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多伦多第三天上午，在二哥家会齐了他已在外头自立分住的三个儿女及各自的男或女朋友，再分头驱车在十时许到了殡仪馆。此行的使命要在今天完成。
五年前我们曾在这里送别过老爸，今天又要在这里送别老妈。我们家在多伦多没有亲戚，二哥也没有要好到值得告知葬礼的朋友，所以葬礼将会是孤单而凄清，而这却是老妈所不愿见到的，因为，她为自己身后的去处、为这场葬礼，如我已在前面所提过的，曾经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辈子！
母亲在一九六零年初从广州市申请去了香港，此后她一直在香港生活。脱离了国内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箝制，她思想解放得走进了另一个极端---迷信鬼神得走火入魔。为了她笃信的理念---将来身后能升上天堂，她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茹素，虽然其实凡心未泯，还念念不忘大鱼大肉的，譬如，她的素菜都带着很血腥的名字，素鸡，素鹅，等，明明是豆腐皮却硬要做出鸡形或鹅形，以求得到心底深处还潜藏着的对“肉”欲的满足，但实际上她却也真的是严格遵守自己给自己定的铁律，荤腥绝对不碰，葱、蒜、韭等也在严禁之列，所以直到卧床不起之前，她从来是自己的饭自己煮，绝对不碰家里其他人的瓢盆碗筷，当然就绝不会给家人做顿饭了。二哥的同居女朋友几年前新搬进来时不知规矩，用叉子舀了她一匙子花生酱，她立马变脸，嫌那叉子曾经碰过荤腥，让二哥马上给她重买一瓶。不知怎的二哥的女朋友是忘了教训还是没养成习惯，同样的事后来又再发生了一次，加上一些其它的细枝末节，从此二哥的女朋友见到她就躲着走，在她卧床不起的日子里是眼尾余光也不瞅一瞅，遑论倒茶递水争取做个被正式承认的媳妇了。除了长期吃斋念佛、每天早晚燃香长时间跪拜，她还又加入佛堂，捐钱捐物。每到一个地方，从香港到温尼泊、从温泥泊到多伦多、从多伦多的士嘉堡至马克汉姆、从儿子家搬出去住老人公寓到又从老人公寓搬回儿子家......任凭居所多次搬迁，她总能找得着位在各处的佛堂参加进去，二哥就曾多次替她给佛堂送过大米和食油。每逢初一十五，必定参加佛堂的吃斋礼佛活动，每逢参加这样的活动必定去至午夜才回，加拿大冬季的严寒、长夜、暴风雪以及她曾为次此摔过一跤都阻止不了她。老爸因中风，去世前有一年时间卧床不起，除了二哥送的饭有肉（老人院也供饭，但不合胃口），她到老人院探望老爸，喂给他的全是萝卜、青菜煮成的稀粥或汤，老爸不能动，只能喂什么吃什么，但我知道这完全违反了老爸的意愿。这么做的一切，为的就是，老妈说得明明白白的，将来能够上天堂，给一辈子吃惯重盐重油无肥肉不欢的老爸灌几顿素菜汤粥是希望他也能和她一起升天。
除了做足一切准备以便死后可上天堂，母亲还为这人生只有一次的葬礼也早早就做足了准备。不知是因为长期离了家，在她脑海里已经无“家”的概念，还是因为在她的本性里本就无“家”的概念，才造成她对家及家人的淡泊，加上对她的神的沉迷，我长大懂事后明显感到，她对父亲和我们很欠缺爱和母爱。可是，就在这种欠缺中她还又特别的分出男女，对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给予区别对待。多年前我还未结婚以前，曾有一次直截了当的问她为什么重男轻女、为什么对大哥特别的关顾而对我特别轻视？她回答得很明白：那不同啊，将来担幡买水都是靠长子啊！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今天给她“担幡买水”、待会儿将捧着她的遗照走在前面的的不是她的长子而是次子；给她送行的是那个她从不曾重视过、从不曾寄托过希望的小女儿我；自她移民加拿大后二十多年来一直领用着她的退休金的长子却无故缺席。不过，无论长子次子，毕竟是儿子给她做的所谓的“担幡买水”，她这么多年来的良苦用心，也算是值回了。也许她知道自己在女儿们心目中的份量，曾对姐姐和我嘱咐：“妹妹啊（她跟自己的大儿子这么称呼她自己的女儿惯了)，阿幺啊（我的小名），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来呀！”就是希望今天的场面能办得隆重而热烈。
母亲离家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一个比一个小，大哥才十四岁，而最小的我还差一个月不到三岁。都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是棵草，母亲在家庭生活中永远缺席，父亲又不会持家，最要命的还是父亲为了申请到香港去与母亲团聚向单位硬辞了职，家里收入无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那种凄凉苦况不足为外人道。如果我三岁以前的日子不算，从我记事起，包括我在结婚前曾去香港探望母亲在她家住过两个月、母亲和父亲移民加拿大后曾回国在我婚后的家中住过两个月、以及早年母亲在香港和我们大家分隔两地时她数次回家探亲，我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日子总共不会超过半年。记忆中我从不曾吃过母亲做的饭。由于父亲对儿女们疏于照顾，记忆中我从没有在早上上学前在家先吃过早餐，都是老爸给几分钱在路边摊买碟肠粉打发了。二哥较我年长三岁，记忆较明晰，他告诉过我小学时正值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跟不上，多次在冬天早晨上学的路上饿得脸青唇白，至今记忆犹新。五口人(不包括母亲）住的地方仅能放得下两张床外加一张桌子，没有人给按季换洗衣物，家里脏的一塌糊涂，冬天盖的棉被破得一缕一缕象猪网油。我从小面色黑黄，母亲说我不够营养，从香港寄回来特别给我的不是奶粉，而是鱼肝油丸，让我每天吃一颗，直吃的我双腿皮肤起满鳞屑、头发发黄发脆易断，维生素A中毒的症状影响了我一生。居住在香港的姐姐在两年前去世了，她在生的时候我和她常通长途电话，永远不变的话题是互相倾吐苦水，几十年前曾经共同经历过的噩梦总挥之不去仍然需要相互抚慰排解。二哥曾告诉过我，有一次他跟母亲吵嘴，母亲说他不孝，骂他：我养大了你，你没良心！二哥回嘴说：你这样养法，猪也大啊！这次二哥给在香港的大哥通报母亲的死讯，大哥的反应象是街上死了一个不相干的路人。虽然我与大哥年龄相距较远，从不曾详细听过他的故事和抱怨，估计他心中也有自己的一本账。我们兄弟姐妹幼年时候的岁月，曾是那么凄惶，不堪回首。
母亲去香港后的工作一直是在医院做清洁工，先在九龙医院，后转到大屿山医院。因为是政府医院，她的编制算是香港政府的公务员，后来申请到政府的廉租公屋，二十多年前退休后也能领到每月一千多港元退休金。据姐姐说开头那些年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她还有寄一些米面糖油回家，但自我有记忆后就不曾见过，不过每月一百元港币家用总是有的，虽然常常不准时，害老爸为那年头仅能折成三、四十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引着长颈等待，每日查看信箱是否有汇款通知单。我曾经以为母亲一个人在外面很苦，她常常吹嘘香港是购物天堂，全世界好的东西都运到香港卖，香港的东西多便宜多便宜，但她回家探亲带回来的多是一些不能引人激动的东西：旧的衣物，破了洞的床单等；虽然也有新的，但都不是我的尺码，后来我大概猜得出是她的工友或朋友们淘汰给她的。那时候香港人称回内陆叫“返乡下”，趁谁家有人“返乡下”，就把自家不要了的东西送出去，做顺水人情。记得有一次新的东西里有一个大得连叶子楣都撑不满的胸罩。食物方面会带一些散装的小饼干和糖果，几包红豆或花生，每次必有的是一些干鱿鱼、虾米和冬菇，这些是最值钱最实用了，但都是先分派给各路亲戚，最后才留下一点给自己家里。那些年对港澳同胞回国，有几大件几小件电器免税额，她从没占用过，哪怕买回来让我们转手卖掉赚取差额。我长到二十几岁了，她从没给我买过一块手表，即使免税，且比在国内买划算。所以我一直猜想她的经济情况一定不好，从没敢象其他普通人家的女儿向母亲撒娇那样向她开口要东西。我太幼稚，从没有联想到她的穿戴。她的双手都带着戒指，金的，翡翠的，钻石的，我都见过；金项链、金手链、玉手镯，戴在身上，一件不少，常常变换。虽然只是一个医院的清洁工，每次回来都是一身的珠光宝气。姐姐和大哥在一九七零年先后偷渡到了香港，对她的生活有所了解，真相是她在香港爱好买珠宝，穿漂亮衣服，打麻将，花钱拜神，喜欢吃榴莲以至撑坏了需要进医院。自己对儿女疏于照顾，还常对人自夸：“我D仔女都好叻架，跌落地就大架嘞。（广东方言：我的儿女都很厉害的，自己掉下地来就长大了）”她虽然所挣不多，却把有限的资源大部份用于自己无谓的嗜好上，全不知自己的光鲜亮丽背后是儿女们道不尽的辛酸。
生活已经苦难，更苦的是我们还因为母亲这个“港澳关系”背上了沉重的黑锅，在那个讲究家庭成份和出身背景的社会里受尽歧视。不过这个内容在此先暂且打住，改在下篇《关于父亲》再提。
我们到达的时候，灵堂已经布置好了。这个殡仪馆是一家白人的家族生意，但专门雇请了一对姓曾的香港人夫妇料理华人移民的丧礼。在二楼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母亲的灵柩停在前部离墙边约一米处，离灵柩几步远是七、八排椅子。灵柩的一半盖子开着，露出母亲上半身。母亲被化了淡妆，穿一件黑底绣花镶红边的缎面衣服，双手交叠在腹部，仰面躺在那里，虽然已经老得象一具包了皮肤的骷髅，但还算安祥。我问二哥这衣服是哪来的？二哥说是从妈的东西里翻出来的，因买殡仪服务套餐时曾先生吩咐要带逝者的衣服。我从不曾见过母亲这件衣服，她现在穿上真的太合适了，也很合身，说不定这也是她的慎密计划之一。灵柩两旁各摆着我和二哥两家人献的花圈，大哥和姐夫家没来人花圈也缺席，棺木面上近中心处是一束红玫瑰。在灵柩前曾先生已经专门给安放了一张供桌，上面摆了一只香炉，三只小小的茶杯，二哥按曾先生的吩咐在香炉前摆上三碗白饭，左右两边各摆上堆成品字形的苹果和橙子，又自作主张加放了一碟斋菜和一盘老妈爱吃的炒河粉，一切停当，然后我们大家坐在排椅上静默地等候。
我们是在期盼会有更多的人出席吊唁，为母亲壮行色。为此，我和二哥以及老夫子昨天专门去了一趟母亲的佛堂，按照他们的礼俗给他们的神及点传师各磕了一千个头（说是一千，仪式主持人数得飞快，让人绝对跟不上节拍的，一点诚意也没有)，说这样做，他们的神会把母亲带到她要去的地方。点传师允诺他会带一些人来出席。母亲有一个干儿子夫妇应该也会出席。二哥还又在某商场一个修理钟表眼镜的小铺位寻着了母亲曾相与的一个麻将朋友，她说她要看店走不开了，但会通知谁谁也会来。我们等了一个来小时，期盼中的人们果然都出现了，一下子来了十二、三人，加上自家的人，灵堂里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母亲应该可以告慰了。然后曾太太站到祭壇旁，指导大家按亲疏关系先后分批上前烧香、叩头、敬茶，再捧着一盆盆铝箔折的金锭银锭走到灵堂后部塞往壁炉里烧给逝者。金银锭的费用是包含在殡仪服务套餐内的，二哥另外又买了许多冥钱，面额印着千万、亿、十亿的，一生爱钱的母亲如果泉下有知，一定笑不拢嘴吧！
曾太太问我们有没有人要说话，大家不置可否。点名问二哥，二哥说没有；点名问我，我摇摇头。说话？说什么话？在逝者的灵前数说她的不是有失厚道，但若要我说如何如何的爱和思念母亲却不是事实我说不出口。我知道母亲对我们大家都不满，就象我们大家都曾对母亲不满一样；我知道我们确实曾经不孝；但这一次二哥四处奔走，努力把事情办圆满、我撑着手术后还未完全复元的身体，和老夫子两人花费一千多美元在路上折腾一整天专程赶来，这应该也算尽到了人子（女)的责任了。
最后，两个白人职员进来，在二哥双手捧着母亲遗像前导下，把母亲的棺木推出灵堂由电梯送下到大堂门口，由四个男人：母亲的两个男孙、干儿子、孙女的男友扶上灵车（老夫子没有参与，因为脊椎动过手术不能使劲)。众人一溜开车跟着，驶到四十五分钟车程处的一家火化场。在焚化炉旁的一个小厅里，在曾先生主持下再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各人最后对着棺木再叩一次头，把红玫瑰一枝枝摆上。我看到侄子女们眼里泛着泪光。然后，小厅的一道双扇大门洞开，出来一个职员把棺木推进去，转个九十度角再推进炉膛，嵌有一个小玻璃窗的厚厚炉门随即被关上。
在职员的指导下，象五年前送别老父那样，二哥揿下了按钮。
祝愿母亲真的能到达她曾经那么渴望想要去的那个天堂。
母亲分给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每人一份珠宝首饰。这是我的那份。按照母亲重男轻女的行事规则，我敢肯定这份应是最少的。我看出来那只玉手镯是假的，只是一块染色石头。有一只玉耳坠的玉石被镶裂了。我不是要挑剔母亲送我的东西，只是想说明，母亲在这上头花了多少冤枉且无谓的钱！她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兄弟姐妹们最需要食物和衣服及住房的年代陆续买下的，如果当时换成衣服和食物寄回家里该有多好！可惜她送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现在当垃圾一样塞在一个盒子里丢在某个抽屉的角落。
姐姐临摹的名画。姐姐代替母职照顾过我很多，可惜她已经不在了。
姐姐临摹的名画。她从小爱画，曾不知天高地厚的想进美术学院。她不知因母亲在香港的关系，她注定会被打入另册。
姐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曾跟业余班学过绘瓷，这是她的习作。
姐姐的习作。烧制是在学习班上老师的炉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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