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续在《中国书画报》第三版读到一些学者、书家关于宋代书法家米芾《紫金研帖》写作背景的一些争论。
如2009年3月5日,甘典江先生文章《清高与高洁》,甘先生从《紫金研帖》释文“苏子瞻携吾紫金帖去,瞩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证明米芾“清高”与“爱研如命”。
后又于2009年4月20日,吴越先生文章《也谈米芾》,认为米芾《紫金研帖》不仅不能证明米芾的“清高”与“爱研如命”,反而表现了米芾的龌龊。此帖其实是米芾在政治风浪中与亦师亦友的
苏轼“划清界限”的“宣言”。
唐南山认为两位先生说的都有道理,至于历史上米芾写这个帖时到底在想什么,恐怕永远也难说清,即使是说对了,也未必能证明。
唐南山认为米芾还应该算是心地善良的。从历史上看,没看见米芾害过谁,顶多也只能算明哲保身,但求自保。看到别人落井,您不扔石头,也算是善良!并且米芾以颠、痴的假面游走于宦海,让我们觉得米芾很可爱!
一个人总是不能离开时代!因此对于米芾与苏东坡关于“紫金砚”的恩怨情仇,也要两方面的来看。
在米芾与苏东坡生活的那个年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呀?那是个出“梁山好汉”的年代!按照《百家讲坛》鲍鹏山先生的说法,当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的“黑社会”!
“淫朋嬖党初相慕,濯发洒心求易虑”(见米芾《蜀素帖》)。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了少数利益集团,这些奸臣为了达到共同利益时,一致对外形成嬖党、不惜残害忠良祸国殃民,形成了有战斗力的、坚强的、团结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集体,而在为了争取个人利益时又形成了以权臣或宦党,条理清晰、又盘根错节的独立黑恶帮派,在朝堂上满嘴仁义道德,大肆歌唱国家富饶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而私底下则心狠手毒,卑鄙龌龊,残害忠良,鱼肉百姓,以残酷剥削老百姓为己任,以加速国家灭亡为理想,对外敌不惜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对人民严酷镇压,斩草除根,逼上梁山。
在宋代如此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正直善良、可爱的米芾又能如何?让他去“我以我血荐轩辕”吗?我想我们不希望,既使他去了也没用,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只是徒费了性命,对于那些为了正义、真理敢于付出生命的勇士,我们歌颂他、赞美他,但是对于那些能在如此环境下做到保存自己生存下去,不做无谓的牺牲,并且能够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做到不去坑害别人的一个好人的最低底线,我认为依然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烈士太多了,一个对老百姓残酷剥削的政权必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再搭上一个“米学士”。
元祐前后,势成水火!以司马光、苏轼、
黄庭坚为首的一派,后来被蔡京、高俅、童贯称为“元祐死党”!因此如果米芾此时不和苏东坡划清界限的话,那么米芾准是被打击的对象!
别看宋徽宗杀奸臣犹豫,要是杀忠良,那他刀磨得快着呢!忠臣他也没少杀!岳飞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岳大将军都被干掉了,何况一个小小的米学士!
米芾算得了什么呀?不过是个乳母的后代,也就是奶妈的儿子!幸亏宋徽宗喜欢书画(“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宋徽宗题画《白头翁》诗句),要不米芾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出头的机会!
也因此米芾知道感恩!“当日蒙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见米芾《珊瑚帖》)。
米芾也曾经认为书画艺术只是雕虫小技,不应成为人生志向,这一点也与东汉杨雄相同。“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见东汉杨雄《法言》)。米芾的志向是一个真正文人的境界,在古代文人是有特定意义的,不是一个能写几句诗、画几笔画就能成就的。而是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远大抱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写道“天使残年司笔砚,圣知小学是家风”,“长安又到人徒老,吾道何时定复东,题柱扁舟真老矣,竟无事业奏肤公”。因此米芾也还是有抱负的,只是没赶上好时候而已!
艺术对于社会只能起个陪衬作用!总不能都像李太白似的“力抵卿相”,但是也只不过是个“待诏”而已!因此米芾识趣!
所以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米芾只能寄情书画,吟风啸月,见石就拜,口称“大哥”,抱起砚台就跑,不惜弄得满身墨汁,装疯卖傻,冬天跳到冰冷的水里去洗净污秽,被人戏称“洁癖”。实际上他洗也洗不干净,因为他洗净了身,但洗不净心。因此米芾只能用外表的疯颠来伪装自己,而将内心的压抑付诸笔墨。
所以米学士也就“手把秋英缘底事,老来情味向诗偏”《蜀素帖·重九会郡楼》, “仕倦成流落,游频惯转蓬”、“秋帆寻贺老,载酒过江东” 、“却怜皎皎月、依旧满船行”(见米芾《苕溪诗帖》)了。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米芾向苏东坡后人要回“紫金帖”这件事,可以理解。
2009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