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鸦
显而易见，当下的中国诗坛，一种新的诗学思潮正在成型。有人从阶段论出发，把这种新思潮说成第三次崛起，或说成第四个阶段，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究竟“新”在哪里。诗学新思潮之所以能够成型，必然有其时代背景下的共性。我们不仅要认识新思潮的积极共性，更要认清新思潮所肩负的使命。
◎ 新思潮的共性：中产阶级性
中国新诗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或每一次变革，都有其时代背景下共性，当下正在成型的诗学新思潮也是一样。新思潮不是指具体的哪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从多个诗歌流派的新理念中揭示出来的新共性。或者说，近年来有一种新的共性正不同程度地滋生于多个诗歌流派中。比如可能阵线，比如中国卡丘艺术联盟，还包括一些热衷于观念写作的诗歌流派中的少数觉醒派。我认为，这个新共性就是“中产阶级性”。
今年三月初，伴随着《中产阶级诗选》一书的亮相，以及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概念的提出，诗歌写作中的“中产阶级性”第一次得到明确地揭示和系统地论述。基于“中产阶级性”这一共性，诗歌新思潮得以与新诗以往各阶段的共性区别开来。这一共性也是最贴近当下中国现实的，它反映了中国当下的文学真相。
需要指出的是，“中产阶级性”不是仅从一群写诗的中产者身上总结出来的共性，而是时代的推动力使得各种诗歌写作不同程度地趋近于当下的时代真相，在这种趋近的过程中，某种共性得以彰显。很显然，“中产阶级性”有助于诗人认清发生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各种真实现象，因此，具有了“中产阶级性”的诗歌新思潮并不是意味着抒写中产者的生活状态。有人怀疑中产阶级在中国公共领域的价值体系是否成型，这种怀疑自然有道理，但这与诗歌写作是否具有了“中产阶级性”并无必然的先因后果关系。“中产阶级性”在诗歌写作中的不同程度的体现，却说明中产阶级在中国公共领域的价值体系即将成型。
诗歌新思潮的“中产阶级性”，反映出当下一部分中国诗人的集体自觉，这种自觉性源自他们对当下时代真相的敏感，源自他们坚持的当下性原则。之所以说一部分中国诗人具有了“中产阶级性”，是因为他们能够超越浅层次的草根心态，自觉地去终结盲目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假想的敌对，能够基于道德底牌和民生本位，自觉地去收拾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众心灵残局，能够自觉地修正自己介入当下社会的姿态。而不具有“中产阶级性”的诗歌写作，是不可能推动新思潮成型的。
伴随着学者们对“中产阶级性”的揭示，“中产阶级”一词被引入到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视域，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已经呈现出多维度视角。这既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多维尝试，也是社会学与诗学的合流尝试。“中产阶级”这个词，让很多人谈虎色变，而现在，将“中产阶级”一词引入当下的文学批评视域，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时代而言，已是一种需要。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批评的政治视角完全不同。在中国传统的精英意识里，“阶级”就像一个疮疤，一个家丑，一个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情结，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人谈之色变。所以当“中产阶级”一词引入文学批评视域时，当诗学新思潮的“中产阶级性”被揭示出来时，一如杯弓蛇影，引起一片惊恐和反感。
其实，在一个国际地位悄然巨变的国度，在一个文学精神相应巨变的国度，学者们自然会发现，由于热衷于纯粹审美和形式实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提出社会问题的功能已经退化，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这种功能更是被消解殆尽。所以，将“中产阶级”一词引入文学批评视域，是基于人性、审美、文化诸多视角的文学批评，是基于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具有中国当下时代特色的文学批评视角。学者们在这次关于诗歌新思潮的批评中所开的新风气，甚至有望终结已经碌碌无为十几年的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下时代真相的敏感，并不仅限于诗人。当“中产阶级性”作为当下诗歌新思潮的共性被揭示出来，它就像一根过于敏感的神经，一碰这根神经，无论是官方民间、国内国外、文学内部或外部，都被牵动起来。若是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这根神经能有这么敏感吗？这种敏感的苏醒，意味着大众对时代真相的觉察。其实敏感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来自被妖魔化了的“阶级”一词，它与意识形态对时代真相的默认有关。将当下新诗的发展与这根敏感的神经联系在一起，也并非仅仅源自学者们的创造或“新立场”的诗歌理论及文本，而是时代真相的推动使然。这意味着，具有了“中产阶级性”的诗学思潮已不仅仅是诗学思潮，它正在成为社会思潮。
◎ 新立场的使命：走下观念祭坛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一些诗歌流派具有了“中产阶级性”，它是否就一定能够完成诗歌新思潮的使命？答案是不确定的。那么，新思潮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走出百年新诗的死穴——观念祭坛。
百年新诗一直没有走下观念祭坛。当崇高躺在祭坛上的时候，新诗出现了整齐的欢呼。后来反崇高，看上去整齐的欢呼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整齐的敌视。反崇高的一代其实并未走下观念祭坛，只是换了一副面具。随着时代的演进，这副面具很快就变形了。当下的诗歌新思潮，自然要去终结这种整齐的敌视，看上去它也不会带来新的敌视，但它很可能带来整齐的“和谐”。而整齐的和谐依然是观念祭坛上的一副新面具，它的性质依然没有变。整齐的，绝不是常态的生活真相。
可以说，中国新诗就是源于二元对立的，之后怀着终结二元对立的理想，新诗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反叛，可惜都是僧侣性质的反叛，换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方丈，念的经文没变，结果是不断地从旧的二元对立走向新的二元对立。这也更像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结果无非是换了一个又一个新皇帝。僧侣反叛与农民起义，并没有推倒作为祭坛存在的庙宇或皇宫。近百年来，新诗每一次变革的成果，都是“只换诗人不换诗”、“只见诗人不见诗”。百年新诗的历史实质上并非诗歌史，而是百年诗人史，是观念体诗歌写作的变迁史。当下的诗歌新思潮，其真正意义如果不体现在与观念体这一性质划清界限，它最终只能是续写僧侣反叛的历史，也就是玩“观念A优于观念B”的游戏。当“观念-观念”的圈子游戏遮蔽了常态的生活，诗歌将永远无法真正回到生活现场。
如果换一种口气表达就是：不要以为你反了神反了意识形态你就不是僧侣，不要以为你解构了崇高解构了英雄你就跳下了观念祭坛，你不过是换了一副常人的面具在观念祭坛上继续跳舞。甚至，不要以为你“和谐”了你就不是僧侣，你不过是一个外貌更像常人的温和僧侣。造神、反抗、求和，变来变去，不过是不同的观念体露出的不同舞姿，不过是“观念-观念”的老戏法。
因此不难看出，在“中产阶级性”这一共性的之下，推动诗歌新思潮的各个诗歌流派在性质上并不相同。这种极其关键的不同，绝非简单地表现为诗学观念的差异或创作实践的深浅，也不仅表现为“中产阶级性”的程度大小，而是表现为它是否依然作为“僧侣性质”的观念体而存在。所以说，推动了诗歌新思潮的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或团体，中国卡丘艺术联盟也好，从可能阵线演进而来的“新立场”也好，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也好，其他什么流派也好，它必然具有中产阶级性，否则它就无法推动新思潮。但是，同在“中产阶级性”这个共性之下，如果哪个流派不能与此前新诗各个阶段所未能摆脱的“僧侣性质”的观念体写作区别开来，它实质上依然是旧思潮的延续，依然是观念祭坛上的惯性之物。那它就与“新立场”貌似神离、本质不同。而任何一个诗人，哪怕他是热衷于观念写作的诗歌流派中的少数觉醒派，只要他在“中产阶级性”这个共性之下坚持与僧侣性质的观念体写作划清界限，他就必将是与“新立场”共同去完成使命的诗人。
从“可能阵线”演进而来的诗歌“新立场”，旨在点出中国百年新诗的死穴（观念祭坛），辨清当前汉语诗歌存在的主要问题（伪解构泛滥与汉语传统迷失），指明新诗转型的根本方向（回归诗学本位），倡导新诗转型的五个具体行动（终结假想敌对、收拾心灵残局、修正介入姿态、发展叙述策略、再塑现代汉语）。“新立场”的核心内容总结起来描述就是：走下观念祭坛，回归诗学本位，怀着正直的悲伤，超越浅层次的草根心态，终结伪解构，终结盲目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假想的敌对，基于道德底牌和民生本位，收拾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众心灵残局，诗人不仅要积极介入当下社会，更要修正介入的姿态（即以词语方式介入而非以观念方式介入的中度干预），重建词物关系，发展全新的叙述策略（呈现可能性、实验口语、直接抒写、中度干预、转变语境等），最终实现再塑现代汉语的终极理想。
也就是说，具有中产阶级性的、走下观念祭坛的“新立场”，在性质上与新诗延续下来的观念体写作迥异，它不是其他某种观念体的对立物，这决定了它不是一种新的观念体。基于中产阶级性，“新立场”认清了当下中国社会一切该认清的现实；基于走下观念祭坛，“新立场”真正回到了常人的生活现场。
因此，“新立场”坚决反对将常态的生活事件化、观念化。“新立场”认为：“中产阶级性”仅是当下诗歌新思潮的积极共性，解开中国百年新诗的死穴——观念祭坛——才是新思潮的真正目的和任务。具有了“中产阶级性”的诗歌流派或团体，还需要能够挣脱观念体写作的延续性，真正解开新诗死穴，走下观念祭坛，才有望完成新思潮的使命。“新立场”不是又一次成功的僧侣反抗，因此它不去做新方丈，而是要拆除庙宇；“新立场”不是又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因此它不去做新皇帝，而是要终结帝制。
2009-04-0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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