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绘画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它度过了社会转型，饱受了外患内乱，经历了文化革命，遇到了西风冲击。因此山水画在这百年间也发生了与之相应的明显变化。在二十世纪的前叶，“海上画派”中的赵之谦、任熊、任薰、任颐、任预、虚谷、蒲华、吴昌硕，以其各具特色的绘画打破了清代嘉庆、道光以来沉寂的画坛局面，为下个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民国初年，“海上画派”和以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为代表的“岭南派”、以金城、陈师曾、姚华、于非厂、汪溶等为代表的“京派”，呈三足鼎立的态势。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画近世发展的弊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批判，康有为指出了“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陈独秀提出了“要革王画的命”，因次鼎立的三足得到了时代新文化的拥护。

海派中的最后一位大师吴昌硕虽以花卉为主，但间作山水，精于画理，笔含篆法，墨韵深厚，其画影响到王震、陈师曾、齐白石。陈师曾早年留学日本，画山水勾多皴少，瘦骨嶙峋，“笔简意饶”，不入“四王”规范。陈师曾平生贡献教育，奖掖后进，对齐白石帮助尤多。齐白石的山水以《借山图》最为知名，所写出于胸臆，突破人间程式。

京城的另一山水名家溥儒，画宗南宋各家，由得马、夏遗意，淡雅秀逸。而与之齐名的张大千，早年涉猎各家，画路宽广，写蜀中山水，富有新意。金城于1919年在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留学英国法律的金城任会长。金城以摹古而著称，山水学戴熙笔法，而近陆恢风格。有《画学讲义》行世，追随者众多。后来其子继承遗志，成立“湖社”，影响直至津门。此系统的花家胡佩衡、秦仲文、刘子久、陈少梅、惠孝同、溥松窗、吴镜汀、周元亮等，又都在五十年代的新山水画改革中作出努力。岭南的“二高一陈”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对于绘画的革新也是不遗余力，他们吸收日本画的风格，融会中西，所写山水常以写生为基础，并表现许多现代生活中的事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虽然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受到许多非议，但仍然在民国绘画史占有一席之地。

民国时期有一大批自海外学成归国的画家致力于国画的改良工作，他们学贯中西，以徐悲鸿为代表，提出了建立“新国画”的主张。但是民国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没有来得及进行具体的艺术实践，其思想主旨就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新的时代要求所代替。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对文艺的高度重视，显示了史无前例的力量。他提出了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向，因此以反映新生活的“新山水画”在五十年代成型。五十年代初的国画写生作为“新山水画”启幕的开场锣鼓，为国画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找到了摆脱旧法的方法，在此过程中，表现建设生活，革命圣地和毛泽东诗意成了“新山水画”的三大主题，傅抱石、李可染、秦仲文、钱松喦、关山月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画家，在一个又一个运动的刺激下，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产生了大量作品，而集体合作和幅画巨大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五十年代更有像黄宾虹、齐白石那样的一代宗师，仍然在传统的笔墨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山水画风格，并影想着后人。而林风眠则依然在他的西学基础上构造自己的山水或风景。“文革”期间，过于强调题材的时代要求所形成的社会风尚，使山水画出现了畸形的发展，传统得到了重视，这是历史的反拨。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后，人们至少在理念上得到了对于山水画发展的基本认识，中国的山水画又面临新的世纪。

值得提出的是，现代台湾山水画，除了渡台三大家张大千、溥濡、黄君壁早有成就之外，以江兆申及门人周澄、李义弘为代表的“江派”绘画，在扎实的传统基础上开一代新文人画风气，亦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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