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行为遗传学家称，被他们称作“良知”（conscientiousness）的一组基因性状的遗传概率在0.3~0.4之间。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约1/3的相异之处可以追溯到基因的不同。
达尔文有时被认为是一位过于正派的人。大可回忆一下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精神科医生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对他的评价。鲍尔比认为达尔文的道德良知“过于活跃”，甚至“过分强烈”了。尽管对达尔文的这种谦逊朴实和“强烈的道德感”心存仰慕，但鲍尔比仍然认为“这些品质很不幸地过于超前，并到了过分的地步”，这使得他自己“易于自责”，甚至发展为“慢性焦虑和相当严重的抑郁”。
自责的确可以说是达尔文的第二天性了。据他回忆，小时候他“因为坚持不懈的品格，或是爬上一棵小树的勇敢而被大家称赞”，与此同时他却感觉自己“很没用，很蔑视自己”。成年之后，自我批判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条件反射性的谦恭。他成卷通信记录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包含了为信本身表达歉意的内容。“这封信简直凌乱得让人难以置信。”这写于他还是少年时。“我发觉我写下的是十足的胡言乱语。”在二十几岁时他这样写道。“我写了这样一封不可理喻的冗长而枯燥的信，故就此收笔。”在三十几岁时他仍然这样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达尔文的那些困惑在夜晚更为活跃。据他的儿子弗朗西斯回忆，“白天让他困扰或烦恼的那些事，在夜里也挥之不去。”他清醒地躺在那儿，或许会反复回想和邻居的某一次谈话，担心有所冒犯；又或许会想起某些他还没来得及回复的信件。“他曾经说过如果不去回复他们，之后他就会感到良心不安。”弗朗西斯说。
达尔文的道德感较之一般的社会责任要宽广得多。在随小猎犬号航行的许多年之后，巴西人折磨奴隶的记忆仍然像恶魔般缠绕着他。（在小猎犬号上，他曾因尖锐地批判船长对奴隶制的维护而引发双方的矛盾。）即便是动物的苦难也让达尔文感到难以承受。弗朗西斯记得，他有一次散步回来，“脸色苍白，神情衰弱，因为他看到了一匹重病的老马，并对马主人激烈地表达了抗议，因此受到了刺激。”鲍尔比的观点无以辩驳：达尔文的良心是件非常痛苦的事。
需要再次提到，自然选择绝没有承诺玫瑰花园。它并不是“希望”我们快乐，而是“希望”我们在遗传层面上繁荣多产。在达尔文个人的例子里，它的作用也有凸显。他有10个孩子，其中7个得以成年。因此，当我们试图辨别经自然选择“设计”过的道德良知的更为精细的特征时，达尔文的良心显然可以作为“第一范例”，一个起码可以被称作“适应”的例子。如果良心驱使他去做一些事，使他的基因流传下来的可能性得以放大，那么良心就可以说是经自然选择“设计”了，即使这样的驱使会使人痛苦。
当然，快乐是好事。追求它有无数个理由。精神科医生也有充分的理由向人们灌输快乐的理念，但却没有理由把人们塑造成自然选择“希望”人们成为的类型。然而治疗师一旦参透自然选择的“期望”以及它为使人类达到期望所作的“尝试”，他便获得了更强大的使人快乐的能力。我们究竟被什么沉重的心智机器所缠住而无法摆脱？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器，它会感到困惑吗？对于我们自己和他人，这一切的代价又是什么？从自然选择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什么是“病态”什么不是，使得我们能够正视那些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所谓的“病态”。理解这种观点的一个方法是，试着搞清楚达尔文的良知在什么情况下是一种功能障碍，而什么情况下则不是。
道德良知带来的奖赏或惩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感官痛苦或享受无关。良心既不会带来饥饿般的痛苦，也不会带来性爱般的享受。它只会使我们感到我们做的事对了或错了，内疚或不内疚。着实不可思议，像自然选择这样无从区分是非且极度务实的过程竟然可以“设计”某种掌管心智的机关，使得我们感觉如同接近了更高层次的真理。这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无耻的把戏。
但它确实有效——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如此。在严重地伤害或忽略兄弟姐妹、儿女甚至侄女、外甥等亲人时，所有人都会感到深深地愧疚，正是亲缘选择使然。互惠利他主义使这种责任感选择性地延伸，超出了亲缘关系的范畴。有哪一种文化会把忽略朋友当成是一种无需歉疚的行为并普遍予以赞同呢？若有哪一位人类学家声称找到了这样一种文化，我们势必会表示怀疑。
互惠利他主义同样也在道德良知上留下了印记，甚至更为细碎而广泛。几十年前，心理学家劳伦斯·科伯格（Lawrence Kohlberg）试图构建一个人类道德发展的自然序列，从蹒跚学步的孩童心中对于“恶”的简单定义（即父母惩罚他的原因），到抽象的法律对于公正的权衡。科伯格之梯的更高阶，即被伦理哲学家（可想而知，那正是科伯格本人）占据的那一阶，已与种属特异性相去甚远。但是他所谓的这个“阶段三”，对于不同文化来说似乎是一个标准的过程。这一阶段人们开始渴望以“为人善”和“品德好”闻名。也就是说，人们渴望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互惠利他者，与他结交会带来益处。这种冲动有利于赋予统一的道德准则以巨大的力量：我们都希望去做——更精确地讲，是希望被看到在做众人公认的好事。
越过这类基本又显然具有普适性的道德感维度，道德良知的内容也变得各不相同。这不仅仅表现在某些不同文化间相异的受集体褒扬强化而形成的特定准则和共识（而人类本性中为巨大的变异性留出的空间则又一个提示）。即使在同一文化中，遵守这些规范的严格程度也因人而异。有些人，如达尔文，有着强烈而敏锐的道德良知，会在夜晚辗转难眠，反省自己的罪过。而有些人却不会。
现在可以推测，达尔文与众不同的道德顾虑的某些方面可能与他特别的基因有关。行为遗传学家称，被他们称作“良知”（conscientiousness）的一组基因性状的遗传概率在0.3~0.4之间。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约1/3的相异之处可以追溯到基因的不同，至少对于20世纪末典型社会环境中的人来说是如此的。但是仍然有2/3要归结于环境的作用。道德良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例子，展示出基因所赋予的人类本性的“旋钮”，会受到环境中多种因素的调节。每个人都会内疚，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像达尔文那样，仅仅由于日常交谈就会产生如此尖锐的内疚感。每个人有时都会产生对人们苦难遭遇的同情，但有时也会（即使很短暂）认为受苦是公平的，惩罚是合理的。但正是达尔文随小猎犬号旅行时所见的奴隶受到残忍处罚的事实，证明了在看待何时应给予同情而何时予以惩戒的问题时，并非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他一样。
问题在于，为什么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相对来说“灵活可塑”，而非生来就“一成不变”的道德良知呢？对于将会被塑造的良知，自然选择又如何作出安排？人类本性中的道德“旋钮”为何是可调节的，又是如何被调节的呢？
关于“如何”这个问题，达尔文认为自己的道德观塑造在亲人的指引下很早就开始了。总体来说他可以称自己为一位“仁慈的男孩”，而他把这归功于“姐姐们的指导和示范”，因为他本人也怀疑仁慈之心究竟是不是自然的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譬如他收集昆虫标本的计划就开展得不是很顺利，因为“当询问过姐姐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制作标本而杀掉昆虫是不对的”。
“首席道德导师”是长他9岁的姐姐卡洛琳，他们的母亲于1817年去世当时达尔文只有8岁，姐姐便履行起了母亲的职责。达尔文回忆，姐姐卡洛琳对提升他的道德修养有着过分严苛的要求。“我清晰地记着……在走进她的房间之前，对我自己说，这一次她又会因为什么而责备我呢？”
达尔文父亲的力量也应当被考虑进来。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衣着朴素的人。他的严厉催生了许多关于父子关系的精神动力学理论，而这些理论鲜有过分夸奖父亲这个角色的。达尔文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总结他父亲罗伯特·达尔文的形象：“他的样子就像是家中的暴徒，他带给儿子的影响是长期不断的神经衰弱与身心障碍。”
达尔文所强调的在道德方面亲人影响的重要性已被行为科学证实。父母以及其他权威（包括年长的亲戚）的作用类似于“行为榜样”或“导师”，通过表扬和批评塑造孩子的道德感。这基本上就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的形成方式，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超我包含了道德良知。此外，孩子的同伴同样会提供积极或消极的反馈，促使游戏场上规范的形成。
这当然是说得通的，亲人应当严格地引导道德发展。由于与年轻一代共享了太多的基因，他们有足够强大（尽管并非无限）的理由进行有效的引导。同样的，孩子也有理由去遵从。就像特里弗斯所言，这一关于孩子的论断我们有理由持怀疑态度，比如可以去怀疑父母关于“要与兄弟姐妹分享”的说教。但是在其他方面，例如如何与朋友或陌生人相处，父母刻意操纵的理由就弱化了，因而子女服从的理由就强化了。不管什么事，近亲属的观点很显然会带来一种特殊的共鸣。达尔文说，他后来变得“强硬而有主见，从而不在乎她说的是什么”，以此反抗姐姐卡洛琳对他教条式的唠叨，至于他是否成功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他大学时给卡洛琳的信里，他为自己潦草的笔迹道歉，小心翼翼地让她相信自己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这一切都表明他一直都很在意姐姐会怎么想。
在达尔文的脑海中，受父母影响的通道一直保持着开放。年轻的达尔文视父亲为偶像，下决心要终其一生铭记父亲圣明的教诲和他极尽残暴的非难——“你什么都不关心，只知道射击、养狗和抓老鼠，你将来只能让自己和家人因你而蒙羞。”他衷心地期待父亲的认同，并倾尽全力去争取。“我觉得小时候父亲对我有一点不公平，”他说，“但是后来我觉得很庆幸，我成了他的最爱。”达尔文对他的一个女儿说出这一番评论，这给她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记忆”，他在说这一番话时流露出的那做白日梦般的幸福的表情，仿佛“这些回忆留给他的是深深的平静与感激”。许多经历过这种平静的人，以及许多因此而痛苦，直到成年仍然感觉到父母的不认同带来的伤害的人，都证明了情感特质的强大力量。
对于“为什么”的问题又该如何回答？为什么自然选择造就的道德良知会具有可塑性？假定达尔文的亲人提供了有用的道德指引，又有怎样的好处？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他们给小达尔文灌输的可膨胀的内疚感为什么如此宝贵？以上姑且毋论，如果某种道德良知真的如此宝贵，基因为什么不索性把它在大脑中牢牢固定下来？
答案要从一个事实说起，即现实远比阿克塞尔罗德的计算机复杂。在阿克塞尔罗德的锦标赛里，玩家通过电子形式的“以牙还牙”争取胜利，但之后的合作中仍然会相处愉快。这个可以用来展示互惠利他主义是如何进化的，以及为什么我们都有想要控制它的情绪。但当然，我们不是通过简单坚持“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利用这些情绪的。人有时会撒谎、欺骗或者偷窃，并且，与“以牙还牙”的方式不同的是，人有时甚至会对那些对他们好的人做出这些行为，因为人有时能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成功。我们有探索这些的能力，且有时会得到回报，这说明在进化过程中，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对好人友好从基因角度来说并不总是最优策略。我们可能都有“以牙还牙”的机制，但也有略显低劣的机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该选择哪一个。因此，灵活可塑的道德良知才具有了普适的意义。
至少，这是特里弗斯在他1971年的一篇关于互惠利他主义的论文中的观点。他指出，帮助他人的回报以及欺骗他人的回报取决于我们定位自己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是会随时间改变的。因此“人就会期待自然选择最好能使某些特质的发展具有可塑性，例如调整利他和欺骗倾向的特质，这样人就能对其他人的这些倾向作出合理的回应。”因此，“渐增的有机体系（大脑）的内疚感”可能“可以被训练（部分来自亲人），从而学会允许对局部条件具有适应性的某些形式的欺骗，而拒绝那些可能带来更危险后果的。”简而言之，“道德指引”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父母被“设计”成会指引着孩子向“道德”行为前进，条件是仅当这些行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对自己有利。
很难详述进化过程中究竟是哪些环境因素使得不同的道德策略变得更有或更无价值。村庄的规模、捕猎或对付肉食动物的密度等都在经常发生变化。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影响当地肯合作努力的人的数量和价值观。此外，每个人都生在家庭之中，而不同家庭在社会生态中有着不同的位置，而每个人也有自己特定的社会能力和义务。有些人不需要承担欺骗的风险就可以成功，而有些人则不行。
无论最初自然选择赋予人类这一物种以可塑性的互惠利他策略是出于什么考虑，可塑性的出现的确提高了这些策略的价值。一旦合作的主导之风改变——在代与代之间，从一个村庄到毗邻村庄，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这些改变就变成推动力，而灵活可变的策略正是一种考虑的方式。就像阿克塞尔罗德展示的那样，一个特定策略的价值完全取决于邻里中的道德规范。
如果特里弗斯是对的，即如果一个年轻人良心的塑造包括了如何欺骗及避免上当，你就会发现孩子们会很擅长学习欺骗。如果这算个论调的话，至少也过于轻描淡写了。让·皮亚杰（Jean Piaget）在他1932年关于道德发展的研究中写道，“说谎的倾向是一个自然的倾向……自发而普遍。”后来的研究证实了他的观点。
但达尔文似乎是一位天生的说谎者，“非常习惯于构造深思熟虑的谎言。”例如，“我曾经在我父亲的树上采集了许多珍贵的果实，并把它们藏在灌木丛里，然后气喘吁吁地奔跑着散布消息：我发现了一个被偷走的果实的窝藏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确是“发现”的。）他去散步回来总说自己发现了“一只野鸡或某种奇怪的鸟类”，不管这是不是真的。他有一次告诉一个男孩“我通过浇不同颜色的水，就可以创造不同颜色的西洋樱草和报春花——当然这只是一个古怪的传说罢了，我从来没有亲自试验过。”
这里的想法是，童年时期的谎言不仅是一种无害的过失，是我们可以轻松经历的阶段，更是我们最初进行的一系列对于利己欺诈的测试。通过积极的强化（没有被发觉且成果丰厚的谎言）和消极的强化（被同伴揭穿，或受到亲人惩罚的谎言），我们学会了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侥幸逃脱，而哪些不可以；以及我们的亲人会认为哪些是明智的诡计，而哪些不是。
父母很少向孩子宣扬说谎是美德，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教孩子说谎。孩子似乎会一直说谎话，除非他们被强烈地阻止。不仅那些有着比一般人更爱说谎的父母的孩子们会变成长期说谎者，连那些仅仅缺乏父母严密监督的孩子们也不能幸免。如果父母不去阻止孩子说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谎话，或者他们在孩子在场时对别人说谎，他们就是在给孩子上一堂高级说谎课程了。
一位心理学家写过，“毫无疑问，说谎是令人兴奋的，兴奋的是说谎本身，而非说谎得来的好处，这种兴奋就足以刺激孩子说谎了。”这种一分为二的说法是有误导作用的。很可能正是因为娴熟的谎言可以带来好处，自然选择才赋予了实验性说谎以令人兴奋的乐趣。再强调一次，是自然选择在“思考”，我们仅仅在执行。
达尔文回忆，编造故事是为了“单纯的乐趣，可以得到令人兴奋的关注和惊讶”。一方面，“这些谎言如果不被拆穿，就会在我的头脑中产生巨大的效应，我觉得它能让我兴奋，让我愉悦，就像一出悲剧。”另一方面，有时也会让他感到羞耻。他没有说为什么，但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些谎言被一些疑心重的孩子揭穿了，二是有些使他受到了长辈的惩罚。
不管是哪种可能，达尔文都得到了在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关于说谎的适宜性的反馈。且不管是哪种，反馈是发挥了作用的。在他成年之前，以任何合理标准去衡量，他都是诚实的。
道德指引在年长与年少之间的传递，与基因指引的传递平行存在，但它们发挥的作用有时会难以分辨。在《自助论》一书中，萨缪尔·斯迈尔斯写道，“父母的性格特点就这样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不断地重复。他们日常示范的那些感情、纪律、勤劳以及自我控制等行为，会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而所有那些通过耳朵学来的道理早已被抛到脑后了。谁能说明白，有多少无意识的邪恶举动已经存在于某些好父母的思想中了，而在他们的记忆里，孩子可能并没有被玷污，因为他从没有授权孩子做不光彩的事，也没有纵容他们有不轨的想法。”
这种道德传递的“忠实”在达尔文身上表现得很明白。他的传记中讲到，当他赞美他的父亲——他的慷慨、他的同理心时，他可能也在说自己。并且达尔文努力去一个个赋予他的孩子们稳定的互惠利他能力，从道德上的正直，到社会行为中的细节。在给上学的儿子的信中他写道，“你必须给沃顿先生写信，你最好以‘我最亲爱的先生’开头，并在结尾处写上‘我十分感谢您和沃顿太太，为了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所有仁慈。相信我，真切地感激您。’”
（本文节选自《道德动物》）
作者简介：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智囊、全球百位*影响力思想家之一。《新共和》高级编辑，《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时代》等杂志的撰稿人，曾供职于《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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