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孟以来,咱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咱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其实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品德,且以作品论豪杰。
然而这其实不是说崇高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咱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 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品德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奈如期还清 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咱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非分特别讥讽而引人深思了:文雅的作品其实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品德若何。如斯,你又怎能像孔役夫同样抚琴有数、推演其工资文王;又怎能像孟役夫同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风格意见意义与作者品德未必挂钩,那又何须纠结其品德若何?人类的文明本身 便是宽容的,它重视作品自己。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咱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品德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 它就曾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若何——你无奈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其实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 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咱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觉得,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豪杰。咱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咱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 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品德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文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品德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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