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徽州：为什么是徽州？

    历史变革：
    公元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徽州隶江南路转运使建康府路安抚使。
　　公元1131年（高宗绍兴元年），隶江南东路转运使。
　　公元1277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徽州升徽州路，辖县不变，隶江浙等处行中书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即江浙行省），治杭州路。
　　公元1295年（元成宗年贞元年），升婺源县为州。徽州路领县五，即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州一，即婺源。
　　公元1356年（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小明王韩林儿升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徽州路隶江南等处行中书省。
　　公元1357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七月，改徽州路为兴安府，仍领县五、州一。
　　公元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改兴安府为徽州府。
　　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降婺源州为县，徽州府仍领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
　　公元1645年（清世祖顺治二年），改南直隶省为江南省。徽州府改隶江南承宣布政使司，仍领县六。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江南左承宣布政使司改为安徽布政使司（取安庆、徽州二府之名）安徽省成立。
　　1912年（民国元年）一月，废府留县，原领县直属安徽省。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为方便“剿共”，把婺源县划属江西省，婺源民风与江西有异，不愿脱离安徽，民间遂掀起声势浩大、持续二十个月的“婺源回皖”运动。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六月，由于婺源人民的持续抗争和徽州其它县人民的强烈要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划归江西省的婺源县被重新划回安徽省。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在解放战争中，国民政府安徽省政府一度迁省会于屯溪。
    1949年，由于解放婺源县和江西省的同为解放军四野，为便于管理，从此将婺源划归江西省。
    1961年4月13日，重设徽州专区，并将太平县划归本区。8月16日，又改屯溪为地辖市；
　　1968年7月7日，成立徽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属县不变。
    1971年3月29日，改徽州专区为徽州地区。
　　1979年2月27日，改徽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为徽州地区行政公署。
　　1983年1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划歙县黄山乡、石台县广阳乡和太平县建立黄山市（县级），由省直辖。
    1987年1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地级黄山市，改原县级黄山市为黄山区，属地级黄山市；将屯溪市改为屯溪区；将绩溪县划归宣城地区。
　　1988年7月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辖三区四县，即：屯溪区、徽州区（划歙县岩寺镇新立）、黄山区、歙县、黟县、休宁县和祁门县。
    不管徽州的隶属关系怎么变化，不变的是徽州文化，以及在徽州文化的基础上诞生的徽商，提及徽州，就其地域概念而言，依旧是原来的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
    不管徽州怎么变，提及徽商，依旧是指出自原徽州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的商人。
　　为什么是徽州，诞生了徽商？
    由于徽州境内自古是群山叠嶂，可耕种的地也自然相对少，农耕生产难以发家，徽州自古就有“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
　　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由于徽州境内群峰参天，山丘屏列，岭谷交错，有深山、山谷，也有盆地、平原，波流清沏，溪水回环，到处清荣峻茂，水秀山灵，犹如一幅风景优美的画图。所以移民到此的北方人“爱其山水清沏，遂久居。”
    另外，坐落在歙县东北部的清凉峰（海拔1787米），耸立在祁门县境内的牯牛降（海拔1728米），位于婺源与休宁交界处的大鄣山（海拔1629.8米）、横亘在婺源西南部的凤游山（海拔675米）、拔起于休宁西北部的白岳齐云山（海拔585米），都是壮丽神奇的天造画境。还有绵亘于歙县、黄山区、休宁、黟县之间的黄山（最高峰莲花峰海拔1860米），峰峦峻峭，劈地摩天，重岩叠嶂，宏博富丽，也是一处躲避战乱的天然聚居地。
    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为了能够谋生，在徽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男孩们选择入仕或是经商。
    徽州的丰富资源也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又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因此古往今来，徽州的官员和商人无论规模和影响力都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股洪流，其中徽商能够得以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
    曾有专家研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徽州文化的形成，徽商的诞生，也是因为移民的结果。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 -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
    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因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际、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学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区根基很深，又密切联系，从不同层面推动了徽商的繁荣发展。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古徽州地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
    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业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过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社会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 “国”与“家”的统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又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从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说，这种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学习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提高，非常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资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发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