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将此建筑视为“庙宇”，其实这里既不是神社，也不是庙宇，只是一个“武道馆”（相当于中国的武馆）。因为有“日本纪元”的纪念性质，所以在设计形式上，完全采用了日本传统模式（从大唐学来并演化的，呵呵）。整栋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上一层、半地下一层。外装饰以白墙与黑瓦的强烈对比为主基调，大屋脊、单檐歇式山墙，舒展而大方；建筑细部上，设置了许多日式传统的图案和吉祥物，显得精美繁复；在室内的大殿内，是被称为“日本国技”的柔道场和剑道场，周边附有贵宾席、教练席、观赏席和陈列室等；除了这个大殿，整栋建筑还设有相扑场、武道场、室外射箭场和管理用房等设施，而大门前那两个石构的“香炉盆”甚是乍眼。这栋建筑群的朝向，跟前文介绍的“新京忠灵塔”一样，都是面向东南的日本方向，意义当然不难想象了。
当初设立这个神武殿，除了纪念“神武天皇创建日本”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宣扬和传播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以在此建筑建成后，这里经常举行各种“武道”的训练和比赛活动。日本的“武道”，包括柔道、剑道、相扑、摔跤、射箭等等，除了掌握一系列的搏击技术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程序和仪式，体现出“武道”文化中核心的“武士道精神”。对此不是特别了解，但不论是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还是时至今日日本人在各种场合中的表现，随处可见这种“武士道精神”的巨大影响，绝对可称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由此“神武殿”而说起来的“神武天皇”，只是由“传说”而来的“大和民族的创始人”（有点类似我们的“炎帝”和“黄帝”），是否真有其人是无从考证的（至少证据不充分）。在传统的道教学中，有一个“辛酉年之变”的说法，意即在“辛酉年”会发生大的变革。在日本“推古九年（年号，公元601年）”时，时任天皇“圣德太子”正在推行改革，根据道教的这一说法，圣德太子以推古九年为起点，按照60年一轮向前推了21轮后，得出公元前660年的阴历正月初一（公历2月21日）就是“神武天皇”的登基日。这样，人为的“日本纪元”和“神武天皇创设的皇权”就此“咔嚓一个霹雷般地诞生了”。
本来，“神武天皇”生活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相当于秦始皇年代），在被人为地前推了400多年后，又在这个空挡中插入了八位“世代相袭”的天皇。在我们看起来这段“荒诞不经”的历史，在日本可是当成“正史”来对待的。在“历史越久远，沉淀越丰厚”的吸引力下，日本人惹过不少笑话。记得那年媒体报导过，有个日本知名的“考古学家”，为了考证“新石器时代日本的人类活动遗迹”，竟然自己将“遗迹”埋入土中，成了满世界的笑柄。
关于“神武天皇”，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学者卫挺生发表了《徐福入日本建国考》，提出了“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的说法。事实上，当年的徐福的确受命于秦始皇，带领五百“童男童女”外出求仙而到达日本。至于徐福到底是不是神武天皇，两国史学界至今也没有考证出个“子午卯酉”。不过，不管是不是，徐福当时带到日本的人文和自然知识，确实都是“领先世界级”的。
说着、说着要跑题！还是说说这座为纪念“神武天皇”而设的神武殿。“满洲国”时期，这座神武殿的门前，东到人民大街、西至东民主大街，长长的一条都是“新京牡丹公园”的所在。解放以后，这座神武殿成为吉林大学（前身的一部分为“解放区东北大学”）院落里的一部分，而牡丹公园也仅剩下同志街以东这一部分（现称“牡丹园”），其余的部分都陆续建起了各种楼房。
1956年7月，神武殿进行了内部改建，改造后变成吉林大学礼堂。时任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意，将此礼堂命名为“鸣放宫”，当时还请了于省吾教授题写了“鸣放宫”三个大字并刻匾悬挂于大红的正门之上。1958年“反右运动”中，“鸣放”两字带有明显的“大鸣大放”之嫌，牌匾遂不知去向。不过，“鸣放宫”的名字倒是叫得很长远，时至今日，这里还是被人们广称为“鸣放宫”。
前些年，随着吉林大学南校区的建成，这栋建筑之南的原吉大许多单位都搬迁了，但这座建筑仍属吉林大学工会所管理着，算是基本保存完好。前几年，长春市的政协代表不断呼吁，欲将此建筑划归地方管理，以利于更好地保护。不管谁管，只要老建筑保存完好就成！这个愿望在今天对老建筑越来越好的保护意识下，应该不难实现。
（文中老照片，摘自“良友”等论坛网友的发帖，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