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友冠，在很多年之前，跟我做过两年多的中学同学。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接近50年的时光，是足够漫长的了。因而，对于那个时候的很多人和事，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了。但有一个人却始终让我无法释怀，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梦境里。这个人，就是羊友冠。
我是于1971年初升入中学的。从我们这一届学生开始，为了贯彻毛主席他老人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小学、中学改为“九年一贯制”。其中，小学升中学是划片就近入学。进了中学，初、高中连着上，一共念四年。
我从小跟爷爷奶奶在青岛生活，父母在济南工作。爷爷离休之后，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就带了奶奶和我回故乡定居了。在故乡呆了一年多，我该升中学了，爷爷就把我送回了济南。
刚进中学的时候，我很孤独。其他同学都是从小学一起升上来的，大家或者是街坊邻居，或者同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班级呆过，彼此相熟得很。而我的处境，则完全可以用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来形容。再加上我又操着一口外地腔，还夹杂着一些家乡的土话，就显得更加另类。为此，有许多同学瞧不起我，称我为“老杆子”（意为乡巴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好像是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名字记不清了。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少年时代的男主角从农村来到北京上中学的时候，由于穿着、口音比较土气，受尽了同学的嘲笑与歧视。他的处境与感受，与我的中学时代，是何其相似呵！从一个充满亲情之所在，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周围全是冷眼与不屑，我的心情很受伤、很无助。在很多国人的骨子里，都有瞧不起弱者的劣根性。即使在一些孩子们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统治欲、压迫欲以及破坏欲，也很令人叹为观止。对落魄者再踹上几脚，在一些孩子们看来，是件很痛快过瘾的事情。即便他们一些随意为之的言行，对别人心理上的伤害，也往往非常之大。
羊友冠不是这样的人。他从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冷落我、取笑我。我家和他家住得比较近，每天他都约了我一起去上学。放了学，他陪着我这里那里地乱转，像个导游样给我介绍他所知道的关于济南的一切。比方说，千佛山、大佛头，趵突泉、大明湖，百货大楼、泉城路。他家大人不在的时候，还常常拉了我去他家玩耍。家里吃的、玩的，对我也从不吝啬。尽管那些东西在今天看起来有些寒酸，比如半包五香豆豉（一角钱一包）、一个桃子梨子什么的。
羊友冠很仗义。每当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但若真动起手来的话，吃亏的往往是他。有一回，一个绰号“胖翻译”的家伙，在放学的路上肆无忌惮地捉弄我。因为有几个女同学在旁边，这家伙的情绪格外亢奋。我被他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没办法，强者为王，我打不过他。羊友冠在一旁看不下去了，他一把拉开“胖翻译”，斥责道：“你凭什么笑话人家？你看你胖得那个熊样，不就是个坏蛋'胖翻译’么？哪点儿比人家强？”事后，一直记着仇的“胖翻译”，到底约了几个人，找茬揍了羊友冠一顿。
在家长、老师的眼里，羊友冠大抵应当归为坏孩子一类。遗憾的是，我也曾经接受了这样的看法。他的长相透着几分憨气，眯缝眼，厚嘴唇，大板牙，一张胖嘟嘟的脸。因为他的名字、长相，“胖翻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洋油罐子”。大家都这样喊他，包括我，他却并不烦，答应还得挺痛快。
杨友冠比较调皮，但却不够机灵。在跟着别的孩子一起捣蛋的时候，他的动作老是比别人慢半拍，以至于常常替人背黑锅。比方说，有一回他跟一帮孩子课间拿着弹弓打麻雀，不知是谁把教室的玻璃打碎了。大家见状一哄而散，他还站在那里傻傻地端详琢磨，责任自然便由他来负。再比如，以“胖翻译”为首的几个家伙，经常爱耍个小聪明，篡改个革命歌词、口号什么的，像“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撅腚”之类。不同的是，别人看到情形不对就会马上闭嘴，而他兀自在一旁或念或唱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大家对此有个生动的比喻，叫做“没逮着拉屎的，逮着拔橛的了”。久而久之，羊友冠在大家特别是老师的心目中，就成了坏孩子中的“首恶分子”，怎么也摆脱不掉这恶名了。唉，主观印象害死人呵！
更要命的是，羊友冠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他的父亲我见过，是个沉默寡言、没多少文化的老工人。而他的爷爷，据说是个富农。后来我才明白，羊友冠在学校里之所以被另眼相看，并不全是由于他的爱玩好动，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
在济南的方言中，“爷们儿”通常是长辈对于晚辈的昵称（限于男性）。羊友冠对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他可能是觉得“爷们儿”这称呼挺有意思，背地里总是称他父亲为“俺爷们儿”，整个儿弄反了。他很怕他“爷们儿”，因为他“爷们儿”经常不由分说就暴揍他一顿。也许他“爷们儿”自认揍人的理由很充分、动机很善意，但羊友冠却不这么看。动辄挨揍、全无温情的父子交流，竟使他对“爷们儿”由怕生恨，反目成仇。
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习惯于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去管教孩子，全然不顾孩子是否能够理解、接收这些。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家长们往往会觉得很冤屈，明明是为你们好，为啥就是不听呢？其实，在多数情况之下，孩子们并非故意拧着不听大人话，而是他听不懂、弄不明大人的那些道理和举动。这也难怪，成年人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他们并没有经历过，你不能指望他们的理解能力跟你一样。因此，采取孩子们能够理解、接受的恰当方式，对他们进行管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轻者不会产生什么效果，重者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羊友冠，他父亲的严厉，本意是怕他不走正道、望他成材，结果却在他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真是件很可怕、很悲哀的事情。
从第二学年开始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个40来岁的半大老太太。这话要放在今天说，女同胞们怕是要抗议了，俺们还算是青年呢，你怎么敢把俺当成老太太？但以我们当时的标准和眼光来看，没有办法，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原本是国棉厂的挡车工，被选拔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工宣队），到学校来“占领上层建筑思想阵地”。由于她的文化程度比其他队员高那么一点点，就留在学校做了老师。她除了做我们的班主任，还兼着我们的政治课教师。
应当承认，班主任是个好人。她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要好好读书，多学点知识，长大后总归会有用处的。她的口头禅，是“艺多不压人”。以她的身份和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论，能做到这样，已属难能可贵。至于我们能不能够听得进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由于我“根正苗红”，爷爷、父亲都是老革命，班主任对我的表现情况就格外关注一些。跟前任班主任一样，针对我落落寡欢、很不合群的情况，她常找我谈谈心、提提醒，还嘱咐几个班干部要多帮助我，随时注意我的动向，一有异常及时向她或家长通报。对他们的这些举动，当时我是很反感的，觉得自己时刻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没有丝毫尊严与自由。
班主任发现我与羊友冠过从甚密之后，曾经几次对我说，不要老跟那些坏孩子混在一起，这样学不出好来。要多跟班里的干部、积极分子们接触，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对她的这些话，我很难听得入耳。在我最为孤独无助的时候，是羊友冠给了我友情与温暖。没有他的陪伴，我真不知怎么度过那段举目四顾皆凄凉的时光。
在觉察到劝导效果不彰之后，班主任向我的父母通报了这个情况。于是，父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的皮肉很受苦。高压之下，我只好偷偷摸摸地跟羊友冠玩。没有办法，他真心对我好，这就是我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最大驱动力。
大约是刚上中学二年级不久的一天，羊友冠有几分神秘、又有几分兴奋地拉住我，对我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俺爷们儿死了！”原来，他的父亲得了肺癌，查出来俩月便去世了。对羊友冠的言行，我当时的反应很平静，毕竟我还只是个14岁的孩子。但如今再想起来，我感到了一种透彻肺腑的寒意。羊友冠的父亲，可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可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结果竟会是这样的。长大成人之后，羊友冠也许会理解、原谅自己的父亲，但他的父亲却永远看不到这一幕了。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会觉得非常地伤情。
我从小喜欢看些闲书，特别是反特、战争、武侠一类的书籍。好不容易弄到一本，便如饥似渴地看。羊友冠不喜欢看书，但爱听故事。于是，他便自告奋勇地四处借书给我看，让我看完了讲给他听。有一回，他拿了一本书，高兴地告诉我：“我给你借了本好书，反特的，问谋！”我不解其意，接过书一看，原来书名是繁体字，《间谍》。他不认识，读成了“问谋”。而豆豉的豉字，也是被他读成了“鼓”的。
有时，借来的书人家要得急，我就带到课堂上偷偷看，尤其是在班主任讲的政治课上。也难怪，如果没有高考的逼迫，你很难指望一些半大孩子听得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对其产生兴趣。一来二去的，班主任就比较烦。几次三番警告不见效果之后，就没收了我的“课外读物”，并通报了我的家长。在又一顿胖揍之后，我的读书活动只好转入地下。只要书包里有借来的书，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趁大人未下班，赶紧把书藏起来，可不敢让他们看见。
百密总有一疏。第三学年开学不久，羊友冠不知从那儿给我借了一本破得没头没尾的《红楼梦》。我在放学的路上大略翻了翻，看不太懂，回到家就把它藏在了小厨房的一堆柴草中。由于觉得没啥意思，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忘记了把它带走。事情就是这么巧，偏偏那天我母亲非要整理厨房，事情便漏汤了。这一次的后果更严重，我在挨了一顿揍、被罚掉一顿晚饭、逼写一份检查之后，父亲又拿着那本书到学校找了班主任。
班主任跟我的父亲商定，要利用这次严重的事件，彻底解决我跟着羊友冠胡混的问题。当天下午，班主任召开班会，严肃批判羊友冠。班主任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讲了半天，核心意思是，出身不好的羊友冠，不是好好地改造思想，反而抱着剥削阶级意识不放，用封建毒草腐蚀拉拢革命后代，居心险恶，性质恶劣。假如再不悬崖勒马，必将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严惩，云云。真是天地良心呵，羊友冠哪里会懂得这么多。他听得是一头雾水，满脸的茫然无辜，不明白自己何以会犯下如此之“重罪”。他看着我的那种眼神，至今想起来，都会让我觉得万般心酸。
第二天，班主任趁热打铁，找了几个班干部，一起同我谈话。主要内容是，我以前不明是非，跟羊友冠搞在一起，可以既往不咎。今后若再不同他划清界限，发生类似问题的话，我的角色就将是“共犯”而非“受害者”了。另外还暗示，我已交了入团申请书，再跟羊友冠扯不清，入团的事情就不要想了。
又打又拉之下，我真得不敢再同羊友冠在一起了，不管明里还是暗中。因为只要我同他在一起，总会有人汇报给班主任。我想入团，我更怕罚饭挨揍。可见在利益与压力之下，友情是很容易被背叛的。羊友冠玩伴本就不多，这下就更没人愿同他玩了。下课间、放学后，羊友冠总是满脸堆笑，东凑西凑地找人玩，但却总是碰壁，这其中也包括我。此时，我已经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全然忘却了自己曾经的孤独与寂寞。
一天，羊友冠拿着一本书截住我，满怀期待地对我说：“我给你借了本书，太棒了！你快看完了，给我讲讲，啊？”我不想惹麻烦，赶紧找了个借口逃之夭夭。羊友冠张着嘴巴呆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儿来。当我拒绝羊友冠的善意之时，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种让人难受的神情。现在我知道了，那种神情，叫做绝望。
从那之后，羊友冠开始常常逃学。只要有人肯跟他玩，让他做啥都行。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又是后的，再没有人顾得上去管他。
中学三年级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传来了羊友冠出事的消息。他蹬着辆破三轮车，很起劲地帮人家往废品收购站运废旧钢材，因为那些人愿意带他玩。但没想到的是，那些东西都是偷来的。当公安机关来学校调查羊友冠的时候，所听到的，就不仅是一个调皮捣蛋的羊友冠了，还是一个对无产阶级专政心怀不满的羊友冠。于是，羊友冠便被劳教了，成为班主任、乃至全校进行阶级教育的极好反面教材。
我们看待别人的眼光，特别是成年人看待孩子们，往往习惯于简单化、平面化。就拿羊友冠来说，他的身上其实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说富有同情心，比如说乐于助人，比如说厌恶恃强凌弱，等等。被归为坏孩子之列以后，羊友冠身上这些原本值得我们好好珍视、褒奖的东西，却被不经意地忽略掉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像羊友冠这样的孩子，在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其命运、人生轨迹，被成年人的看法和舆论，随意地左右、改变了。这种力量是强大的、无形的，年幼的孩子是不可能予以抗拒的。也许成年人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出于恶意，或者说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唯其如此，才越发让人为之叹息不已。
从那以后，羊友冠便不知所踪，我也再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歪歪扭扭写在课本封面上的“羊友冠”三个字。为了这字，我还常常取笑他是“瘸腿的羊”，他却从未恼过。
羊友冠呵，羊友冠… …
壹点号谷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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