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
滕德永（1979-），男，山东聊城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宫廷历史与文物研究。
摘要：热河之行，是清帝巡幸天下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康熙为始，康熙、乾隆和嘉庆皇帝频繁巡幸热河，加强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皇帝巡幸热河极为隆重，但其具体的筹备情况史书记载颇为简省，其实过程非常复杂。内务府各衙门备带的物品品类繁杂，数量众多，且要精心包装，以满足各种需要。前期的精心准备克服了交通的不便，减少了对地方的依赖，满足了皇帝在热河的各种需要，保证了皇帝在热河各项事务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巡幸热河的准备活动还为清帝巡幸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巡幸；热河；嘉庆；内务府；准备
自康熙皇帝为始，康熙、乾隆、嘉庆皇帝频繁巡幸热河，木兰秋狝，山庄避暑。这使得清帝巡幸热河的周期颇长，且随行人员众多。对于清帝巡幸热河问题，学界成果颇丰。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清帝的热河活动在治理边疆、团结周边少数民族的功用[1]，有的探讨清帝木兰活动的交通情况[2]，有的则研究清帝木兰的绘画[3]，还有的探讨木兰活动对环境的影响[4]。综合而言，对清帝热河活动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但这也只是局限在木兰围场的设立、功用等方面，对清代如何筹备皇帝巡幸热河活动的研究则尚付阙如。
木兰秋狝图
这主要因为档案的局限。内务府承办了皇帝出巡主要事务，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部分档案未能整理出版，利用不易。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堂呈稿及内务府来文档等进行了数字化。这极大的便利了研究的利用。在这些档案中，关于皇帝出巡的记载数量很多。笔者结合相关档案文献探讨其筹办情况，厘清二者的功能，以深化对清代皇帝巡幸热河问题的认知。
一、 清帝巡幸热河概况
中国古代的巡幸制度产生的时间较早。《尚书》有言：“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5]127《孟子》亦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6]2675秦统一中国后，皇帝制度确立，巡幸制度为各朝沿用。至清代，清帝的巡幸活动更是极盛。
顺治初年，由于皇帝年幼和清朝统治者致力于王朝统一战争，尚不具备巡幸的条件。顺治皇帝亲政后，于顺治八年四月北巡蒙古。不过，终其一朝顺治所进行的巡幸活动次数有限，但却制定了相应巡幸制度，是有清一代皇帝巡幸活动的开端。
康熙时期产生了木兰秋狝制度。康熙二十年三月，皇帝陪同祖母孝庄文皇后去遵化温泉，此后又出喜峰口，入宽城、锡尔哈河、阴河等地考察。既而，康熙帝决定在此设置围场。当时，清政府正在平定漠北蒙古。通过围猎活动，不仅可以使八旗官兵既习骑射，又习劳苦，用亦保持八旗官兵骁勇善战的传统，抵御骄奢颓废等恶习的侵蚀，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同时，每次举行木兰行围时，各地蒙古王公贵族也要率领部属参加。借此机会，皇帝可以定期与其会见，以便巩固和发展满蒙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康熙皇帝对木兰秋狝活动非常重视，几乎每年皆至。晚年，他曾回顾自己的狩猎成绩，“自㓜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7]781
为了配合木兰行围的需要，也更是为了皇帝处理政务与修养的需要，清帝又修建了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由此，避暑山庄不仅成为康熙、乾隆等皇帝重要的消暑圣地，而且是清代联络、团结蒙古诸部的重要场所。乾隆皇帝曾言避暑山庄乃“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8]
雍正时期，因为种种原因，雍正皇帝并未举行木兰行围活动。乾隆皇帝效法圣祖，坚持木兰秋狝活动。乾隆帝自幼深受康熙帝教诲，其言行对弘历产生了深刻影响。乾隆帝曾言“予小子自十二岁，蒙皇祖恩，养育宫中，……敬惟昔日时巡之意，更值四方宁谧之时，实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圣祖之家法”[9]734-735。乾隆六年，乾隆重述巡幸木兰的重大意义：“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方知勇、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巨。”[10]961并于是年七月，首次北上木兰秋狝。终其一生，频繁巡幸木兰，少有中断。
木兰秋狝图
嘉庆时期，尚保持了前朝木兰秋狝的传统。嘉庆皇帝曾言：“自乙酉六龄时，随驾至木兰”，“及岁行秋狝，恒侍行幄”[11]66。这表示嘉庆为皇子时，即已经随驾巡幸木兰。嘉庆皇帝以此言其重视木兰秋狝。在其登基之后，由于乾隆皇帝仍然在世，且年事已高，并未举行木兰秋狝大典。并于嘉庆七年首次秋狝，此后又多次言木兰秋狝的重要。嘉庆八年八月十五日，上谕内阁：“我圣祖仁皇帝肇举行围，著为令典。世宗宪皇帝在位十三年，虽未出口行围，曾特降谕旨'以后世子孙当习武木兰，毋忘家法’。皇考高宗纯皇帝钦承世德，岁时秋狝肄武习劳，绥怀藩服，垂训谆谆，万世所当法守。朕缵绍丕基，式循前典。”[12]301嘉庆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内阁，“木兰秋狝行围，所以肄武怀柔，我朝家法相承，百有余年行之勿替。朕恪守成宪，不敢废弛”[13]323。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上谕内阁：“木兰秋狝肄武习劳，亦必当恪遵成宪，永守勿怠。”[14]349-350至嘉庆以后，道光等皇帝未再举行木兰秋狝，延续了一百余年的这一盛举宣告结束。
有清一朝，清帝巡幸热河非常频繁。康熙时期，玄烨木兰行围48次。乾隆一朝，弘历北上秋狝52次。嘉庆皇帝较少，但亦多达19次。
与其他出巡活动相比，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出行周期长。康熙时期的木兰秋狝活动，其停留围场和行宫的时间前后有所变化。前期基本在两个月左右，后期曾一度达到了五个月之久。乾隆时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时亦长达三五个月。嘉庆帝巡幸木兰亦基本维持在两个月左右。其二，出行频率高。在清帝的诸多巡游活动之中，巡幸热河最为频繁，几乎每年皆至。其三，处理事务繁多。每逢皇帝出巡，扈从人员众多，除皇太后、妃嫔、皇子外，还有亲王宗室、内务府各衙门、内阁和六部官员，以及众多的禁卫与服务人员。而且为了礼制需要，还要备带相关的卤簿仪仗，数量众多。
木兰围场
皇帝出巡事关重大，无论是内务府还是各部院都要积极筹备，以为保障。对此，史书语焉不详，清宫档案亦详略不一。尤其是乾隆以前的记载颇有缺失，不能从中管窥全貌。嘉庆一朝，虽然历时稍短，但记之颇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筹备活动基本都是遵循前朝成案办理，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嘉庆朝的筹办事宜，也可以推知前朝情况。
二、内务府的筹备活动
综合而言，内务府的筹备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端。
首先，出巡物品的备办，主要是皇帝的御用物品。御膳食材是重要的物品之一。据乾隆年间档案显示，皇帝巡幸热河时，内务府备带的御膳物品众多。乾隆五十六年，弘历巡幸热河，备带“干果等件十五项，米面糖油酒醋等件一百十二项，干鲜腌菜清酱等件三十九项”。至于其余年份，内务府备带物品亦基本如此，偶有差异。乾隆四十八年，所携带物品干果、清酱等品类相同，只有米面一项共计108项。这里仅仅开列了内务府携带御膳用品的类别，并未详细书明相关物品的数量，不能彰显筹备的具体情况。
嘉庆年间的档案则给出了详细的清单。
米面一项。嘉庆九年，嘉庆巡幸热河，内务府备带“新京米十五石，玉米七十五石，水米一百三十五石，高力江米四石，江米八石，白芝麻酱二百五十斤，红芝麻酱八百斤，上老米七石，也以米六石，黄小米六石，菜豆六石，澄沙七石，芝麻五石，白盐三千斤，豆粉一千五百斤，上面二千五百斤，二面四千五百斤，香油三千五百斤，苏油一百五十斤，黄米六石，红豇豆五石，豇豆（左豆右两）一石，麦粉八十斤，麦身五斗，红小豆二石五斗，豌豆（左豆右两）二石五斗，梁谷米五斗，以仁米二斗，黄豆四石五斗，炒正米一石，红高粱米二斗，胡米七斗，生糜米三石，熟糜米七斗，生稗米一石，熟稗米五斗，仓米三石五斗，生秤米四斗，炒碎米五斗，拉拉米六斗，白豇豆六石，白小豆四斗，青豆二石，红京米四斗，秤米一斗，豌豆一斗，茶豆一斗，蜂蜜一百五十斤，黑盐四百斤，糖稀三百斤，蓼花七十包，红紫粉七十包，大麦米四斗，麦子一百五十石，洗面筋面一千五百斤，做豆腐黄豆二十八石，滩锅渣菉豆二十二石，生豆菜菉豆三石，生豆瓣青豆三石，漏水粉菉豆粉三百五十斤，共重十万八千余斤。”嘉庆十一年，皇帝巡幸热河，饽饽房备带上面7700斤，猪油950斤，黑枣670斤，香油1100斤，白糖1200斤，桃仁670斤，澄沙330斤，芝麻330斤，冰糖420斤，盆糖750斤，白糖5200斤，黑糖650斤，八宝糖20斤，核桃20斤。
干鲜菜蔬一项。嘉庆十二年巡幸热河，备带白菜250斤，菠菜100斤，葱150斤，莙荙菜30斤，香菜15斤，芥菜50斤，芹菜30斤，生菜20斤，萝萄菜20斤，韭菜35斤，茄子400个（每3个1斤，每100个33斤），豆瓜150个（每3条1斤，重50斤），水茄90个（每3个1斤，重30斤），倭瓜50个（每个5斤，重250斤），丝瓜60条（每5个1斤，重12斤），瓠子50条（每条1斤，重50斤），冬瓜50个（每个5斤，重250斤），苤蓝80斤，胡萝萄50斤，腌倭笋250斤，豇豆角120斤，扁豆角120斤，白王瓜200条（每4条1斤，共50斤），蘑菇600斤，木耳150斤，黄花300斤，小根菜50斤，芥面160斤，盐600斤，腌胡萝萄600斤，闲瓮菜4000斤，高丽清酱9坛（每坛60斤，重540斤），腌白菜9坛（每坛60斤，重540斤），腌芥菜9坛（每坛60斤，重540斤），腌韭菜9坛（每坛60斤，重540斤），酸菜9坛（每坛60斤，重540斤），腌倭笋900斤。计39样，共重12800斤。
酒醋一项。嘉庆十三年颙琰巡幸热河，内务府酒醋房备带物品众多：酱78坛，清酱22坛，醋22坛，酱菜22坛，玉泉酒10坛，白酒1坛，豆豉1坛，糖蒜1坛，陈醋1坛。以上诸物每坛酱60斤，需用坛筐1个，重40斤，共重15800斤。此外清茶房交出各样随侍酒100余斤，帐房2架，各种用品等物，总重16100余斤。
还有皇帝茶房需用的奶牛58头，膳房需用的羊100只，黑羊4只，格地羊4只，则由三旗羊群拣选肥大羊400只，达里岗肥大羊100只预期送往博罗和屯等处放牧，以供应用。此项应用牛羊与乾隆时期变化无多，仅数目稍有变化。如乾隆时期巡幸热河时需用奶牛为75头，乾隆末期改为50头。
皇帝出巡时，外膳房随围应用“口径一尺六寸，七层蒸笼十副，大席四十领”；饽饽房随围用“口径二尺蒸笼一副，口径二尺圆笼二只”；酒醋房随围应用“有耳荆筐三十个”。此外，还有苫盖“书车用文席八领”。
木兰围场
皇帝出巡热河时乘用圆顶黄车，内务府需要备办两辆。其中一辆备皇帝乘用，另外一辆备用。每次出巡之前，内务府都要详细查验车辆状况。嘉庆十四年，嘉庆帝巡幸热河之前，内务府发现皇帝御用黄车及鞍鞊等物“内有雨水湿渍，油漆爆裂，不堪应用者”，令造办处进行修整见新。
巡幸热河期间，皇帝还要用到车帏诸物。嘉庆十四年，内务府为此备带长顶帏8分，半截顶帏8分，御制纱帷8分，氆氇里帏4分，杭绸里帏4分，羊皮里帏4分，春绸里帏4分，衣素褥8个，葛布褥8个，狼皮褥8个，油单顶帏8分，油单套8分，布套8分，黄布穵单4块，车鞍6副，鞍笼6块，车轴2根，黄箱2个，拐木6对，权木6对，榔头6对，行台1分。
此外，还有皇帝茶房用具、药品、各种香料，数目亦多，不再赘述。
除御用物品外，内务府亦有大量人员随行，也备带诸多日常用品。熟火处备带铁火箱4个，重280斤，铁簸箕4个，重28斤，晾石头铁火架4个，重120斤，铁火夹4把，重24斤，铁火盖4个，重100斤，铁锹、镢头等物重180斤，铁火炉60个，重1020斤，碳灰12口袋，重1920斤。此外，还有黄布帷幔100架，花布帷幔20架，红连二绳140斤，木橛300个，木匠3名，铁鎚4把，以及拉运柴炭印票木箱、帐房、麋鹿等物料，木匠斧、锯、锛等物。
还有随围太监食用粮米。乾隆四十九年，内务府奏准太监等人需用粮米领用办法：所需粮米的一半备带官三仓细老米，另一半沿途按时价采买。问题在于，巡幸途中米价高于京中，内务府又奏请在京中购买，运送热河备用。嘉庆时期亦沿用了既有办法。嘉庆十四年，随围太监约有380余人。按照规定，每名每日食用细老米7合5勺，一日共需细老米2石8斗5升。当时，皇帝巡幸热河，初步估计需时60日，共计约用细老米171石。其一半计85石5斗取自官三仓，其余购自京中，计重25650余斤，需用大车16辆。
太监餐具等物亦需办买。嘉庆十四年巡幸热河时，太监需用蓝花碗500件，大碗80件，汤碗200件，7寸盘100件，3寸碟80件，大铁锅2口，铁勺4把，墩子6块，缸盆8个，皆需购办，共需大制钱20串28文。
其次，地方协作事宜。各类物品准备齐全之后，还必须有运输工具。车辆是皇帝巡幸途中最为重要的承载工具，所需数目甚多。康熙第三次东巡时，“膳房带的菠萝、扁担等物五百八十斤，装一车；茶房带的茶叶、奶油等项六百九十斤，装一车；内管领带的米、面等项三万四千三百余斤，装四十九车……送至伊吞口的米、面等项一万三千六百九十余斤，装二十余车；后来迎、送的米、面等项一万零五百余斤，装十五车”[15]10。这种用车数量在不断增多。巡幸热河为例，每次需车八百余辆，其中茶膳房等处用车最多，“四百五六十辆”。根据清代制度，皇帝巡幸所需车辆由顺天府用“官价预为雇觅应用”。雍正十一年以前京城需用车辆由五城负责雇觅，是年经过鄂尔泰奏请“分州县协办”，议定用车600辆以内，大兴、宛平二县雇觅200辆，通州雇觅200辆，房山、良乡各100辆；若在1000辆以内，除上述五县外，涿州、固安、永清等五县雇觅其余400辆。[16]185乾隆二十六年年终，因南巡即将启程，乾隆皇帝鉴于既有的雇车办法，其“胥役人等多有乘机藉名抑勒需索诸弊，为累闾阎”，为此谕令“嗣后有应备车辆，着交内务府总管大臣交会计司所属大粮庄头等设法官办”。这一办法行之未久，承办庄头即以“庄头散居各州县，地方远近不一，每遇传差，往返途次守候费繁，且庄头等惟知种地当差，不善于营运”，以致“骡马每多倒毙，赔补羸瘦，不堪应用”为由，奏请取消差使。经内务府议奏，仍交顺天府办理。嘉庆年间，巡幸热河依然采用这一办法。嘉庆七年，嘉庆皇帝第一次巡幸热河，计用大车391辆，较之乾隆五十六年少用车105辆。
木兰围场
车辆之外，马匹是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根据清代定例，皇上巡幸热河，自京中启程时，因道路坎坷，青苗在地，每匹御马由地方官各派民夫一名同厩丁等沿途护从。待皇帝出哨时，地方官员即将此项民夫撤回。这直接导致在皇帝出哨结束，御马返京时，仅有厩长和厩丁护送，马多人少，有照顾不周之虞。内务府奏请准许地方官招募的民夫应在御马返京后，始得遣散。
尚需地方官员配合的还有皇帝出巡途中需用的井水、柴炭等物品。皇帝用水需要特供，在宫中时取自京西玉泉山的泉水。皇帝出巡时所用玉泉水，由专人输送，“分为四班，每班派官一员，咨取兵部马四匹，驮水赍送。”[17]皇帝用水有专供，随从人员用水则由地方负责。每逢皇帝出巡之前，主管大臣都要派遣人员考察沿途水源情况。且出巡队伍分为前后两营，前营队伍即有维护水源之责。
在皇帝巡幸期间，御膳房等处所需木柴交由地方供应。出巡之前，内务府委派专人负责热河沿途柴炭供应事宜。在此过程中，为了防止太监人等需索，扰累地方，内务府特别印制了取用柴炭的纸质凭证——柴炭票。事先，内务府会根据皇帝行程估算需用柴炭数量，印制一定数量的柴炭票，发交各处应用。在皇帝回銮后，各取用机构将余剩柴炭票交回，地方则凭据柴炭票奏销。嘉庆二十一年，巡幸热河前营造司发放柴炭票1600张，带往应用。
再次，接待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臣的准备。清帝的热河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图，即团结少数民族首领，以巩固边疆。乾隆时期，清帝又在此接待外国使臣。其八旬万寿期间，安南国王阮光平、朝鲜、南掌、缅甸使臣皆在此觐见。乾隆皇帝赏赐他们观看升平宝筏大戏，烟火表演等。这一成案又为嘉庆皇帝所继承。
对于他们的到来，内务府需要准备诸多事宜。其一，赏赐物品。缎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赏赐物品之一。为了便于运输，这些缎匹皆被盛放在特制的木箱中。嘉庆十四年，营造司即制作了一批备赏缎匹所用木箱。箱子共有两种规格：其一，长3尺，宽2尺4寸，高2尺，椴木寸板箱4个；其二长2尺8寸，宽2尺3寸，高2尺，椴木箱16个。箱子“俱油饰黄色，周身锭铁锔，四角俱用铁叶包裹，安锭合页、钌铞”。此次赴热河朝觐的有哈萨克瓦里苏勒坦的弟弟——台吉多索里苏勒等106人，土尔扈特盟长扎萨克亲王策林乌巴什等5人。嘉庆皇帝还要赏赐衣服、靴帽、坐褥等，也要装载特制的木箱中。箱子长2尺5寸，宽1尺8寸，高1尺2寸，共计12个。箱子“里糊西纸，箱外罩桐油”。还要做赏赐用木盘8个，长3尺2寸，宽2尺，高（连足）4寸，里外糊黄毛边纸。
其二，演唱剧目。在清代，观戏是人们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为了满足热河的演出需要，承德建造了清音阁三层大戏台。嘉庆七年，颙琰亲政后首次巡幸热河，即修整热河切末道具318件。清代皇帝接见少数民族领袖与外国使臣时，经常一同观赏戏剧演出。嘉庆十四年，南府学艺人前往热河备差，需用行李车111两，拉载事务等项需用大车26两，共用车137两。
其三，烟火表演。乾隆朝始，在接见外藩使节时观看烟火表演成为了定例。为此，京中亦要定时制办花炮，送往热河，以供燃放。当时的烟花类别繁多，工艺非常复杂。并且为了燃放效果，还要搭设各种辅助设施。嘉庆十四年决定在八月十四日在万树园燃放烟火，按照嘉庆八年成例预备，“应用中军一字，城一座，随踏跺一座，门球二个，角楼二座，牌楼一座，盆景六座，花架十座，套杆十一根，御路杆十二根，路灯盘十二个，伞头十把，舞栏杆一根，飞火椿十二根，转盘杆十根，随木斗铁信灯墩杌子二十个，铁丝幪一分，盒架一分，随风琴亭一座，灯帘二座，泥花杌子二个，节花椿二个，瓶花杌子五个，飞火高凳二个，随石鼓四个，木香台盏杆各六根，手把菊花溜子各六根，拧铁丝光朱油瓶花套二十个，十六人杉木托盘架二分，抬灯帘托盘架一分，节花架子一个，松木箱子四个，油黄色包锭铁叶钌铞挡火牌十六个。再成做烟火盒子火炮应用起脊荆芭席棚一座，马架席更棚四座。再安放花炮应用水桶、铁马勺等项俱照八年筵宴哈萨克之例预备”。在燃放之前，内务府还要派遣工匠前去查验，若有问题，令工匠即刻进行修正。
最后，行在与紫禁城内府之间的联系。皇帝出巡在外，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有赖于两种途径：其一是宫报，其二是果报。果报是皇帝巡幸期间，内务府要按时呈进鲜果的方式。“内庭之果，各以时而进焉。御茶膳房并皇后、妃嫔应用果品，各照分例随时进奉。如遇巡幸，每次遣六库库使一人由驿驰送果报。除自京三百里以内不议外，其三百里以外，一日能驰逾二百八十里者为一等，于应升处列名，仍赏缎一。能驰二百五十里至二百八十里者为二等，赏缎一。如在二百里内者记过一次，在一百八十里内者责四十。”[18]实际上，果报传送的不仅是御用果品，还有各种紧急折件。乾隆五十年，乾隆皇帝曾谕令将毕沅等奏折抄录全份，进呈御览。内务府驰送果报需要特制的箱子，并且数量相当多。“发果报需用桃槅四百个，杨木盖板五百块，背架五十个，小木牌三百个。”除库中旧存外，实际应制作桃槅260个，杨木盖板312个，松木背架50个，椴木小牌子300个。其中，桃槅圆径7寸5分，高2寸5分；杨木盖板圆径7寸5分，厚3分；背架高2尺5寸，宽1尺9寸；小牌子长3寸5分，宽8分，厚1分。
木兰围场
当然，皇帝出巡的筹备工作实际更为复杂，需要管理大臣详细的统筹，诸多部门精心的准备，为皇帝的出巡提供保障，彰显皇家礼仪，显示中华气派。
三、 热河巡幸准备的特点及意义
康熙、乾隆及嘉庆三帝频繁的巡幸热河，这使得内务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筹办出巡准备活动时可以从容应对。而正是内务府的充分准备，为清帝热河活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一，为清帝的巡幸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巡幸热河期间，清帝不仅要接见朝觐的外藩使臣，还要与各部行围，也要陪同皇太后、皇后等消闲避暑。诸多活动虽不在宫中举行，但一切用度、礼仪皆要遵从定制。热河距离京城较远，且当地物资匮乏，不能满足皇帝及其随从较长时间内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内务府采用了京中备办的策略。这也直接导致其前期准备任务的艰巨性：出巡物品品类繁多，数量巨大。这些随行物品满足了皇帝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令其能够频繁的赏赐外藩、王公大臣、随从官兵及仆役人员，也可开展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与各方人员欢宴。
其二，减少了对地方的依赖。在皇帝巡幸热河过程中，皇帝需用物品基本由内务府一力承办，其由地方配合者主要是预备拉载物品的车辆，行进途中所需柴炭、井水等。即使是车辆，内务府亦几经调整，希望减少对地方的影响。旋因新办法办理不甚得力，而不得不仍交地方筹备。嘉庆七年，因亲政的嘉庆帝要巡幸热河，顺天府尹汪承霈即以民力拮据，“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19]14。其实，汪承霈本意是阻止嘉庆的热河之行。此外，他还直接奏请停止巡幸热河。嘉庆皇帝得悉直隶总督实力雇觅车辆任务之后，对汪承霈的敷衍推诿行为亦未进行处罚，而是裁减巡幸所需车辆，以减小对地方的影响。至出巡前期，又有给事中鲁兰枝以粮食歉收，物价昂贵等情，奏请延期行围。[19]18这些行为都令皇帝在出巡时尽可能的减少对地方的依赖。因此，当时的准备活动以内务府为主，地方为辅。
其三，便于克服交通困难。清帝巡幸热河时，翻山越岭，道路崎岖，行驶困难。经过不断的探索，内务府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解决办法。以骆驼驮运部分物品即是其一。乾隆二十六年，皇帝驾幸木兰，备带茶膳房需用五十五日细粮，内务府即以山路难行为由，奏请将沿途需用的三十日细粮随行携带，其余二十五日需用粮食由武备院“领驼六支，以便沿途递运”。至于牛羊的输送，则从京城输送庄头喂养相结合的办法，演变为京城输送与三旗牧群解送的策略。还有太监等人食用粮米的筹备，虽然最终未能成行，亦是有益的探索。为了保护运输的物品，内务府还制定了包装办法。前文中缎匹的包装匣即为此设置。此外，为易于损坏的器物置办绵布套、细布绵箱等，一些物品装箱时还要填塞棉花、纸张等物品，防止碰撞、损伤。
嘉庆朝的这些筹备办法，延续的主要是前朝成案，几乎毫无创新和发展。嘉庆皇帝所做的仅仅是对既有的制度进行了微调，主要是运输车辆的数目，随从人员用马数量等几个方面。这对巡幸热河的筹备活动影响微乎其微。
四、结 语
嘉庆朝巡幸热河的准备活动的考察，使得清代皇帝出巡的立体画面更为立体的呈现出来，有助于更加清晰的了解皇帝的日常生活。
赏赐是皇帝笼络臣工的重要手段。诸多档案文献中记载的内容，主要是赏赐的物品，至于赏赐的具体形式则较为简省。对于这一问题，内务府在筹办巡幸物品时，将赏赐物品的包装、赏赐所用托盘的材质、形式、尺寸都有详细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是的，在同一档案中，亦有后妃宫分所用的黄盘的形制，除尺寸与赏赐蒙古王公、外藩使节不同外，其余几乎完全一样。
宫中各机构携带的物品亦从侧面反映出皇帝日常生活。尤其是御膳房携带的膳房用具，可以从中管窥御膳房的制作情形。御膳房携带的物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其构成亦反映了皇帝的饮食结构与营养构成，以及为了满足其生活需要，宫中严格的物品分类。至于宫中物品的运输，亦可以管窥当时的包装方式。
准备活动还反映了烟火燃放的细节。自康熙时期，烟火表演即是宫中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当然，烟火表演有着严格的燃放时间限制。至乾隆时期，烟火表演成为皇帝接待外藩使节最为重要的欢庆活动之一。虽然诸多文献中对清宫及其热河的烟火表演活动都有所涉及，但多是旁观者的观察，并不能涉及其背后的运作。内务府在皇帝巡幸热河时的筹备活动则充分展示了这一内容，使得我们深入了解这一历史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巡幸热河活动还为南巡、东巡等活动提供了经验。南巡时，需用车辆实行分路段雇募的办法：自京中至山东，亦由顺天府雇觅车辆；至山东以后，台庄、济宁及江南王家营等处“为车辆聚集之地”，就近雇觅、应用。[20]且在南巡时，内务府也用骆驼辅助驮运。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兵部奏言：
“眀春圣驾巡幸江南，各处驮载什物所需驼只，经部查：据武备院覆称需驼三百五十余只，茶膳房需驼四十余只，途次预备更换驼共七十五只，以上该驼四百六十余只。”[21]
康熙南巡图
还有太监及各衙署等人食用的米粮，巡幸热河时曾经试行就近购买的方式，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但为皇帝出巡其他地方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办法。皇帝巡幸江南、山东等地，沿途经济较为发达，清政府令地方官员组织商人在行营附近贩卖巡幸所需物品。若是水路时，所需蔬菜等物品皆从路从村庄等处购办。
总之，清帝频繁的巡幸热河，内务府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筹备办法，极大地克服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影响，保证了皇帝各项活动的开展，并未其他巡幸活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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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第10册)[Z].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20] 高晋.南巡盛典[Z].卷八十九.
[21] 高晋.南巡盛典[Z].卷九十四.
排版：赵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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