多的“殖民地经验”有关。是的，书上一般不这么说，但这一年多，中国的首都是被八国瓜分殖民的，它对北京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比上海、天津的租界或许还要彻底，因为居民无处可避。对《京话日报》支持最力的，是旗民群体，这跟他们在庚子年感受到的最惨痛的亡国灭族危机息息相关。他们需要说出内心的恐惧与哀痛，而被列强交还给朝廷的北京，在那几年言论氛围又是异常的宽松（当然是与庚子前相比）。
因此，造就《京话日报》奇迹的成因，与网络时代媒体的“去精英化”竟有几分相似：读者提供新闻，读者提供观点，主事者有所引导，但也是因势利导。试想，一张报纸最重要的头版“社论”，都长期由读者来稿充任，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有没有报纸可以做到？（关于《京话日报》的详情，可以参考今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京报界先声》）
不过例外终究是例外，1906年《京话日报》因政治事件被迫休刊，1912年清廷退位，南方精英大批入京，同一年秋天具有报史象征意义的《申报》由买办席子佩转让给了有张謇等实业家支持的史量才，中国的媒体格局有了巨大的改变。
但这种转变跟世界性趋势并不同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新闻业出现了从欧洲式“高级报纸”（政论型报纸）向美国式“大众报纸”（社会型报纸）的转型。如英国在1896年创办第一份大众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从内容编排和发行渠道都刻意区别于《泰晤士报》等“高级报纸”。1900年，《每日邮报》的发行量超过100万份。
所谓“高级报纸”与“大众报纸”之别，简单地说，就是“宣传”与“互动”在报纸运营中的比重发生升降变化，从“我写什么你看什么”转为“你要什么我写什么”。这种变化后面的动因，有印刷、运送能力的提高，有报纸商业化之后报价的降低，有整个社会接受信息习惯的变化（比如以前是听听流言，传传小道消息，现在相信报纸甚至将之当作最主要的信息源），但总的来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信息从稀缺资源变成了过剩资源。
我承认《邸报》也是一种信息载体，但它跟三十多年前的《参考消息》一样，需要一定级别才能订阅，几乎是一种垄断性资源。清末民初的媒体，仍是简单的“受众购买信息”模式。《京话日报》是晚清唯一可以进入下层社会的正式媒体，在这张报纸上，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一则广告！办报是一种无利可图的事业，彭翼仲办《京话日报》，赔累得房子都抵押了，借不到钱几乎自杀。南方那些革命党办的报纸，《苏报》那样因政治迫害而封停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是因为经济亏损而停办。即使是《申报》这样的商业大报，盈利状况也不太乐观，否则也不会在辛亥前后数易其手。
1916年，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报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他说，民元、民二时，外国人到中国旅行，无不诧异于北京报馆之多，为世界之冠（民元时达100多家），而全国报馆有430多家。这说明当时处于一个舆论爆炸性释放的时期，与整个清末时期的压抑有关。然而，这是超越市场需要的局面，结果只能是李大钊说的报界不得不“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每个政党，每个派别，甚至每个军阀都热衷于支持一家或数家报纸，以为宣传之用。而舆论界期盼的“报人职业的独立”却迟迟不曾到来。
虽然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闻政策比北洋时期还有所收紧（这跟孙中山一贯主张的“舆论一律”观点相应），但跟随着世界报业潮流，中国报业还是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张季鸾在《抗战与报人》一文对此颇表乐观，他说：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府，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近多年来，报纸逐渐商业化，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而进展……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张季鸾说的这种进程，在1949年之后被彻底打断。报纸走上了一条集约化、政治化的新路。（时间关系，略去5000字）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变化，以各地都市报为代表，一方面是相对摆脱了严格的控制，另一方面是迅速地商业化。不过这种新局面并没有像张季鸾假想的那样，因为财富的增长，而获得“职业独立”、“言论自由”，相反，报纸们同时处于政治辖制与资本掌控的双重困境当中，官商两面都不敢轻易得罪。一旦创业之初的新闻理想主义因为换血、整顿消磨殆尽，中国媒体整体性地滑向平庸与混乱的泥淖。
我不太赞成将中国报界的困境与西方的报业危机简单比附。中国报界是在尚未充分商业化的情形下，就遭遇了新媒体的冲击，但也因体制的保护而避开了更剧烈的自由竞争。中国的门户网站至今还没有获得完整的新闻采编权，网络防火墙更是一柄双刃剑，对传统媒体既有自由限制，也提供了惰性保护。
胡适曾提出过“恰当技术”，也即与社会发展最相适应的技术才是最好的技术。从中国的舆论现状来说，多一家都市报或少一家都市报，实在无关痛痒。很俗地引用一个比喻，在政治限制与资本控制的前提下，都市报这个层面的办报，已经是一片红海。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报发展，多半还是出于新闻地域化的需求，近十年的都市报，恐怕跟民元时的北京报界状况相似，只是出于安全与成本控制而产生的泡沫。在这一个层面上，信息也是从稀缺资源变成了过剩资源。《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只是黑幕的一角，透露出的是都市报界的恶性竞争，反讽的是，对陈永洲的抓捕与揭发，又是另一种政治/资本的恶性竞争所致。
新媒体能不能完全取代旧媒体？目前我还无法遽下判断。但从近年观察来看，新媒体信息同样处于过剩状态，“如何寻找有效信息”仍然是从个人到媒体的共同课题。如果说，上世纪初那次“高级报纸”向“大众报纸”的转型，还是在有限管道的约束下，信息供方与受众就“信息制作标准”的重新签约。在网络提供了无限管道之后，主要的问题转化成了“信息遴选标准”，而且这个标准进一步地分众化、群落化。“私人订制”的信息库，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麦克阿瑟说过：“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同样，报纸永远不死，只会逐渐变形。不管媒体平台为何（纸媒还是网媒），信息的传播与筛选，始终需要“看门人”角色，只不过今天的看门人不再是传达室的老大爷，门岗的哨兵，而至少该是物业的保安，酒店的侍应，最好是英范儿的管家——他们认识你，知道你的口味好恶，他们为你过滤访客，过滤电话，只提供你想要的服务。
他们的名字是否还叫“报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提供的信息是否“有效”。我不觉得以前的报纸就做不到这一点，上世纪初《京话日报》的彭翼仲，就曾经是那些士兵、管家、教师、家庭妇女的朋友，他不只教给他们知识，还帮助他们表达内心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如彭的姻侄梁漱溟所言，《京话日报》是在“用报纸推进社会运动”。要实现这样的理想，中国媒体要走的路还很长。
【编者注】：关于传统媒体的死亡或新生，大家作者连清川先生和乔木先生均撰文论述，角度有所不同，感兴趣的读者请移步阅读：
1、《连清川：媒体死亡的真相》
2、《乔木：报纸死了怎么办》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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