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母在邹平一中的生活并不快乐。然而，父母对邹平一中还是充满了感情。在这里，父亲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快乐。孟子说过，人生之一大快乐是“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父亲在一中教了好多学生，这些学生与父亲保持了很亲密的关糸。
父亲的学生中，有的成了将军，有的成了官员，有的成了商人，还有的成了学者。更有意思是，有些人还成了我的中学老师一一当然，这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对了，还得交待一下我的情况：父母在邹平一中教书时生下了我，为了使我有一个好的出身，父母决定把我送人，父母提出的条件是这家人的出身必须好。
这个时候，哥哥姐姐先后从上海、成都来到了邹平，一家人算是团聚了。我想，父母把我送人也许还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一家人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难免捉襟见肘。我从来没有与父母讨论过这个问题，父母也没有给我解释过半句。年轻时我曾有过怨恨，但从三十岁那年就完全释然了。
应当说我是幸运的。当父母要把即将出生的孩子送人的消息传出时有两对夫妇有收养意向。一对夫妇生了三个男孩希望抱养一个女孩，而另一对夫妇己经有五个女儿需要一个儿子。由于我是男孩，所以被后面的那对夫妇收养。这对夫妇后来成了我的养父母，而他们的五个女儿，成了我的五个姐姐。
但命运还是跟父母开了个玩笑。一九六四年，全国展开四清运动，由于养父曾在日本人的据点做过半个月的伙夫，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这大概是父母始料未及的。这可苦了我，由于养父头上的这顶帽子，我从小备尝屈辱，拳头，推搡，甚至辱骂是家常便饭。有一年，一个人一拳打到我的脸上，我的眼差点被打瞎。
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成了重点斗争对象，过去还算不错的同事，学生一下子反了脸，揭发金中成了时髦的事。由于哥哥从小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子感情不牢。这时受人蛊惑，也加入了揭发父亲的行列，那个时候哥哥己经在读初中。
哥哥的反戈一击，给父亲沉重打击。父亲一直到死，也没有原谅哥哥。
大约是在67年或68年之间，邹平一中已经完全停课闹革命，作为教师的父亲在学校己经没有任何意义，上面决定把这一家人撵到农村去。父母带着哥哥姐姐到了焦轿公社的孟王村。按照当时的政策，参加生产队劳动。孟王村较大，阶级斗争搞得很激烈。父亲往往是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接受批斗。
这是父亲第二次参加农业劳动，一个拿笔拿枪的人又操起了锄镰锨镢。父亲这个时侯己过四十岁，正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父亲生性刚直，性格倔强，不是那种适应性很强的人。无疑，他在农村中是孤独的。那个时候孟王村还没有通上电，一家人连一件像样的家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小板凳。但这并没有难到父亲，据母亲讲，这个时候的父亲依然重操旧业：翻译。
早在五十年代，父亲就认识了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后来，石川达三把他的小说寄给父亲。在农村的那段岁月，父亲靠翻译石川达三的小说度日。在昏暗的棉油灯下，父亲坐着小板凳，在—个纸箱上面(上面垫一块硬板)，父亲开始翻译《活着的士兵》、《风中芦苇》等小说。
母亲是个节俭的人，也是个有心的人。至今还保留着父亲在农村坐过的那个小板凳。那个小板凳我见过，是那种极其普通的小板凳。父母后来从孟王到了朱涯，又从朱涯到了魏轿中学，再从魏桥中学到了山东大学，仅在山东大学就至少搬过四次家，但那个小板凳一直伴随左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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