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附人是指明前期在与北元和鞑靼、瓦剌对峙时，以俘虏和自愿附明的方式内迁的各族移民。有明一代曾先后接纳过数十万的归附人，他们中有回归草原二十余年再度南下的故元官兵，还有来自草原深处的鞑靼、瓦剌，以及东北山林中的女真和西北嘉峪关外的哈密、吐鲁番诸族首领、部民和使臣人等，其人数之众，内迁持续时间之久，涉及民族地区之广，不逊于辽金元清的南迁之势。明朝将这些人数庞大的归附人安置在军事卫所中，这就使归附人研究，不仅有民族关系问题，还涉及军事卫所制度的内容。明代官方文献中，对归附人初入中原之事大多都有记载，但进入卫所以后的史事，却语焉不详。致使入卫以后的归附人研究，囿于史料的匮乏一直难以展开。但在明代档案卫所《选簿》中，却有不少相关信息，本文欲以正史文献与《选簿》记载结合，就归附人在卫所中的安置和任用问题作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安置卫所政策
(一)安置卫所
洪武朝对故元降附官兵的安置，已有多篇文章从明廷对蒙古人政策的角度作过论述，①在此不烦赘举，这里只就明朝安置卫所的目的略作说明。其实，对洪武安置卫所的史事作全面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安置卫所并不只是针对故元蒙古、色目人的政策。
从文献记载看，洪武时期编入卫所的不仅有故元官兵，还有山后人②以及招集滞留中原的故元军户，“俾之编伍”，③而且后两者编入卫所的规模不逊于归附故元官兵。④仅据北平卫所的发展分析，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下元大都后，曾以北征军留守，初设6个卫所守御北平，到洪武八年，北平都司管下发展到18卫3所。卫所迅速发展的这8年，也正是归附人、山后人和招集故元遗民编伍入卫最多的时期，迅速增加的卫所，显然与他们的编入不无关系。据此不难判断归附人编充卫所，不过是朝廷利用故元军兵迅速组建明朝军队的战略内容的一部分。
洪武时期故元降附人的安置去处，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显示，无论降附还是自愿归来的，大致都要送往京师(南京)或南方卫所安置，目的是防止他们与北元内外联络。实际安置南方只是一个方面；明代卫所《选簿》的信息揭示，故元官兵安置北方卫所，尤其北平卫所的现象也非常突出。以往的研究也都提到安置北方这一点，但实录记载泛泛，提供不出更详细的史料，而《选簿》却有非常具体的信息。据纳哈出降人信息较多的13部卫所《选簿》的统计，有124人是洪武末年随纳哈出附明的，他们初入时的安置涉及45个卫所，这些卫所依表1所见，集中分布在京师和5个都司地区。
区域统计的结果显示，北部两都司安置最多，北平都司诸卫64人，北平行都司诸卫17人，两者合计占到总数的65%；其余依次是京师(南京)、辽东和山东都司诸卫均11人，浙江卫所10人，南部、东部和中部卫所的安置都在一成左右，与北部都司相差极为悬殊，而在实录中却感觉不到北部安置的分量。纳哈出部众降明约二十余万人，实录只记载高官分派“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安置，⑤而多不语及中下层故元官兵。这样的记述方法表明，朝廷只关注故元上层。应该说在与元朝(北元)的战争没有彻底结束之前，朱元璋的对手还是元朝(北元)，他用故元官兵组建明朝卫所，与历代政权更迭时的做法是一样的。朱元璋曾就起用故元文臣时说：“自古帝王所用人才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旧人……”⑥朱元璋此言是针对起用文官说的，但组建明朝军队又何尝不是如此。
洪武时期，故元降附人以及滞留中原的故元军户，甚至山后人无一例外被编入卫所，明太祖着眼的是迅速扩充军队抵制北元的复国。但这一政策对编入卫所的归附官兵的影响则是重大的，其后代自是也都成为明朝专执军役的军籍人户。
如果说太祖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迫切需要，不去区别“北人”、“南人”的话，永乐以后却正相反，对自愿内迁，来自北方深处的鞑靼、瓦剌、女真、哈密和吐鲁番等少数民族首领、属民和使臣人等，皆安置卫所优养待之。
成祖的政策也不是无由之举。自北元分裂之后，朱棣以孤立北面蒙古的战略考虑，开始构建东、西两翼屏障。为实现这个战略布局，成祖登位伊始“遣使四出”，外建羁縻卫所，招徕其首领内迁定居，以期内外相维成明朝藩屏。为达到这个目的，安置政策极为优渥。成祖曾言：女真、鞑靼首领携妻带子内迁，“非有资产可仰给”⑦，“非藉俸赐”无以自养⑧。为昭示朝廷恩养之意，除“赐予袭衣采币，牛羊薪米居宅”⑨等定居必备生活资料外，又授以官职，“岁给俸如其官”；⑩即使随行头目和属部人等，亦“升闲(应为‘贤’)良头目，(11)月支米二石”，(12)给食半俸的待遇。
所谓“岁给俸如其官”，是以羁縻卫所官职等同军职领俸。为吸引各族首领内迁，成祖对内迁人多授卫级指挥诸职，为其能食俸丰厚，衣食无忧。如《三万卫选簿》中永乐时期归附女真达官(13)有39人，其中始祖入卫时授官指挥使者2人，指挥同知4人，指挥佥事27人，千户5人，百户1人，有指挥职级者多达33人，占八成的比例。按明制，卫指挥、同知、佥事资格从正三到从四品，俸禄可谓优渥。朝廷不吝授职，是因其职无权，仅为食俸而已。永乐之后归附鞑靼亦相同，“授以官职给以全俸”，(14)“食其禄而不任事”，(15)子孙世袭其职。与洪武充军卒的安置有天壤之别。
永乐内迁人，虽带俸卫所，但不属军户身份，与洪武归附人有本质差异。比如女真内迁首领虽带俸卫所，但又在辽东设安乐、自在州专辖，“以夷俗抚住”，(16)“部落自相统属”；(17)生活上“任其耕猎”，(18)无差无役。(19)内迁鞑靼人等也不例外，“置之畿甸之间，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长”，(20)由卫所带管。(21)总之，这一时期内迁女真及鞑靼人等，无论有无机构专辖，都与卫所有带俸或代管关系，卫所《选簿》中称他们是某某卫“寄住(或‘住坐’)达官”，以与军户相区别。
永乐确立的安置优养政策，长期沿用不废。据李贤“达官支俸疏”奏：“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今在中国则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22)证实了优养达官的程度和真实性。李贤之疏出自正统初年，这表明直到英宗年间优养政策也未曾变化。自从嘉靖军制改革，达官才编入营伍，尽管如此，与一般卫所军依然有别，如“不必拘以常操”，(23)俸粮也比汉官优渥，“汉官本色俸不及忠顺官(即达官)之十一，制为独厚”。(24)
总结洪武与永乐以降的归附人安置，虽说目的不同，措施迥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是从战略需要出发。但不能忽略的是，明初多民族杂居现状对决策的影响。洪武的安置政策，固然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但辽金元数百年形成的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实，使得若强调区别民族，既不利中原的社会稳定，对统治还未巩固的明朝更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否认朱元璋推翻元朝前也曾高举类似“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但那是夺取政权前的舆论造势，是为了打着民族旗号，实现推翻元朝统治的目的。但舆论造势可以，取得政权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也要顺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所以，洪武对降附人安置卫所不刻意甄别民族，也不仅仅是迫于局势的需要，更有深层的多民族杂居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永乐以后带着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山林、草原和西域迁来的各族首领和属民，能在中原聚族而居世代优养，恐怕也需要这样的社会基础才行。
(二)集中安置
洪武的安置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不可以甄别民族，但不等于就没有内外之别，卫所中相对集中编伍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充实卫所的归附人有相对集中安置的特点。这可以追溯到洪武时期。如亲军蒙古卫，后发展为蒙古左、右卫，就是由洪武五年(25)、六年(26)、八年归降的蒙古官兵组成。(27)亲军卫是侍卫军，朱元璋以蒙古人骁勇善战，为人质朴，安置身边随侍护驾。成祖也不例外，“得边外降丁三千”，常立于龙旗宝纛之下，以为三千营。(28)显然这是特例，也仅限于明初。以归附人集中设卫和所的情况实际并不多见，一般主要是百户或总旗的规模。洪武朝归附人在卫所内是如何编伍的，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具体安置中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洪武二十三年置九江卫中左千户所，新所由“本卫余军(汉军)及达达军士”组成，并令“各设正副千户二人，百户十人，镇抚一人”。(29)设官规定中的“各设”一词，透露出达达军士与本卫余军是各自编伍。明制一千户为十百户，达达军士的编制最高也只能是百户。洪武二十一年，明以归附鞑靼酋长孛罗帖木儿为庐州卫指挥佥事，且令“仍领所部达官二百五十人”。(30)在卫所中百户管领一百二十人(总旗所统五十人)，孛罗帖木儿的二百五十人也顶多是两个百户的编制，与九江卫达达军士集中程度不超过百户的情况吻合，当然也不排除以更低规模的总旗(五十人)编伍。洪武二十年后，针对纳哈出部众的安置，朱元璋一再强调编入卫所“与汉军杂处”，(31)“与军伍错居”，(32)说的就是编制上的参错。
小规模集中编伍显然有便于控制的考虑，但与明初军事形势相比，战争的需求更为重要。因此，归附人以所部小规模编伍自相统属，便于作战时充分发挥其骑射优势，是利用与控制相得益彰。
永乐之后继续沿用太祖集中安置归附人的做法，但因内迁人性质以及局势与洪武朝完全不同，故而集中安置的特点和作用天壤有别。如内迁女真首领，集中居住辽东开原城内，专设安乐、自在州管辖。知州管抚辑事务，州民(女真达官)则自相统属，各生安聚；鞑靼归附人安置卫所，或集中锦衣卫镇抚司下，或各依首领由卫所带管，不以百户、总旗的规模制约。女真的安置已有研究，在此捡两例鞑靼归附人实例说明如下：
永乐四年(1371)达官柴苦木帖木儿(后名柴永正)率家属部众百余口来归，(33)后辗转移居保定左卫。据《保定左卫选簿》其众世有柴永正及其后代管领，正德时在七辈都指挥佥事柴镗管下。(34)
定州卫安置归附人最多，且不止一部人口。其中广义伯吴管者(35)部众即安置在此，正统时由其子广义伯吴玘管领。又据正统十四年(1449)一条史料指明，定州卫达官作乱时，英宗曾向广义伯吴玘、指挥使王贵诚和吴信子英降敕：令各向“所管达官户下人丁，宣谕朝廷大法”，(36)约束所管部属。据此，定州卫除吴玘部众，还有达官指挥使王贵诚及吴英的属众。
与洪武不同，永乐之后的归附人，因带俸“寄住”卫所，故无需考虑人口集中的规模程度。带俸“寄住”卫所，首先是出于优养考虑，但据“时有征讨起以从行，固也赖其用矣”的记载看，(37)集中寄住卫所也是寓养于用。永乐之后的女真及鞑靼归附达官，初从草原、山林中来，性格质朴、骑射娴熟，明廷将之安置辽东和北京一带，虽然优其无赋无役，但每有战役必征调从行；达官因优养之恩也愿报效朝廷，遂成为名副其实的编外之伍。成祖的五出三犁，宣宗的亲征和英宗的土木之役中，都有达军为利器。明中后期，卫所军队日渐腐败，“夷寇所畏者惟汉达官军”，(38)达军善战的作用更突显出来。
无需讳言，集中居住也有风险。永乐末年，“招降之举渐弛。而建州女直先入开原者叛入毛怜”，随之而去的“家小军丁男妇共五百余名”；(39)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降人编置京畿者，“或冲破关塞奔归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40)天顺朝“曹钦用达军谋叛”(41)等等也都是明证。鉴于此，有关“迁徙其众远居南土”(42)或“配隶军伍之中，制以中国之法……不得群聚一处，坐生其心”(43)的疏奏，也屡屡因事而出，但最终“不足仰动天听”。(44)英宗不因人言纷纷而改变祖宗之法，也颇令人深思。
二、归附人的任用
明初“不许番将掌兵，虽卫所亦然”，(45)《弇山堂别集》也载：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掌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46)但所谓“祖宗时”，若指太祖时期还可以，成祖、宣宗时期则由于靖难和北征等役，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明洪武归附人多见有封爵和授任武职掌实权的，然因不知其编入卫所时的身份，遂也不详其封爵和升迁途径。
(一)洪武军籍归附人身份变化和任用
靖难之役是改变洪武军籍归附人身份地位的重要契机。明朝有军功升迁之制，靖难之役是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的夺位之战，因胜败攸乎存亡，故立功升赏格外优渥。凡交锋中能“出敌背杀败贼众”、“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能救援克敌”，“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47)皆受重赏连晋二级。(48)
以金吾右卫中的军籍归附人为例。指挥同知福良先祖锁儿，洪武“三十二年十一月郑村坝奇功”由总旗升副千户；总旗之上应为百户，是越百户升至副千户。又指挥同知李天赐先祖鲁秃，洪武“三十二年……东直门营寨升副千户”。升职前鲁秃只是小旗，因守北平功，由小旗越总旗、百户升至副千户。指挥佥事马镗先祖保保，“洪武三十四年西水寨升副千户，三十五年渡江升金吾右卫指挥佥事”。是先因西水寨功由总旗越升至副千户，后又因攻打南京功，复越正千户级至指挥佥事，两役连升四级。又正千户高铭先祖奴儿丁，“三十四年克彰德府奇功”，由小旗径升试百户，“三十五年克金川门”复越百户、副千户至青州卫正千户，两年由小旗越次五级至正千户。(49)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洪武三十五年是靖难之役攻取南京的最后阶段，金吾右卫归附人先祖于此年立功晋升的记录最多。《金吾右卫选簿》军籍归附官员资料完整的有105人，其中三十五年立功升迁的有69人，占到近七成。且此年升迁不惟定制，“率临时取旨，亦不豫为令”。(50)指挥同知简铎、指挥佥事马镗、正千户张平、署指挥使戚世宰、指挥同知田济民、指挥同知宣秉彝等人的先祖，皆依情势“钦令”升迁。(51)同年正月，李远率轻骑八百破敌万余。朱棣下令“前锋交战都指挥下及军校皆升一级”，(52)是集体升迁。能弃甲来归者亦与升授。三十五年六月，靖难军与长江守军开战，海船将士皆解甲释胄来降，“人升二级”。(53)
可见，无论参战早晚，奉天征讨4年间(1399-1402年)，都是卫所旗军改变地位的时机，金吾右卫军籍归附官员几乎都是在奉天战役中改变身份的。如表2中“奉天征讨”栏。
依表2所见，奉天征讨4年间，通过战功最高有升至都司职级者(正二品至正三品)，比例虽然仅2%，但它昭示通过战功可以跻身武官最高行列的真实性。此外，近82%的人通过立功，晋升至卫和所级(正三品至从五品)。诚如前述，这些人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皆由军卒——小旗——总旗——百户(试百户)——正千户(副千户)——指挥佥事——指挥同知——指挥使一步步累功而至，无其他捷径可图。只因奉天之役于成祖命运攸关，故每每以奖赏激励。而达官达军勇敢善骑战，故能屡立奇功，这才有4年累升数级的状况。相信金吾右卫的归附人绝非特例，推及北平都司参与战役的其他卫所，立功晋升的情况出入不会太大。
永乐北征也是契机之一。朱棣登位后，五出三犁征伐迤北，北平一带卫所始终是其主力军。故如表2“永乐北征”一栏显示，再经永乐历次北征，金吾右卫归附人在靖难升迁基础上再立战功，晋升到都司和卫职者(正二至从三品武官)，几近一半，若扩及千户职者，则更多达89%。
正统、成化和弘治期间战役仍然不断，因皆以斩首论功，获功不易，骤升或连升数级的情况遂不多见。就选簿所见，洪武归附人后代的官职，多为承袭第一二辈始祖所得。故而可以说，永乐时期是洪武归附人由军卒跻身武官行列的重要转折时期。归附人能从卫所底层的军卒升为武官，缘于明前期军功制度行之有效赏罚公平，并非有什么例外的政策。军籍归附人不只上述有成就的，在这些武官的后面，还有更多未能改变命运，或在频繁战争中因伤亡，后代仍处于卫所最底层的军兵。
军籍武官是朝廷命官，虽说祖宗有令番将不得掌兵权，但也不乏有权者。见表3。
根据实录小传，表3列出的都是军籍归附人受封及掌权出镇一方的实例。表中封主与一般军籍归附人改变地位的途径也无二致，其所以能封爵，也皆因功著一时。如毛胜，率达军远征麓川、湖广侗苗之役，获封南宁伯；毛忠，因镇守甘肃功，获封伏羌伯；薛斌，因北征功，获封永顺伯；施聚、焦礼，功在守辽，获封怀柔和东宁伯等，功如爵名。
任职五军都督者也有一批洪武归附人，其官处正一至正二品间，领兵出征或掌五府事，职任之重不在侯伯之下。如：
都督佥事戚斌，金山人。伯父察罕台洪武二十年归附，永乐初为金吾卫正千户。二辈戚斌袭职，历功升中军都督佥事，天顺南京前军都督府理事。(54)
南京左军都督府同知冯升，宁夏人。本番将，累有战功积官至后军都督府同知，弘治初，以南京左军都督府佥书管事兼大教场管操。(55)
都督佥事叶春，山后人。伯父叶不陶闾儿洪武中从司徒阿迷归附。叶春历功升迁都督佥事，天顺改元督理南京左军都督府事。(56)
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张晟，山后金山人。高祖伯颜帖木儿洪武时率众来归，官之赐姓张氏。晟为三辈袭升都指挥同知。弘治初，命管左府事。(57)
后军都督同知芮成，金山人。父孛罗，初事燕王为燕山护卫正千户。成以遗腹子嗣其官，累功晋右军都督同知，领禁兵入卫。(58)
都督同知吴良，初名完者帖木儿，女真人。兄观童洪武归附，占籍东光县，选充锦衣卫小旗。兄卒，良补役，累功升都督同知，调南京右府管事。(59)
后军都督昌佐，回鹘人。先祖洪武归附。昌英累以遣使和战功升至都督。弘治铨注四川都司管事，正德以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贵州。未久，命于前府管事。(60)
都督之职有现任和带俸之别。上述所列均有“管府事”、“佥书府事”等字样，为实授无疑。以上史料均摘自实录小传中的事迹。进入都督层级的军籍归附人究竟有多少，碍于都督之职不得世袭，官员升降无定，难以尽晓。但其规模比之封爵者只会多不会少。
(二)永乐之后寄籍达官的任用
永乐以降的内迁人因优养带俸卫所，文献谓之寄籍(寄住、住坐)达官。寄籍达官与军籍归附人不同，因不属卫所军户，故也无军权而言。但中期之后，明军南征北战频频，加之战争形势紧迫，达官率部亦屡被征调，甚而“久劳于外”。(61)明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军的衰弱，善战的达官也渐涉兵权。王世贞言：
天顺初，以恭顺侯吴瑾掌右军都督府。(62)瑾故恭顺伯允诚即把都帖木儿孙也。广义伯吴琮镇宁夏，琮亦把都帖木儿孙也。东宁伯焦寿镇蓟州及甘肃，故指挥八思台孙也。右都督芮成镇四川，指挥孛罗子也。史以为番将握兵之始。自是而后，不可胜纪矣。(63)
文中的吴瑾、吴琮即永乐内迁的寄籍达官。恭顺侯吴瑾之祖把都帖木儿，永乐三年率众来归，赐姓名吴允诚。吴允诚的归附对外影响很大，“自是降附者日众，边境日安”，故朝廷特授右军都督佥事，“使领所部居凉州耕牧”。(64)此右军都督佥事只“领所部”，是“食俸不予事”的虚职。自子吴克忠因北征功封恭顺侯，土木堡之役战死疆场(65)后，家族地位显著上升。克忠子吴瑾正统十四年也随父参战全身而回。袭爵后随侍景泰帝，因“随侍应对称旨”，“命掌左军都督佥事”，(66)始予实权。自后，吴鉴袭职，坐营五军右哨管操，弘治出镇陕西；(67)鉴子吴世兴，坐司三千营管操；(68)世兴子吴继爵，佥书、曾掌管左军、前军、右军、中军都督府事，充总兵官镇守两广，并总督京营戎政；(69)继爵子吴汝胤先后管理禁军红盔将军、中军都督府佥书、掌印管事，并总督京营戎政。(70)可以说，自吴瑾始，后代皆掌京营、五军府事和镇守地方，为深涉权要的达官显族。
广义伯吴琮是吴允诚第三子吴克勤嫡子，父死土木之役，所袭为伯父吴管者(吴允诚次子)爵，受命掌中军都督府事。(71)天顺五年(1461)太监曹吉祥反，吴瑾战死。琮接掌吴瑾左军都督府事；(72)后坐司三千营、敢勇营管操；成化元年(1465)“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往四川征剿夷贼”，(73)二年，“佩征西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宁夏”。(74)不过寄籍达官不在军籍，立功升迁可以，掌军权则有体制上的障碍，极不容易。成化以后以募兵补充旗军不足，执军役者不惟军籍，寄籍达官也有了握兵权的条件。
弘治元年(1488)，夏昂奏称：鞑靼女真等“可使世其爵，不可委以政；可使世其禄，不可假以权”，“乞敕兵部计处，但系外裔勋臣，在内不得典兵，在外不得镇守；并都指挥、指挥等官在内不得把总，在外不得充参将分守”。(75)夏昂的疏奏反映，迄至成化、弘治，“外裔勋臣”掌兵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总之，在卫所制度下，归附人地位的变化，没有因异族而受到阻滞。明代武官以军功论升迁，这一规定适用于卫所中的每位官兵。洪武归附人因编入军籍，故于靖难和北伐及南征中立功最多，授以兵权者也最多。永乐之后优养的达官，虽然不在军籍，但因与卫所有代管和带俸关系，也成了不在编的军队。凡亲履战争，无论立功大小也同样升迁，故而也有受命镇守的情况。明代，归附人握兵掌权的实例如此丰富，可以说出乎想象。
三、结语
综观明代归附人的安置、任用，可以看出明初对归附人的政策，是因形势而论，民族政策服从战略需求。洪武归附人充实卫所编入军籍，永乐之后归附达官寄籍卫所优养就是具体体现。但入卫以后，由于军政制度对军籍和寄籍的管辖地位不同，影响其后来的发展变化也不一样。
洪武降附的故元官兵，编伍入卫所成为军户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洪武时期军政条例对汉军和归附人不加区别，客观上使这些曾沦为卫所底层的故元官兵，有机会通过军功跻身武官行列。成祖登位后，又以奉天征讨“新官”(76)的名号，给予种种政策优待，结为相互依凭的利益集团。有明故元归附人卫所中，手握大小兵权，甚至领兵镇守一方的不在少数，但这不是特殊政策所为，而是军政制度造就的结果。带俸卫所优养的达官，出于维护羁縻卫所地区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优养身份维持了很久，但目的不是作为甄别夷夏，而是为确定实施策略的群体。寄籍达官主要由卫所带管，因军功也能升迁，但官职无论大小只是食俸的尺度。达官既有优养制度的呵护，又无军政制度的强制约束，故而境遇变化不大。尽管嘉靖军制改革将之纳入了营兵之中，但有明始终没有军籍归附人那样活跃和重要。
如何理解明廷对内迁人的态度，借用成祖的说法：“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致灭亡，岂非明鉴。”(77)这说明成祖知道在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状下，不能走元朝区别汉人、南人的老路。成祖所言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明朝归附人政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背景。
明初吸取元朝的教训，对故元归附人采取淡化民族的政策表现最为突出。但淡化的结果，导致无法在文献中寻找他们的踪迹，为此常被认为是强制同化的结果；并以明朝的婚姻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78)以及朝廷大量赐予汉姓、汉名为依据证明。实际这两种手段的同化效果仔细考察也有商榷之处。首先就婚姻规定看，笔者曾对几家军籍、寄籍归附达官的婚姻作过研究，结果显示：成化、弘治之前军籍归附达官的婚姻主要在卫所内、本族间选择。(79)这说明洪武的婚姻规定，很可能因汉族官兵不愿与归附人联姻而推行不畅。赐姓名的同化作用，也不像想象那么简单。洪武时被认为是强制同化的赐姓，文献中的例子很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洪武二十六年，即蓝玉案发生后。因为蓝玉案牵涉不少军籍归附人，这时集中赐姓明显有安抚其人的意图。不过《选簿》名册显示，洪武二十年之前的军籍归附人，带有民族特征姓名的也确实不多见，可能除了朝廷赐汉名外，也有归附人自愿改汉名的因素。但这不包括洪武二十年以后随纳哈出等归附的官兵，这些人的姓名汉化大致经历了二三代以上的历程。军籍归附人的姓名汉化且如此，寄籍达官的变化显得就更为缓慢。永乐之后，赐予达官姓名的记载最多，但并未导致同化的结果。诸多卫所《选簿》中，寄籍达官具有民族特征姓名的非常多，而且许多人少则二三代，多则七八代，才出现姓名汉化。究其原因，优养政策为其提供了保留本族文化的空间。根据《选簿》记载，很多达官有本族和汉族两种姓名，官方场合用汉名，生活中使用本族姓名。诚然，归附人进入中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杂居混合的加深，融合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从变化到融合经历怎样的过程，与辽金元朝相比明朝有怎样的特点等等，都还知之甚少。而且上述安置、任用的丰富事实揭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明代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
注释：
①相关文章不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蔡家艺：《关于明朝境内的蒙古人》，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四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雄：《明洪武时期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陆的蒙古人》，《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②参见《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条。
③《明太祖实录》卷91，洪武七年七月己丑条。
④参见奇文瑛：《论洪武时期故元官兵安置与军事卫所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编：《民族史研究》第八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明太祖实录》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戊寅条。
⑥《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条。
⑦《明宣宗实录》卷4，洪熙元年七月甲午条。
⑧《明宣宗实录》卷34，宣德二年十二月己未条。
⑨永乐六年三月己未，喜乐温河等卫女真野人喜省哥等来朝，自愿内迁。遂赐予“袭衣采币及牛羊薪米居宅”(《明太宗实录》卷77)。这是实录所见给第一批自愿内迁女真人的生活用品赏赐。四月戊子，第二批兀者右等卫女真官员也自愿来归。赐之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居室牛羊，命所在官司给之。并规定“自后愿居边卫者赐予准此例”(同上，卷78)，使赐予有了标准，成为定制。
⑩(明)马文升：《抚安东夷记》，《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1)由于“闲良头目”只是食俸的权宜之职，明代典章没有相关内容，《选簿》也未收头目入册，史料有限知之甚少。
(12)(明)田汝成《辽纪》载：“时女直鞑靼纳款甚众，乃建安乐、自在二州于开原城处之，其酋皆授都指挥等职，给全俸赡之。次者号闲良头目，月给米两石。岁给大布四匹，棉花一斤八两。土田房屋牛羊食物悉备，人给卫丁一名。”(《辽海丛书》第4册，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2569页)
(13)永乐之后自愿内迁的北方各族首领人等，因授职食俸故称达官。
(14)(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3，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页。
(15)《明太宗实录》卷96，永乐七年九月壬申条。
(16)(明)田汝成：《辽纪》，《辽海丛书》第4册，第2579页。
(17)《明太宗实录》卷78，永乐六年四月乙酉条。
(18)(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34页；档案“某某都司经历司卫安乐州辨明诬枉‘达官’等事呈文”中所记：“自洪武永乐年间，□□千百户等官，全俸优养，设立两州抚恤，许令任意牧猎，不许骚扰。”也与“夷俗抚住”吻合。(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859页)
(19)据《辽东志》和《全辽志》的记载，安乐、自在州无赋税；因系归附之人，初亦无固定兵额。(《全辽志》，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一册，第570页下)
(20)(明)丘浚著，林冠群、周济夫点校：《大学衍义补》卷144《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下》，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4页。
(21)按：永乐之后的鞑靼归附人，以安置锦衣、保定诸卫、定州、河间卫最多。锦衣卫在镇抚司管下，其余在诸卫管下无相应机构。
(22)《明英宗实录》卷25，正统元年十二月庚寅条；《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277页下。
(23)《明世宗实录》卷169，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条。
(24)(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6《经略考》，四库禁毁丛刊本，第208页。
(25)参见《明太祖实录》卷72，洪武五年二月甲子条；(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5，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61页。
(26)参见《明太祖实录》卷83，洪武六年七月癸丑条。
(27)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00，洪武八年五月丙戌条。
(28)《明史》卷89《兵志一》。
(29)《明太祖实录》卷204，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乙巳条。
(30)《明太祖实录》卷190，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壬申条。
(31)《明太祖实录》卷182，洪武二十年闰六月甲戌条。
(32)《明太祖实录》卷188，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己卯条。
(33)参见《明太宗实录》卷61，永乐四年十一月甲申条。
(34)参见《明武宗实录》卷171，正德十四年二月乙亥条；《保定左卫选簿》“指挥同知柴良弼”，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258页。
(35)吴允诚之子。永乐三年随父归附，安置凉州卫。永乐十七年率众74人内迁定州卫。(参见《明太宗实录》卷211、《明仁宗实录》卷10)洪熙元年正月，因功封广义伯。(参见《明仁宗实录》卷10)
(36)《明英宗实录》卷183，正统十四年九月乙酉条。
(37)(明)丘浚著，林冠群、周济夫点校：《大学衍义补》卷144《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下》，第1254页。
(38)《明孝宗实录》卷187，弘治十五年五月乙亥条。
(39)(明)马文升：《抚安东夷记》，《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40)(42)(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2，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页。
(41)(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4，第245页。
(43)《明宪宗实录》卷5，天顺八年五月庚午条。
(44)《明英宗实录》卷184，正统十四年十月乙亥条。
(45)《明宪宗实录》卷110，成化八年十一月己酉条。
(46)参见(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皇明异典述四?番将握兵》，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7页。
(47)《明史》卷92《兵制四》。
(48)万历《明会典》卷123《兵部六?功次通例》载：“洪武三十五年令，官军对敌之际，能立奇功者升二级。”(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33页)所谓奇功即文中所引诸项。
(49)以上举例见《金吾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10、16—17、28—29、304页。
(50)《明史》卷92《兵志四》。
(51)参见《金吾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11—12、28—29、376、544、552、556—557页。
(52)(明)佚名：《奉天靖难纪四》，(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1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53)(明)佚名：《奉天靖难纪四》，(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14，第271页。
(54)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11，成化八年十二月癸亥条；《明英宗实录》卷318，天顺四年八月庚成条。
(55)参见《明孝宗实录》卷83，弘治六年十二月丙寅条。
(56)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95，成化十五年冬十月庚戌条；《明英宗实录》卷347，天顺六年十二月庚午条。
(57)参见《明孝宗实录》卷176，弘治十四年七月己酉条；卷83，弘治六年十二月戊寅条。
(58)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52，成化十二年夏四月庚子条。
(59)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35，成化十年十一月丁未条。
(60)参见《明英宗实录》卷266，景泰七年五月己巳条；《明孝宗实录》卷51，弘治四年五月丁丑条；《明武宗实录》卷82，正德六年十二月丁酉条；卷168，正德十三年十一月癸亥条。
(61)《明英宗实录》卷114，正统九年三月乙丑条。
(62)按：王世贞所记有误，当为左军都督府。
(63)(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皇明异典述四?番将握兵》，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7页。
(64)《明史》卷156《吴允诚传》。
(65)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66)《明英宗实录》卷310，天顺四年正月癸卯条；卷330，天顺五年七月庚子条。
(67)参见《明宪宗实录》卷209，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条；《明孝宗实录》卷169，弘治十三年五月丙寅条。
(68)参见《明世宗实录》卷70，嘉靖五年十一月丙申条。
(69)参见《明世宗实录》卷407，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壬辰条；《明神宗实录》卷99，万历八年闰四月壬子条。
(70)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34，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壬子条；卷397，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己酉条；卷462，万历三十七年九月辛卯条。《明熹宗实录》卷23，天启二年六月辛未条。
(71)参见《明英宗实录》卷321，天顺四年十一月丁丑条。
(72)《明英宗实录》卷330，天顺五年七月庚子条、癸卯条；卷331，八月己卯条、庚辰条。
(73)《明宪宗实录》卷16，成化元年四月乙未条。
(74)《明宪宗实录》卷32，成化二年七月甲午条。
(75)《明孝宗实录》卷14，弘治元年五月丁亥条。
(76)所谓奉天征讨新官，是指洪武三十一年到三十五年的4年间因靖难之役立功升迁的官员。
(77)《明太宗实录》卷134，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条。
(78)万历《明会典》卷20《婚姻》。
(79)参见奇文瑛：《碑铭所见明代达官婚姻关系》，《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奇文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