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续在《中国书画报》第三版读到一些学者、书家关于宋代书法家米芾《紫金研帖》写作背景的一些争论。
如2009年3月5日，甘典江先生文章《清高与高洁》，甘先生从《紫金研帖》释文“苏子瞻携吾紫金帖去，瞩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证明米芾“清高”与“爱研如命”。
后又于2009年4月20日，吴越先生文章《也谈米芾》，认为米芾《紫金研帖》不仅不能证明米芾的“清高”与“爱研如命”，反而表现了米芾的龌龊。此帖其实是米芾在政治风浪中与亦师亦友的
苏轼“划清界限”的“宣言”。
唐南山认为两位先生说的都有道理，至于历史上米芾写这个帖时到底在想什么，恐怕永远也难说清，即使是说对了，也未必能证明。
唐南山认为米芾还应该算是心地善良的。从历史上看，没看见米芾害过谁，顶多也只能算明哲保身，但求自保。看到别人落井，您不扔石头，也算是善良！并且米芾以颠、痴的假面游走于宦海，让我们觉得米芾很可爱！
一个人总是不能离开时代！因此对于米芾与苏东坡关于“紫金砚”的恩怨情仇，也要两方面的来看。
在米芾与苏东坡生活的那个年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呀？那是个出“梁山好汉”的年代！按照《百家讲坛》鲍鹏山先生的说法，当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的“黑社会”！
“淫朋嬖党初相慕，濯发洒心求易虑”（见米芾《蜀素帖》）。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了少数利益集团，这些奸臣为了达到共同利益时，一致对外形成嬖党、不惜残害忠良祸国殃民，形成了有战斗力的、坚强的、团结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集体，而在为了争取个人利益时又形成了以权臣或宦党，条理清晰、又盘根错节的独立黑恶帮派，在朝堂上满嘴仁义道德，大肆歌唱国家富饶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而私底下则心狠手毒，卑鄙龌龊，残害忠良，鱼肉百姓，以残酷剥削老百姓为己任，以加速国家灭亡为理想，对外敌不惜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对人民严酷镇压，斩草除根，逼上梁山。
在宋代如此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正直善良、可爱的米芾又能如何？让他去“我以我血荐轩辕”吗？我想我们不希望，既使他去了也没用，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只是徒费了性命，对于那些为了正义、真理敢于付出生命的勇士，我们歌颂他、赞美他，但是对于那些能在如此环境下做到保存自己生存下去，不做无谓的牺牲，并且能够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做到不去坑害别人的一个好人的最低底线，我认为依然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烈士太多了，一个对老百姓残酷剥削的政权必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再搭上一个“米学士”。
元祐前后，势成水火！以司马光、苏轼、
黄庭坚为首的一派，后来被蔡京、高俅、童贯称为“元祐死党”！因此如果米芾此时不和苏东坡划清界限的话，那么米芾准是被打击的对象！
别看宋徽宗杀奸臣犹豫，要是杀忠良，那他刀磨得快着呢！忠臣他也没少杀！岳飞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岳大将军都被干掉了，何况一个小小的米学士！
米芾算得了什么呀？不过是个乳母的后代，也就是奶妈的儿子！幸亏宋徽宗喜欢书画（“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宋徽宗题画《白头翁》诗句），要不米芾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出头的机会！
也因此米芾知道感恩！“当日蒙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见米芾《珊瑚帖》）。
米芾也曾经认为书画艺术只是雕虫小技，不应成为人生志向，这一点也与东汉杨雄相同。“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见东汉杨雄《法言》）。米芾的志向是一个真正文人的境界，在古代文人是有特定意义的，不是一个能写几句诗、画几笔画就能成就的。而是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远大抱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写道“天使残年司笔砚，圣知小学是家风”，“长安又到人徒老，吾道何时定复东，题柱扁舟真老矣，竟无事业奏肤公”。因此米芾也还是有抱负的，只是没赶上好时候而已！
艺术对于社会只能起个陪衬作用！总不能都像李太白似的“力抵卿相”，但是也只不过是个“待诏”而已！因此米芾识趣！
所以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米芾只能寄情书画，吟风啸月，见石就拜，口称“大哥”，抱起砚台就跑，不惜弄得满身墨汁，装疯卖傻，冬天跳到冰冷的水里去洗净污秽，被人戏称“洁癖”。实际上他洗也洗不干净，因为他洗净了身，但洗不净心。因此米芾只能用外表的疯颠来伪装自己，而将内心的压抑付诸笔墨。
所以米学士也就“手把秋英缘底事，老来情味向诗偏”《蜀素帖·重九会郡楼》， “仕倦成流落，游频惯转蓬”、“秋帆寻贺老，载酒过江东” 、“却怜皎皎月、依旧满船行”（见米芾《苕溪诗帖》）了。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米芾向苏东坡后人要回“紫金帖”这件事，可以理解。
2009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