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实在普遍得很，绝非某一地的稀有特产。
晋商在明清、尤其清代中叶崛起，并得以垄断恰克图的对俄贸易，吃苦耐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绝非核心竞争力。最为关键的，是其获得了政府的倾向性政策的扶持。
晋商的起步，源于明初的“开中制”。
朱元璋坐了江山之后，在北部边境设立“九边”，防范瓦剌和鞑靼。但是，边远的“九边”面临着艰难的补给问题，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朱元璋将其外包给了商人们：由商人们负责向“九边”运送粮食，而政府的回报，则是给予商人销售“官盐”的特许资格，这就是所谓的“开中制”。
山西因靠近“九边”，得天独厚，晋商因此成为“开中制”的最大赢家，不仅垄断了边贸，而且几乎垄断了河东、两淮的“盐引”(运销官盐的特许证)，自此发家。
明末风云中，关外的清军曾得到16家汉商的大力协助，其中一半是晋商，他们随同八旗军承办军需、开展贸易。入关前，满清高层即形成共识：“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所出，国用不匮乏”，对晋商极为重视。
晋商的政治投入，在八旗军入关以后得到巨额回报，被新政权册封为皇商，得以基本垄断北方市场及张家口这一商贸要道，甚至，深深涉足江南一带商业。康熙就曾感慨：“夙闻之，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土著者盖寡。”
听皇上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成为晋商们的准则。在清代前、中期的多次西征中，晋商范毓宾作为皇商，成为清军的后勤部长，运输军粮百余万石，并捐输白银406万两(约合人民币8亿- 12亿)，为平定新疆立功卓异，因此受封二品顶戴，其后人一度垄断中国与哈萨克之间的贸易。道光年间，不少晋商还参与了新疆保卫战，抵抗浩罕国所支持的张格尔叛乱，牺牲颇重。
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茶叶消费市场，新疆成为晋商们收获政治投资、展现经营才干的大市场、大舞台。道光初年，仅南疆八城每年的茶叶需求量就在20万封(每封5斤)以上，如此巨大的市场，加剧了晋商们财富的积累。而在茶业的带动下，上下游的产业链，如物流(驼运业)与金融服务业(票号)，也日渐蓬勃，晋商携强大资本、政府资源和配套产业，攻城略地，几乎占领塞外所有商业中心。
当中俄开辟恰克图作为贸易口岸时，在西北经营多年、早已羽翼丰满的晋商，当仁不让地成为主力军，令其他商帮难以望其项背。乾隆时，获得恰克图贸易特许证的晋商，“其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的散商则更多。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渠家、乔家、汾阳牛家等，都是著名的大户，采购网络遍及全国，经营范围遍及茶叶、丝绸、土布、瓷器等，建立了上万里的水陆物流渠道，运转资金额高达白银3000万两(约人民币60亿- 90亿)。
紧跟政治获取巨额利润，依靠财富再获取更大的政府资源(如科举的特别配额)，晋商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在近代中国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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