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事大过生死之事。上个周末,青年译者孙仲旭因抑郁自杀的消息震动了文化界。你或许没听过孙仲旭这个名字,但你肯定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一九八四》。在九月一号这个新开始的日子里，简书作者自发的追忆起了这个「教会我们真实所具意义」的人。
文/媒文化的章伯
结识仲旭有十多年，只见过一面，那也成了唯一一面。
每年给学生上课时定会给学生放电影《一九八四》，并推荐他们读原作。末了，还不无得意地说，译者孙仲旭是我的朋友。只是这朋友两个字，我很难名副其实，虽然离广州并不太远，却一直没有专程去拜访他。而仲旭却真真地担当得起朋友二字，只要你需要他，他就在那里，无论是探讨翻译难题、吐槽劣译滥书，分享美食美景，只要在微博上豆瓣上邮件中电话里招呼一声，他就不温不火要紧不慢地给你一个回应。
2002年4月17日。我收到仲旭给我的第一封邮件。那时我曾做过一个奥威尔为主题的网站，收罗与他有关的种种文字。仲旭来信告诉，他是网站上收录《我为什么写作》的译者。他后来重译了一次，希望我能替换掉原来那篇。我们就这样通过邮件有一搭没一地聊起来。原来他年长我一岁，原来我们一样都是英文系毕业，原来我们同样正做一份不那么热爱也不那么憎恶的工作糊口。那时，他用业务时间译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即将出版。
后来又在书店里见到了仲旭译的《塞林格传》，于是毫不犹豫买下来，还写信向他汇报。谁知，他却回信说这本译得不太好，不太值得读，他倒是认真地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只是尚未出版。当时未曾明了这话的意思，许久后见到他在豆瓣豆列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辞条写下这么一句“我译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的第10本。”，才慢慢体会到个中颇有些不足与外人道的意味。
和仲旭聊得最多的还是奥威尔，他一再鼓励我将奥威尔其人其书在中国的“旅行”作番研究，他在信里给我提供了不少材料。
奥威尔在中国的地位变化的确很耐人寻味。在王佐良编的《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仅仅两三处提到了他的名字，而且主要是以散文作家来说的。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给了他不少篇幅，但仍不脱“反共作家”的标签。在中国，真正给其公允评价的就是董乐山，但在他的四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文集中，有几篇文章也能看出他对奥威尔的看法嬗变，很有意思。而最近看到冯亦代的旧书《撷英集》（敦煌文艺版）中对1992年一本奥威尔传记的评论中，竟谓奥在文学史上全无地位，此老先生冬烘了一次。
而我竟一直辜负着他。
一次，收到仲旭来信问我是否有董乐山译的《奥威尔文集》，他正在译奥威尔的传记，要查对一下董乐山先生译的几篇散文，信末他说会将书复印下来，然后原书一定会璧还。尽管我给他寄书时一再声明，书留在他那里更有用一些，但仅仅一周后，就收到他精心包裹的那本《奥威尔文集》。听说我学过一阵子Esperanto，在翻译《奥威尔传》时他还特意来信询问我是否能找到奥威尔与世界语者组织的往来、《一九八四》附录《新话的原则》与世界语之间关系的相关资料。后来读到《奥威尔传》发现这其实只是其间寥寥数笔，方知他译著之时精细的考证工夫。我那时忙申请去英国念书，记得他还曾特意嘱咐我有机会碰到当地人，问一下Wigan到底是读作维冈还是维根。
2004年1月15日，我搬到英国一个小镇读书正好一个月，恰是文化休克犯着汉字饥渴症的时候。一大清早被邮递员叫醒，原来有个来自广州的包裹，急不可耐地拆开，是一本《奥威尔传》。那种欣喜实在是难以名状的。我去信致谢，他却只是平淡地回信说，不用客气，因为工作关系，邮寄东西挺方便的。我无以为报，只有拿着书到屋后的一条叫Orwell Close的路上照了一张相，寄给了他。
读罢译作，我忍不住自作聪明去信指摘译文中为了追求简洁，而显得有些文白相间。仲旭特意回了封信给我：
对奥威尔很是感兴趣，但是目前还没有专作学问的心情，只是零敲碎打译一点，写些文章而已。我之翻译，本来就是无心插柳的事，走过不少弯路，近来才多看一些指导翻译的书。在风格上，目前追求的是简洁、准确。《奥威尔传》的原文更学术化一些，我已经做了不了努力想使它更好读一些。同时，我希望在语气上译得客观、冷峻一些，所以才有不少文白夹揉的地方，若是译生动如白话的小说，我则会注意避免。总之，对于翻译，我目前仍是乐此不倦，希望渐渐能有所进步吧。
后来，仲旭有了博客“一亩三分地”。他的每月观影记、读书记也成了我读书与观影的索引。他的Naming words更是也会抄录在自己笔记里。此后更多的互动是在豆瓣、微博。有次在大英图书馆见到一个科幻小说的展览，里面居然展出了奥威尔的笔记本，连忙用手机拍下奥威尔手写的的大洋国三个口号，然后四处找寻免费wifi上网发到微博上
@他一下。在纪念品店里见到一只企鹅版《一九八四》封面的咖啡杯，我问他的邮寄地址，好送他一只。他回答不用了，万一邮寄时摔坏了怪可惜的。我当时竟没有坚持一下也就作罢了。
2010年秋天，我决意离开英国，和仲旭谈起这事，他提醒我，怎么不在英国找找奥威尔的故迹。于是在他的帮助下，做出一份奥威尔的伦敦地图。然后按图索骥，每到一处便拍下照片传给他。记得我告诉他Langford Court是在一个叫abbey road的地铁站下车。他责怪我，怎么没在这条路上拍张照。是呀，他可是《见证披头士》的译者。
2010年10月10日我专程去了一趟牛津附近一个偏僻乡村找寻奥威尔的安眠之所。临行前，发现手头并没有仲旭的译作，于是从网上找到他作品的封面存在我的电子阅读器中，带到奥威尔墓前留影，并找来几株野花献在墓前，其中一枝特意代仲旭署着 Translator of your work。
后来，他在博客里写道：
如果我真的身处奥威尔墓前，很可能百感交集乃至流泪，因为可以这样说，在选择了文学翻译之路这件事上，奥威尔对我有着决定性影响。翻译奥威尔是我的一个长期目标，至今翻了他的四本著作和一本传记，超过70万字。但是毕竟好久没翻译他的作品了，上一次译，还是06年初译《巴黎伦敦落魄记》时。我一直计划再译两三本他的书，却老是开小差去译别的作品——尽管也都是不错的，我喜欢的。但是我对奥威尔欠的这份“债”却一直压在心头，不能再拖了，明年之内，一定会先完成一本。时间已经证明了奥威尔的价值，所以我想我应该继续把奥威尔译下去。
遗憾的是，他无法再完成译就奥威尔全集的宏愿了。
2012年7月22日，正好去广州办事，临行前记起给仲旭打了个电话。他忙说一定要见见。考虑到我对广州交通并不熟悉，他横穿了大半个广州约在我住处附近的一家餐厅。那是个夏日正午，我赶到时，仲旭已提前抵达了，正静静地坐在餐厅一角拿着一卷A4纸打印出来的译稿校读。尽管是初次见面，我们毫无生疏感，他拿出一本 《梦想家彼得》说，这本书是他为儿子而译，所以这本书不是送给我的，而是送给我儿子的。
大约不让我心有负担，他连称这里虽然离他家远，但他常来，作为吃货他对此间的湛江菜馆情有独钟。仿佛还是特意“挑衅”地问，有一种沙里的虫子，你敢吃吗？我拍着胸膛：我念过人类学，当然要吃。他还特意掏出手机，拍下来，发了条微博。于是，就着沙虫萝卜汤，他问起我的田野故事，谈起他的非洲之行，大讲各种政治不正确的笑话。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非洲民族志。我几乎不加思索说：《天真的人类学家》。我在写论文痛苦不堪之时的枕中秘籍。不过就像小时候的饼干盒子一样，不舍得一次吞个精光，每次只偷偷瞄上几眼。他听罢哈哈大笑。后来在豆瓣见到他几个月前读过这本书，不知那时他读这书时是在捧腹大笑吗？
一锅沙虫很快被我们吃得精光，我们也从如何阅读奥威尔谈到了如何与孩子相处，直至日影西斜，只得约定有机会他带我几次吃遍广州田野考察。原以为是后会有期，没想到竟是一期一会。
2003年时，仲旭曾寄给我一首他译的关于奥威尔的诗歌，不知道这首诗曾经公开发表过没有。他当时曾希望我放到那个奥威尔网站上，让更多人读到。那个网站早已不复存在，但这首诗和仲旭其他的译作一样一定会有更多人读到、被更多人记住。
乔治·奥威尔
(英) 罗伯特·康奎斯特
孙仲旭 译
道德和思想的冰川稍稍融化
显出他热切意图的威力。
因为他教会我们真实所具意义
严冬不再将其猎物如此紧抓。
可以看到，他的帮助并非谁都感恩，
因为他们多么恨他，是他收起
速效功能神话带来的慰籍
证于无情的世界和他们更无情的心。
我们亡于话语。他恢复了作为标准
真正的人，真正的事或物；
——因此我们看到并非战争而是受苦
两者同至尤其应当痛恨。
他与伟大的世界分享——为更伟大的目标——
其真诚，具有奇特而巧妙的力量
你只跟少数几个不会背弃你的人分享，
十几位作家，加五六友好。
一个讲道德的天才。寻求真理
有时被我们视作蠢行而不以为然，
就像达尔文向植物吹巴松管；
他亦会犯错，但绝不自称天使。
而那些人将某条真理的经验主义局部
浸于激情诗歌或者教条并变得狂热；
——他们却不比任何一位作家的诗味更多
他把这一教训留给了所有诗歌，所有艺术。■
简书百科：
孙仲旭：孙仲旭生于197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翻译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巴黎伦敦落魄记》，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奈保尔的《作家看人》，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总计30多部。其中《麦田里的守望者》对他的人生影响巨大，他曾说：「从译《麦田里的守望者》起，让我走上了翻译之路。」
作者介绍：
一个传媒逃兵，数字人类学的新丁，用一些「低科技」让日子过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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