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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与戒酒、戒淫、戒妄语
郑石岩
人类为了克服不安，第一种方法就是麻醉。寻求麻醉的手段很多，例如酗酒、集体狂欢、性的狂乱、药物迷乱等等都是。从原始到文明社会，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懂得酿酒，它可能是最早被发明出来的科技。其主要原因是为了解除苦闷的“需要”，因为喝过酒后，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麻醉，就可以逃避现实的苦闷，忘掉不安和未可预知的一切。原始民族在打完猎后要大喝一顿，作战归来亦要大喝一顿，接着就是集体的狂欢，有时明明知道这种狂欢会给敌人偷袭的机会，但还是坚持狂欢下去。
在文明社会的人们，酗酒和酒精中毒的更多，特别是在紧张的工业社会里，心理焦虑加上名利薰心，竞争的失败者往往借酒消愁。据报导，近年来酒精中毒和喝酒闹事的人数不断地增加，特别是现代的青少年，他们为了解除焦虑，很多染上了吸食迷幻药物的恶习，利用药物来麻醉自己，以寻求暂时的解脱。至于色情的狂欢泛滥，在现代社会里更是普遍，因为性交时的短暂狂乐，可以使人忘怀一切。这些麻醉自己的方法，在竞争愈剧烈的社会里愈是严重，因为紧张的生活会带来太大的不安。
由于借助酒精和药物只能逃避一时的痛苦，事后总免不了有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惆怅。性交的狂乱，因为缺乏真情，一时的亢奋却带来更多的心灵空虚，而且循环下去形成性的饥渴。麻醉的结果引起更多的麻醉需要，于是堕落就从此开始，其终点是无尽的深渊，是生活的溃败。佛陀有鉴于此，故设教戒酒和戒邪淫（于出家众则戒淫），希望世人要当一个能面对现实、能勇敢承担下去的觉者，不要当一个自我麻醉的堕落者。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习惯性饮酒或酗酒以致乱性者，才是违反酒戒。没有爱情的野合，沉迷于色欲，才违反淫戒。但酒若用于正当用途，如在特殊情况下的御寒，或是健康上的特别需要，自不在禁戒之列。至于夫妇之间的正常性行房乃属伦常，亦非淫乱。
人们除了用酒精、淫色与狂欢来麻醉自己外，也爱听好听的话来自我麻醉，或者批评别人来自我安慰或补偿。爱听甜言蜜语的人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过错，更不敢面对失败或缺点，心胸开朗不起来，智慧的发展也就大受限制。爱批评别人的人总是深深地自恋，他无法清楚地了解自己和别人，这种人的人格发展不免有了缺陷，因为负责辨别是非及处世能力的“自我”会渐渐丧失创造力，而无法发展服务、给予和爱人的能力。佛陀有鉴于此，才定下“戒妄语”的戒律，因为只有戒除这种防卫心理机制，才能使自己真正地清醒与活泼。《坛经》上说：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当一个人能从是非妄语中超脱出来时，他才具有健全的人格，能爱人，能助人。
拥有、结社与戒盗、戒杀
人类解除焦虑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寻求拥有和结社。追求“拥有”，形成财产的观念；追求“结社”，建立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寻求结社的需要，导致政治和社会制度，这可以说是本于天性的反应。不过人类为了结社，在制度上却造成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一为民主政治，它建立在自由和人性尊严上，在彼此遵守法律的情况下，个个自我实现；这是独立的结社，而非统治与屈服共存的结社。其二为集权政治，它要求个人抛弃独立感和自由；这种结社往往被少数人操纵，在群众寻求结合的需要下，操纵者乘机诱惑，利用人性的弱点，造成集权统治，以逞其一己之私欲──占有，它成为人类杀与盗的根源。
在人格特质上，有些人倾向于主动地寻求结合，有些人倾向于被动地寻求结合，两者配合起来，就表现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前者成为控制者，后者成为屈从者。在病态的层面上，两者相互需要而成为共生结合。控制者以控制为手段而演变成虐待狂，把别人严格地控制，命令他们服从，剥削其情感和财产，伤害他们，凌辱他们。希特勒就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同胞，而他的同胞在一开始，却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盲目服从，直到被诱入彀时，则悔之已晚。很不幸的，这种悲剧一开始是以爱做幌子来完成的。共生结合是一种盲目的结合，它的条件就是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把自己和他人当做物来操纵，为了达到共生结合的目的，杀戮与胁迫成为必要的手段，它根本违背了人类追求自我实现与人格统整的天性，因此导致人性的萎缩，社会文化的破产。
佛陀为使弟子免于迷恋控制和占有的心态，酿成社会的紊乱及自己在人格上的溃败，因而立下杀戒和盗戒。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开杀戒并非限于杀生，其他诸如杀气腾腾的咒骂、愤怒时的捣毁，甚至对生命及自然生态的破坏，均属犯戒。至于盗戒的内涵即是不当取者不取，不当得者不得。它绝非限于贪取财物的偷盗，在现代社会里能取则取，而不考虑当取或不当取，在财物生产上能生产则生产，不考虑当生产或不当生产，均属于犯了盗戒。因为这种愚昧的行为必然会自作自受，造成伦常的崩溃、心灵的空虚和落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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