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说：想像亚洲思想界（上）

（本文为陈光兴为2012年亚际书院“亚洲现代思想计划”出版项目的出版物《后殖民知识状况》所作的序言）

1.

世界正在快速地转变，过去两个世纪中的欧洲中心、美国中心，正在多元移转中：拉丁美洲经济体正在逐步形成，非洲大陆的整合正在发生，亚洲次区域的链接持续深化，特别是印度与中国大陆显著的经济能量带动着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动。但是，学术思想界，乃至于民间对世界的认识，仍然被已经养成习惯的知识方式所限制，并没有能跟上局势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特别是位于我们自身所属的亚洲区域中的邻居们。

2010年，在上海双年展的架构下，“西天中土”计划在艺术策展的同时推动了印度与中国的社会思想对话，搭起了一个中印思想界互动的桥梁，并于2011年以主题为“你不属于”的印度电影展的形式，巡回于北京、上海、广州、昆明、香港、新竹，在各地配合着论坛，继续开拓交流的层面。“西天中土”至今还是进行式，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中印互动机制出现，期待它们能更为广泛地打开两地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

当初之所以能够规划中印思想界对话，其实是靠着已经运行十多年的“亚际文化研究”知识网络，所以从一开始就在想像，能否在下一阶段将对话由“中印”扩大为亚洲思想界乃至于亚非拉之间第三世界的对话。2012年上海双年展策展人邱志杰的邀约，创造了落实之前想像的契机。

“思想界”是东亚现代史的产物，在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韩、日、冲绳，乃至于新、马一带被广泛地使用。我个人的理解是，近代以来，在后发国度里，伴随着整体现代化的历程，出现了关切公共问题的空间，讨论的是社会变动过程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虽然这些讨论以人们具体生活世界中出现的现象为对象，但是提出的观察、解释与批判的维度往往大于事件本身，逐渐形成了多元异质的思维方式，成为特定思想者或是知识群体特有的风格。在此公开论辩的过程中，报纸、杂志形成19世纪中后期以来思想界对话的平台，这个空间虽然在20世纪后期开始萎缩，却以不同的方式被承继下来，特别是讨论民生疾苦、公共议题的“精神”与以社会、政治关切为内核的“知识方式”，成为东亚后进地区思想界特有的景观。日本历史悠久的《思想》《现代思想》《Impaction》，冲绳的《返风》，韩国的《创作与批评》《黄海文化》，中国大陆的《读书》《天涯》与《热风学术》，中国台湾地区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社会研究》《思想》，新加坡的《圆切线》，马来西亚的Aliran，乃至于南亚印度的《经济与政治周报》(Economicand Political Weekly)与《研讨》(Seminar)等，大概都是第三世界“思想界”传承的延续。

「2012 亞洲思想界上海論壇」，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2012年10月，張頌仁先生回應印度學者阿希斯·南迪演講（攝影：孫克中，照片由亞際書院提供）

与今天认知的学术界不同，思想界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就算是可能有特定学科背景的学院中人，因为贴近脚下的土地与身边鲜活的个人，所以他们的参与、介入与关怀不在于学科内部的忠诚，他们写作与思考的方法更不受限于学科与体制的规范，当下的政治与社会关切使得他们的书写不在乎普遍性的宣称，纵使对特定的事件，他们的看法也具有高度的启发性，能够照亮各种令人困扰的事物，甚至常为后人所参考，人们所熟悉的鲁迅的知识方式就是现代思想传统具有代表性的体现。

所以，“思想界”不是机构化的指称，没有清楚的边界，人们进进出出，历史地来看，它也不断地在变动，有些人有长期的积累，有些人一鸣惊人后就消失了，传承不断的是思想界在动态历史中的轨迹。日益明显的问题是，具有强大资源与积累的“学界”，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逐步机构化、体制化与专业化的过程中，学科内部以种种再生产的机制透过权力与资源分配规范着成员的知识方式，规训着人们对学科的忠诚。1990年代以后，碰上国际竞争力的追逐，高举着“科学”的旗帜，研究出版以全球(实际上是英文)为范围，“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成为升迁、奖助的指标，去本土、去历史、去政治，学术研究陷入“有学术没思想”的境地。更糟糕的是，原来具有反省意识、批判精神的人文学界，从七八十年代起，开始崇尚“理论”，形成欧美理论霸权的风潮，在极其简化的认识中，将理论概念高档化，把不使用外来流行语汇的讨论判定为不是真正的知识，快速丢弃已经形成的现代思想资源，压缩具有活力的知识空间。纵使经过所谓“后殖民”理论的反思与介入，这种欧美理论自我殖民的倾向仍不断在东亚各地深化。

讽刺的是，回头来看，亚洲地区最具有原创力、解释力与分析力的著作反倒来自直接面对当地自身问题的思想界。学界的操作往往是在强化欧美大学体制下的知识体系，但又抽空历史的厚度仅在皮毛的层面上拿来拿去。我个人熟悉的台湾地区与韩国的主流学界基本上的路径就是“跟着美国走”，连学术人口庞大的中国大陆也快步跟上。没被看到的悲剧是，美国学院派的知识正在摇摇欲坠，它的知识体系在长期空洞化的过程中，连其自身的历史状况与社会危机都没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亦步亦趋的我们，不走自己的路还要一直跟到哪儿去呢？

正是在上述的大情势下，不能坐以待毙让状况继续恶化，我们一群散布在东亚各地、环绕着思想性刊物的朋友们，慢慢地走到一起，开始推动“亚洲现代思想”计划，企图重新挖掘“属于我们”的思想资源，与“思想界”走出的知识传承作更为紧密的衔接，通过东亚各地思想界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突破当前的困境。

「上海東亞與烏托邦學術會議」，上海，2013年10月，學者孫歌發言（照片由亞際書院提供）

2.

然而亚洲思想界的想像，绝不是突如其来的，20世纪上半叶，东亚地区的互动算是十分频繁的事情，东京、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都曾经是知识人的汇聚地。“二战”后，除了1950年代万隆会议的“第三世界主义”思路与实践外，民间也有零星的思想界连结与互动的尝试。为了让“亚洲当代思想读本”的读者能有更具历史感的动态理解，不至认为所谓“亚洲思想界”是凭空杜撰，以下将简单地介绍从1990年代开始至今，笔者观察到的亚洲区域内的几个实践，看看前人走过了什么样的路，接下来我们能承接哪些过去的轨迹。

东亚在“二战”后，因为冷战以及各种形式的分化，要形成有系统的对话关系其实是相当困难的，1978年中国大陆宣布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东亚冷战对峙的格局开始松动，到1980年代末期全球冷战结构开始逐步解体，才提供了1990年代以后知识人越界互动的新契机。然而，在1990年代契机出现前，并不意味着“二战”后没有具体的实践，只是很多活动是在各地内部展开的。许多圈内人都知道，在亚洲的批判圈中备受尊重的武藤一羊(1931— )先生，从1970年代起就开始游走于亚洲各地，进行连结的工作，在日本参与建立了不同的民间机构与团体，如《AMPO》杂志、亚太资源中心(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自由学校，至今还活跃于共同创办的人民计划学习组(People’s  Plan Study Group，[PPSG])，出版刊物与专著介入社会舆论。1980年代末期，他发起“为了21世纪的人民计划”(People’s Planfor 21st Century)的大规模连结，提出“跨界参与式民主”的方向，核心思想在于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直接互动。武藤先生的工作横跨思想、社运与教育，纵跨五六十年，是东亚战后民间越界连带的开创性人物，以他为线索进行有系统地研究与分析将是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那霸工作坊」，日本，沖繩，那霸，2013年1月，工作坊討論現場（照片由亞際書院提供）

1980年代初期，亚洲民间出现了一个国际组织——亚洲区域网络方案(Asia Regional Network for  Alternatives， [ARENA])，主要的推手是来自南亚(印度)的积极分子，创办时的负责人是劳伦斯·苏伦德拉（Lawrence Surendra），秘书处曾先后设在马尼拉、香港，后来搬到首尔圣公会大学。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以个人身份参与进来的活动家与学者，知识与行动所构成的张力是这个组织具有生产性的动力源。因为是历史悠久的团体，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三十多年间，ARENA办了许多活动，出版了很多亚洲各地的报告。在另一个层次上，“区域”与“本土”构成了这个团体第二个长期存在的张力，作为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它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发言(如“9·11”事件后的反战运动)，但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参与其中、散布各地的个人，如何与本土连结一直是努力的方向，然而各地条件有很大的差异，横跨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各地的成员很难同步配合。ARENA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强的行动性，2001年“9·11”事件发生，10月份它就连结了亚洲各地的行动团体成立了“亚洲和平联盟”(APA)，很快速地对局势变化作出区域性的反应。整体而言，ARENA的存在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过去的活动成果与实践的方法仍然需要被认真整理。

从1997年起，来自韩国、日本、琉球、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与社会行动团体，共同主办了6次“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主要的推手包括徐胜、杉原达、新崎盛晖、陈映真等，会议的目的在于清理冷战体制下国家暴力所造成的长远的历史问题，同时社会的区隔得以跨越使得民间团体能够开始越界学习各地的状况，发现东亚现代史的共同关联。在组织上，由“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形成共同的执行委员会统筹整体，各地成立秘书处(事务局)负责推动当地的参与；在形式上，除了由各地报告各自面对的重要问题外，还需通过现场参观访问、证言会、追悼会等活动，使与会者能够身临其境的学习。1997年在台北举办之后，该会1998年在济州岛，1999年在那霸，2000年在光州，2002年在京都与丽水先后举办。笔者参与了1997年在台北的会议，观察到前所未见的会议运作方式，组织者以高度的意志力，在民间团体缺乏物质条件的情况下，经过各地秘书处的努力，将所有的论文在会议开始前翻译成韩、日、中三种语言，而会议的发言与讨论也是即席同步翻译成这三种语言，这是一般学术会议不可能做到的。6年的6次会议下来，除了各类型的活动外，共累积了上百篇的论文，这些经验与资产也该有系统的研究整理。10年后来看，“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是东亚左翼民间运动团体少有的、如此规模的相互合作、学习与跨越藩篱的尝试，是“思想东亚”的初步体现。

时间上也是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日知识共同体”计划，由备受敬重的沟口雄三(1932—2010年)教授与孙歌共同推动，自1995年起经过两年的准备，于1997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后由日本交流会连续支持了6年的活动。这个计划的重要性体现为是在中日的思想界搭起了一个互动的尝试，参与的人员很广泛，包括学者、记者、编辑、活动家等，试图在对话中触碰相当有冲击性的议题，如民族主义问题、中日两国对于战争不同的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事件等。活动虽然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但是组织者非常有意识地要打破一般宣读论文的形式，希望能创造新的方式深入问题，也因此不断在学习与尝试中寻找更好的互动方式，把这次讨论的不足部分在下一次的聚集中继续面对；虽然议题持续地变换，但是组织者坚持的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创造出能够认识各自问题的契机，同时也能看到相互之间的问题。“知识共同体”计划有很强的地标意义，开启了战后中日之间相当重要的知识互动关系，虽然已经结束了10年，至今却还是很被重视。笔者认为，“知识共同体”计划最具贡献的地方是在实践过程中提炼知识的“方法论”，在文化之间寻找互动的可能性。

「第五屆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暨亞際書院首次年度講座」，日本，沖繩，那霸；2013年6月，會議現場（照片由亞際書院提供）

《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Movements)计划以出版刊物为核心，目标清楚单纯，于1998年开始运作至今近15年。由于文化研究的跨领域性质，以及对社会实践的开放性，刊物虽然以英文为媒介，但是出版的内容为东亚地区现代文化与思想性书写。组织上，除了编辑委员遍布南亚、东南亚与东北亚等地外，最初为组稿于1998年在台北召开的会议，后来也演变成双年会，陆续在福冈、班加罗尔、首尔、上海、东京、达卡、新加坡等地召开。2005年成立了学会，试图将集结范围扩大，使得年轻的学人可以在亚洲通过双年会的平台碰面。2010年成立了亚际文化研究机构的联合会，秘书处设在韩国圣公会大学，联合了近20个学术机构，以暑期班的形式，发展共同课程、编辑读本，期待研究生能够在未来形成跨国研究团队，产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更贴近各地自身的历史与社会。第一次的暑期班于2010年在圣公会大学举办，2012年的第二次由印度班加罗尔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虽然说“亚际文化研究”是一个以英文出版为主的平台，但是它的编辑部曾先后设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与台湾交通大学的亚太／文化研究室。生活在中文世界中，我们不可能只从事英文的知识生产，过去十几年，研究室陆续投入了不少精力组织其他平台，包括链接亚洲地区以华文为媒介的知识社群，也试图连结两岸四地的思想界；我们创办了“思想、历史与文化讲座”，促成亚洲重量级思想者与中文学术思想界对话；我们也持续策划、整理、翻译、出版了中英文的书籍。

两年前即2010年开始启动的“西天中土”计划，是上海艺术双年展的项目，以印度作为方法，透过艺术家与思想者，将印度历史、社会带入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开启中印两地相互参照的契机。计划主要的推手是张颂仁与高士明，笔者参与负责规划“中印社会思想对话”这个部分。因为是以艺术策展的形式来进行，所以邀请来的7位印裔重要思想者于10—12月间的周末早上，陆续在上海美术馆进行专题演讲，下午则由大陆及港、台地区思想界的同仁进行响应与讨论；活动期间共出版了8本演讲者代表作的译本，演讲与讨论的整理资料也正在出版中。2011年的活动形式是以影展为媒介推进社会思想对话。邀请到印度重要的电影史与电影理论家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Ashish Rajadhyaksha)担任策展人，经过8个月的准备，完成了36部电影艰巨的翻译工作，出版了1本印度重要电影理论的读本，展出了包括纪录片、实验电影与故事／剧情片在内的3种电影类型。展出于2011年11月25日起至12月25日止，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4个城市展开，其中包括多场社会思想论坛，2012年上半年又于香港与新竹放映，开创出多个城市巡回影展的活动形式。这个目前还在持续进行中的计划，在大陆与港台地区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定的回响，我们期许在未来能够强化双向的交流，在印度内部进行直接的对话。

最后，2006年召开的东亚批判刊物会议，在《创作与批评》这个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发行量最大的独立民间刊物，创刊40周年庆的时候，由主编白永瑞教授发起，该会议计划并曾经陆续在首尔(2006、2012)、台北(2008)、金门(2010)、上海(2011)、冲绳(2013)等地举行，长期参与的刊物包括《创作与批评》(首尔)、《台湾社会研究》(台北)、《世界》(东京)、《现代思想》(东京)、《冲击》(东京)、《返风》(冲绳)、《读书》(北京)、《热风学术》(上海)、《黄海文化》(首尔)、《区域》(北京)，“亚际文化研究”等。首次会议指出，东亚区域内互动已经在各个层次展开，问题也层出不穷，但是对正在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走向却没有共识，所以会议的主旨是“作为连带的东亚”对“以未来的共同目标为媒介的、在连带意识中可以想像和体现出来的”区域性共识进行讨论。(白永瑞，2006： 221)“东亚批判刊物会议”的特性在于构筑一个以本土刊物为连结点的思想网络。熟悉东亚地区刊物历史的人都知道，刊物的意涵不仅在于通过出版介入社会，更为关键的是围绕着刊物集结知识人所构成的思想界，刊物之间的连带因而有潜在的辐射性作用，将各地的知识圈链接在一起，成为能够开始想像亚洲思想界的前提。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把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合作计划—东亚出版社之间的连带—放在一起来看，似乎意味着区域性的知识生产有着走向整合的趋势。

「2012 亞洲思想界上海論壇」，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2012年10月，韓國學者白永瑞回應沖繩學者新崎盛輝演講（攝影：孫克中，照片由亞際書院提供）

以上简单介绍了亚洲各地的思想界所发起的活动。越界的合作是极其困难的，参与到对话空间中的人难免会带着自身对自己所处社会的理解去认识其他人来自的国度，也就很自然地会造成误解、错位与落差。积极参与的同仁似乎都被迫要培养出一些能力，学习不要任意下判断，学习把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收起来，学习不仅要穿透表面进入别人的社会，还得能充分理解合作对象在他们社会中的多重位置，乃至于具体的工作状况，由此才能比较准确地看到彼此之间的极限与可能，也才能互给空间，作出务实的期待与判断。笔者过去20年间参与这些活动，比较深的感受是，许多国际性的交流有所谓“代表性”的问题，这在东亚(或亚洲)的脉络中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大部分的知识人基本没有与东亚地区对话的动力，有意愿参与的人也大都不会声称代表了自己居住的国度，而只是一个参与到本土知识过程的人加入到越界的对话中；一旦进入这个空间，也得培养把自己“相对化”的能力，才可能进入别人的语境。久而久之，连带的网络本身构成了“互为内部，也互为外部”的契机，我们对合作伙伴的处境有了内在的理解，也就开始对自身的处境有了不同的理解。其实，内部的理解可以是相当偏狭的，因为长期的摩擦与碰撞，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而“外部”的关系有相对距离，因此比较有条件避免掉不必要的情绪与偏见。我个人认为东亚连带实践出现了这个难能可贵的契机，可以更为超脱地看待极为压缩的当下现实，对人、事、团体能够有更公允、更开放的对待方式，构成“既为内部又为外部”的机制。

「2012 亞洲思想界上海論壇」，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2012年10月，觀眾席間一瞥（左，學者鈴木將久；右，學者張志強；攝影：孫克中，照片由亞際書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