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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说，当一个人离开学校，把学校教给他的知识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我退休离开学校，忘掉了不少事，但也“剩下”不少东西，那些事，让我记住了什么是“学校”，什么是“教育”。
我觉得，教师“剩下”的东西会比学生多，不仅因为我在学校生活的时间长，更因为是职业教师，我在“教”，自然要比学生“会学”，否则我有什么资格立在讲台边？
对学生而言，“剩下的是教育”，也就是说，我们漫长的日常工作是个绕不过去、删除不了的“过程”，所做的每件事不过是点点滴滴的“滋养”，学生“剩下的”行为、习惯、教养、方法等等，不可能通过捷径获得。
我的学校记忆都和职业有关，不仅仅因为我的对面站着的是一个个人，同样有价值的，是这些事在丰富一名教师的经验，并形成个人的教育智慧，那些教会了我怎样教书的人和事，比一本《教育学》有意思多了。我敬重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只是我认为自己更适合课堂教学。现在常有人把上课的教师称作“一线教师”，有人抱怨“干了十多年，竟然还是一个一线教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不太明白。
我第一次想到讲评学生习作应当征询学生本人意见的情形至今难忘。我问：“某某同学，我可不可以读一下你的作文？”学生面有难色，说：“我不愿意。”她坐在前排，声音很低，但全班都听到了。我说：“听你的，那就不读了。同学们，她这篇悼念外婆的文章情感真诚，让我很感动。”事后想到，如果我从教学出发，直接读了，也不至于有不得了的后果，在同学们的称赞声中，她未必会固执地坚持己见；而当她轻声说出“我不愿意”时，我意识到自己做对了，课堂要尊重每个人，民主意识和自由思想应当在课堂培育。
全班学生可能会因此想到：我可以自由地写作，老师会保护我，尊重我。学生能自由言说，思想水平和情感表达就有可能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从那以后，我习惯地问学生“我可以读你的作文吗”或“你愿意读一读自己的作文吗”。
30年前，我负责学校的“树人文学社”，社员从初一到高三都有，有意思的是，一些初一学生在高三学生面前无所畏惧，争论作品当仁不让，甚至有明显优势。因为这是“文学”，存在阅读差异，读过就是读过，没读过就没法对话，和理科学习的循序渐进完全不同。
我从那时发现，学生个人的阅读积累和经验没有年龄、年级的界限，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高中生写作能力不及初中生的原因。多年后我注意到，30年前那几个经常在高中生面前侃侃而谈的初一学生，依然是读书人爱书人，少年时大量阅读打下的“底子”，让他们在工作中成为出类拔萃之辈。这也是我竭力主张中小学重视大量阅读，“打底子”的依据之一。
有个学生在数学考试中，遇到一道奇怪的题，以前没见过，于是专注于这道题，不顾其他，最后发现那道题目不可能做出来，而他用去了太多的时间，其他部分有遗漏，得分不高。
数学老师解释：“那道题条件有不足，审核时大意了，来不及一个一个考场发通知，决定评卷时不计分，所幸绝大多数学生也放弃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考试要的就是分数”，那样纠缠在一道6分题上不合算，应当知难而退；但这个因此多花费了二十多分钟的学生一点不后悔，他说：“我认为这样做有必要。两点：一，我在考试中也能尝试冒险；二，我发现某老师那样的名师也会出错。”他这样思考，让我刮目相看。他不在乎“分”，而纠结于“为什么会这样”，比一般人多了一些经验。在科学研究等具体工作中，这种问题意识是从业者的必备素养，这正是将要从学校教育中“剩下”的东西，其价值远非一次数学考分可比。
八十年代，有个家长告诉我，儿子住校，周末回家，有时会在电视前坐上两三个小时，他认为高二了，不能让他看电视，每次儿子到家前，便会在电视机上做点手脚，告诉孩子：“不巧，又坏了。”家长介绍他的窍门时颇为开心得意。哪知有次我和该生聊天，问周末回家是不是很想看电视，该生想了一下，说：“估计我爸和老师说了什么了。其实，我不迷武侠剧，我一面看电视一面想自己的事，放松而已。我爸玩的那点把戏，我能不知道？他大学是学无线电的，小小一台电视机坏了他真的不知道毛病在哪里？那么贵的东西坏了，他会不着急？不让看就不看吧，干嘛要戳穿他，伤他自尊呢？”
我听了哈哈大笑，我一直想告诉那个悄悄打开电视机后盖搞小动作的家长：你儿子人情练达，比你聪明多啦！我也因此想到，有些家长会真没有必要开，很多事，可以直接和学生交流，不必让家长当传声筒，无事生非，聪明的学生早就把家长和教师摸透了，而我们还以为他们不知道。
和同事在一起，很愿意听他们说学生的各种趣事，青年教师接触学生比我方便，我毕竟“隔代”了。这也是我希望青年同行重视“一线教学”的原因，丰富的实践能让教师理解教育真谛，多给自己“剩下”一些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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