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讨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PUS问题才呈现出制度化的迹象。除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公众态度调查之外，对PUS的系统研究到80年代才开始。本文将回顾既有的主要研究视角，并就它们的不同承诺和含义作出比较性的观察。进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必然要被弱化）是勾画出PUS研究与若干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这些领域与PUS之间潜在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长期以来，有关"公众"或"社会"的主张始终内含于科学话语中，有关公众接受"科学"权威的主张也有着类似的历史（莱顿，1973）。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科学史研究已经系统地揭示出，在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建构过程中，通过意会的修辞来建构社会秩序能否有助于科学知识的构成（戈林斯基，1992；夏平和沙弗尔，1985），以及这种知识能否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塑造。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来审视现代PUS问题。
直到最近，PUS研究（及其实践）的主要议程依然是以公众及其认知过程和能力为问题来构成的，因此这暗示科学知识、科学实践以及科学制度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以科学为问题的PUS研究被误认为仅仅提出了一些有限的问题，比如科学家对大众传播缺乏兴趣或技能。相比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给出的批判性研究进路--在这里我称为"建构论视角"--试图研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经验并定义"科学"的，特定科学的建构是如何在与默会的、封闭的（人们赖以或应该向磋商开放的）社会关系模式的互动中进行的。换句话说，似乎正是科学知识编制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规范、承诺和预设--它们一经进入公众领域时便必然充当某种社会-规定性的角色。于是，当科学运用于公共领域时，关于 "有效知识"或"好科学"的占主导地位的内在标准就会合法地向问题开放。
当公众和科学一并被问题化时，PUS研究的建构论进路就会提出反思性问题，但它有时候不那样具有反省性。而且，在公众以潜在的、不同的方式建设性地参与科学的问题上，它提供了更丰富的想法。在探讨PUS的主要研究范式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人们定义和界定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
议程、边界与混乱
在许多重要的表述中（比如皇家学会，1985年），人们自然而然地把PUS与公众对科学的欣赏和支持等同起来，与公众对"技术性的"知识和方案的"正确"理解和使用等同起来。因此，当公众抵制或忽略某个被冠以科学之名的项目时，人们设想，其中的原因肯定是公众误解了科学。因此，PUS的研究议程被界定为通过测量、解释并寻找到公众为何无法"正确地理解和使用[科学]"，就如同无法遵循社会潜在的总体承诺一样，从而找到补救的方法。(P.363)比如，认知风险的研究领域的界定基于的假设是，公众之所以反对核能之类的技术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科学所认识到的"真正的"风险；这个观点化解掉了许多实质性的批评（奥特韦，1992；温内，1992e）。
PUS意义的混乱还来自于人们经常忽视公众对科学的欣赏、兴趣与理解之间的区别。比如，公众在"理解"一般的科学与"理解"特定的科学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迈克尔，1992）。理解也许意味着有能力有效地使用技术知识，但是没有能力使用这种知识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缺乏理解。理解科学可能意味着理解它的方法而不是特定的内容（科林斯和平奇，1993；科林斯和夏平，1989；温内和米勒，1988），也可能意味着理解它的制度特征、资助和控制形式及其社会涵义（温内，1980，1991a）。正如稍后将要表明的那样，不同的理解维度之间存在重要的互动关系。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尚未被认识到的要素是，在科学与公众群体的相遇中，社会行动者不同的默会模式所起的作用。比如，在缺乏必要的社会机会、权力或者资源去使用科学信息时，即便是一个熟知技术的人也可能拒绝或忽视这种信息，认为它是毫无用处的；而在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的模式中，科学家也许会认定，公众?quot;忽视"反映了他们在技术上的无知或天真。社会行动者的潜在结构也会制约他们对现有知识的兴趣，从而首先影响他们的"素养"。因此，本土的社会参量--在外行本人的社会情境中被默会地知觉到的有用性或相关性--直接构成了公众对科学的把握，从而也构成了公众对科学的显见的"理解"。认知维度与社会维度的分裂--这可以说是PUS的主流，无疑是人为的产物。
PUS的范围和意义随着政治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更具家长制色彩的欧洲政治文化中，长期以来对制度性权威的渴求反映在公众之中，他们的冷漠、模棱两可或敌意被归因于?quot;理性"原则的误解。莱顿（Layton）、戴维（Davy）和詹金斯（Jenkins）（1986）对最典型的英国背景给出了这样的描述："公众参与科学从出现伊始就意味着一种社会化--理解科学家及其解释自然界的方式"（第34页）。在这里，他们可能遗漏了对"自然的"术语加以定性。在更具民粹主义色彩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公众热情而主动地支持所有类型的科技问题，这多少缓和了这一趋势，正如莱文施泰因 （Levenstein）（1992c）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家长制的修辞性定义也会受这种文化的感染。
在公共政策中，对科学的比较分析也显示出类似的差异（布里克曼，贾撒诺夫和 伊尔根，1985；吉莱斯皮，伊娃，和约翰逊，1979；贾撒诺夫，1986）。桀骜不驯的美国文化鼓励形形色色的外行群体以更多样、更积极的方式来影响技术决策的过程；事实上，这种更具参与性的通道已经载入美国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机制中了。至今还没有一项比较性的研究对美国政治的行动者是否在普遍的深层次的意义上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把握或理解，或者是否影响了科学家对公众理解的看法做过考察。然而，在这些跨文化差异的背后存在着基础性的问题，即科学的合法化问题--科学不仅是工具性知识，而且是一种连贯的普遍主义文化。
可以确认的PUS研究进路分为三大类：
·对所选的"公众"样本展开大规模的定量调查，从而不仅得出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而且可以测量公众的科学素养或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
·认知心理学，或者以外行的行为过程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心理模式"上的重构。
·通过定性研究来观察科技专家在公众中的情境化，从而考察处于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们是如何经验并建构意义的"社会表象"的范式（莫斯科维奇，1984）介于后两类之间。正如我在下面将要勾画的那样，这些研究传统与认知风险的研究以及源自认知人类学?quot;民族志学"的研究是相互平行、相互重叠的。
我在本章将采纳SSK所倡导的观点，即一种恰当的PUS进路必定要追问"科学"和"理解"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科学的意义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似乎它是由自然或其他具有特权地位的权威来决定并赋予的。这自然也使"公众"问题化了，从而超越了表面上存在着无数的科学"公众"这样一层意义。最近一项有关公众对科学专家的反应的研究表明，"理解"是一种功能，一种内化的、对科学制度作出社会认同的功能，这些认同或异化是一个多元的、经常会发生断裂的、并允许不断地进行重新界定的过程（迈克尔，1992；温内，1992a）。
这一视角强调了控制和标准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刻画出了科学知识的特征，并致使那些在公众领域中遭遇这类知识的人作出模棱两可的反应。当公众用方言来表达自己合法的关注或异议时，科学制度便把他们看成无知的，(P.365)这无意中使更多公众变得模棱或冷漠。因此，通过科学的非反思性，即从科学自身出发来建构"公众"以及建构自身赖以进行的制度因素，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趋势便会从整体上得到削弱（埃茨拉希，1991；温内，1987）。在结尾部分，就如同社会学争论中对后现代性及其变体所作的分析那样，我也试着把PUS问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贝克，1992；拉希和弗里德曼，1992；利奥塔，1984；罗斯，1991）。
调查研究：态度、素养和理解
研究公众理解科学运用了大规模的调查方法，这是与多年来标准的定量抽样方法--公众的科学态度的抽样--联系在一起的，后者至少可以追溯到197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关于"科学指标"的项目。它建立在美国国家科普作家协会（NSWA）在1957年提出的一个更早的提议上（威西，1959）。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的作者乔恩·米勒（Jon Miller）认为，"事实上，可能只有少数人对科学持有某种态度"（国家科学基金会，1991b，第175页），这需要专注于科学，因此它只有少数人在追求。因此，米勒的调查试图不仅在理解科学与科学态度的水平上，而且在对科学的专注水平上收集数据。
对于历时的、跨国的或在不同群体中测量并比较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来说，显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测量系统。它的精确性使它成了在国家水平上测量与比较"科学素养"的常规手段（米勒，1983b，1991）。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用以测量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和理解的"科学指标"，已经拓展成一种用作比较的手段，能与日本与欧洲的调查展开横向的比较。这些方法、它们的研究议定书及其输出在测量"公众理解科学"中成为一种通用的国际框架。
在米勒的著作中，对科学的"专注"是通过某项指标来定义的，这项指标综合了对科学的兴趣、对知识水平的自我评估以及对不同信息源的常规性使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米勒（1991）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大约8%的美国成年人专注于新的科学发现"，而大约20%的美国成年人"专注"于环境污染。至于对被调查者自己所说的对科学"感兴趣"究竟是什么意思，则未曾提及。
在测量公众理解科学时，首先就一些实质性的议题提出已有定论的问题，比如原子的结构或者病毒与细菌之间的区别，然后根据"正确"的答案对反应做出评估。自1988年以来，这些方法也在国际间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应用。有些调查的结果令人不解，甚至大跌眼镜，因为它们表明理解的水平低得出奇。1991年美国《科学指标》的报告（国家科学基金会，1991b）显示，关于酸雨的成因，只有6%的人能够给出"科学的、正确的"答案。即便在"有兴趣的公众群体"中，也有76%的人无法给出比"污染"更为具体的回答。事实上，在这次调查中，所谓的专注科学的公众并不比普通的公众更能科学地理解环境问题。人们的结论是，在本次调查所定义和测量的专注与理解水平之间并无多大的相关性。对这些结果的解释通常过于简单化，比如在科学素养的国家排名中，有的解释正是由这些研究者本人给定了的。比如，杜兰特（Durant）、米勒（Miller）和切尔尼娅（Tchernia）（1991年）在谈及自己研究时说，"1988年米勒对美国和英国的研究表明，没有科学素养的人达到了90%以上"（第1页）。
然而，这些解释绝非是无懈可击的。比如，关于酸雨的调查结果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家本人对酸雨的确切成因也是相当不确定的；因此，根据"正确"的答案来测量公众的反应并非是易事。关于其他问题，比如，是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显见"的正确答案是前者。但是事实上两者都是正确的；"显见"的正确答案无疑是一种简单化。在其他问题上，比如热气是否上升或者光的传播是否比声音快，答案则是比较明确的。即便如此，脱离背景去建构一种能测量"科学素养"的苍白的标准必定会面临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些测量标准事实上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研究无意中扮演了何种规定好了的政治角色。
1957年，美国国家科普作家协会的调查（威西，1959）首次尝试测量公众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应答者被要求用自己的来话描述，科学地研究某物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开放性的问题在后续的调查得到了保留（米勒，1991；国家科学基金会，1991b）。然而，怎样的回答?quot;正确的"，评价是依据带有浓厚的波普尔色彩的科学模型作出的。M. 鲍尔（M. Bauer）（1992）写道：
"[分析这个开放性问题]的方法武断地以波普尔式的科学观为基准……。[它所]测量的与其说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毋宁说是某种科学观念在公众中的传播……。(P.367)理论、演绎和通过实验数据的证伪回答了它们在这个符号框架中为何有如此高的出现率。如果不只是想知道公众波普尔化的程度，我们就必须采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方法。"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指标"项目中也采纳这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进路。米勒（1991）把它看作是科学素养的综合指标的一部分。然而，其他的调查表明，一经涉及更具体、有定论的问题，比如有关统计检验或临床试验之类的问题时，人们在有关科学程序问题上的得分要高得多。杜兰特、埃文斯和托马斯（1989，1992）对这一开放性问题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发现，在回答这个开放性问题时，2000个应答者样本中只有14%提到实验；而回答具体的、有定论的问题，比如医学研究的问题时，有56％的人提到了实验。
杜兰特和他的同事对过程维度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他们根据下述两个问题进行随机抽样，一个有关实验在测试新药物中所起的作用，另一个有关实验在测试机器部件中的所起的作用（例如，欧洲晴雨表）。每一组的表格都是一样的，要求应答者在不同的"方法"中作出选择：（a）病人或机械师的意见，（b）现有的理论，（c）实验测定，或者（d）不知道。两组的回答在分布上截然不同。就医学问题而言，选择实验的占多数，而在回答冶金学问题时，选择现有理论知识的占了大多数。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公众对医学研究活动更熟悉些，因此作为实验方法的临床试验是公众理解科学方法的一般性范例。F. 普赖斯（Price）（个人交流，1992）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它未能区分公众对临床医学与对医学研究的熟悉程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项调查与定性研究的见解不谋而合。杜兰特和他的同事得出的结论是，寻找独立于情境的科学方法可能是一种误导，这个结论在PUS的定性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见下文）。
然而，这项研究凸现出了一些在调查中未曾得到承认的问题。除了杜兰特等人的结论，即与其他科学领域的方法相比，公众更熟悉医学试验之外，对不同反应模式还存在着其他可能的解释。比如，一些成问题的项目，一种情况下是新药，另一情况下则是机器，它们的新颖性可能会影响人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即现存的知识是否值得追求。在每种情况下，对错误-代价的把握也有所区别。(P.368)而且杜兰特假定，公众也许认为冶金学理论?quot;医学理论"更"先进"，但是他们随后会否定这种解释，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冶金知识比有关新药的药理知识更确凿、更通俗，因为后者似乎处于生物医学研究的不确定性的前沿。这也许是人们在药物项目下中选择"实验"而在冶金项目下选择"现有知识"的良好理由。调查方法从本质上说是无法把握公众理解中的种种差别的。
这里，我想说的并非是这些可能的解释一定要比杜兰特等人的更好，而是说调查方法本质上无法控制这些变量，比如人们在提及"现有知识"、"理论"或"实验"时意指什么。即便是相同的调查表也无法显示，应答者对上述因素的把握与判断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收集到的数据。这只是一些非正式的情境性因素，就它们而言，定性方法是必要的。
在调查中，当我们要求人们对科学意味着什么做出界定，或对不同学科，包括占星术的科学地位做出评估时，也会遇到类似的基础性难题（杜兰特等人，1989）。当[调查]覆盖像"医学"这样的领域时，就会包含它的种种含义，比如生物医学研究、产前超声波监测或全科医生的诊断，我们根本无法左右应答者所说的，比如"医学"、"心理学"或"科学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米勒（1983a，1991）试图把人们把握占星术的科学地位纳入到测量科学素养的构成要素中来。要是人们把占星术也归入科学，那么他们就算得上是没有科学素养的。但是鲍尔和杜兰特（1992）发现，一个人对占星术的信任与他所接受的对科学理解的测量之间不存在任何特定的相关性。
有些调查项目试图考察公众对科学制度的理解，这一考察的维度超越了科学内容与其过程的对立。米勒（1991）很大程度上把目光集中在科学技术与科研的效果之间的关系上。M. 鲍尔（1992）试图考察人们对科学效果的理解。这些调查还是试图根据事先规定好的"正确的"基准模型来测量公众的理解，殊不知这些模式本身是带有倾向性的。上述模型甚至没能大致公正地对待科学在制度层面上的复杂性，比如对可交际性的把握、控制或产权，以及科学在各个领域中广泛的可测度性。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提议下，以及在美-英和欧洲之间展开的横向的调查项目中，已经促成了一连串的尝试，以考察诸多国家的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有些项目的涉及面很广；比如，印度的一项研究有16,000个被调查者（拉扎，杜特，辛格和瓦希德，1991）；中国的一项研究有4,000多个被调查者（张仲梁和张建生[音译]，1991）。后者是按照米勒-杜兰特的美-英合作调查项目设计出来的。在印度的其他一些研究中，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科学的制度和文化层面上（拉伊纳，拉扎，杜特和辛格，1992；瓦桑塔，1992）。
在具体的技术领域，如能源、化工或生物技术中，有关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或态度的定量调查是很普遍的（比如坎特利，1988；库奇曼和芬克-詹森，1990；马利耶，1992；马丁和泰特，1992；技术评估办公室，1987；奥特韦和高，1990；英国无线电学会， 1988）。这些调查大多把态度问题，如关于控制进一步的研究或为之辩护的风险和需要的问题与理解问题结合在一起。人们通常不加批判地预设，"更好的公众信息"将带来更深的"理解"，而这意味着更多的接受；至于其他可能起作用的竞争性信息或"理解"则很少被涉及到。这些调查大多都没能对应答者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意味着什么做出相应的控制，比如，问及她是否相信基因工程的进一步研究有价值时所使用的"进一步研究"这个概念。
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调查项目（马利耶，1992）对公众关于生物技术的"看法"展开了最广泛、最细致的定量研究，调查中"不知道"占了很高的比率（大约30%），尽管问题的设计总的来说不是为了检验知识。调查还发现，这个领域中最可信的信息来自于消费组织和环境组织；只有在丹麦，政府机构才得到与这些非政府组织大体相当的信任。
马丁（Martin）和泰特（Tait）（1992）发现，"理?quot;这一变量与态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尽管大多数调查假定知识或理解与态度有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暗示，得到理解或保持无知有着诸多情境性的原因（见下文）。一些调查项目涉及到了生物技术中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区分，调查发现，人们是能够分别对待不同的风险、收益和其他涵义的，而不是依据某种复合的、不加区别的 "生物技术"概念。公众对"能源"的理解也是如此（比如赫奇，1991; 肯普顿，1987；肯普顿和蒙奇马利，1982）。
总之，有关公众的科学态度和公众理解科学的大型调查项目都不可避免地基于某些规范性的预设--关于公众的预设，关于科学以及科学知识的含义的预设，以及关于理解的预设。因此，这些调查往往加重了前边提到过的综合症--在PUS研究中只有公众被问题化，而科学或科学文化和制度则不成其为问题。这些调查还使得应答者脱离其社会情境，因此本质上不可能通过分析来考察或控制潜在的变量--关键词汇之于社会行动者的、根植于社会的意义。任何调查方法就其本性而言，都将导致知识和理解的去情境化，都将强加这样的预设，即它们的意义独立于在社会互动关系中存在的人类主体。调查数据内在的连贯性不足以证明它具有更大范围的有效性--而只能证明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后者常常被误认作前者。
心理模式和认知进路
心理模式这个概念已经在一本有关公众对技术知识的理解的重要著作中使用过。该模式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简化了的世界模式，它把新信息整合到可辨别的模式中；有助于展开推论，找到因果联系，预测并解决问题。在人们看来，它能系统地整合外行人对大多数经验领域，包括自然和技术的认知，但是同时也提出了它在稳定性和情境独立性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心理模式已经在各学科，从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社会心理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认知社会学的研究中，比如奇科瑞尔（Cicourel）（1974），心理模式被看作是一种经磋商而成的结构，它有助于?quot;自然"范畴中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具体化和稳定化--如"青少年罪犯"或"癫痫患者"。有些方法还把心理模式看作是社会互动的中介，并由此强调了它们的流动性、偶然性和共通性--它们的结构是基本社会关系的一项功能。当然，在大多情况下，这种社会关系本身是十分稳定的，因而能使相应的自然范畴和概念更"牢固"、更稳定。
心理模式在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也起到了类似的解释性作用。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同，在这些学科中，心理模式在社会磋商中的起源和作用尚未得到检验--(P.371)它们一经发现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重构人们为何如此思考的过程中，它们的作用更像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量。因此，心理模式可以说是一种资源，它使得人们（试图）预测和控制所参与的领域成为可能。在社会心理学中，诸如原型、图式、类推和隐喻之类的心理结构表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内容，比如种族成规与种族关系、社会的阶级特征、文化类型或"自然的"性别关系。莫斯科维奇（Moscovici）（1984）的"社会表象"（social representation）理论就是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模式 。
认知心理学把诸如此类的分析应用到非社会的个体结构，比如物理现象和技术现象中来（科林斯和金特纳，1987；金特纳和史蒂文斯，1983）。这里的基本预设是，为了对新的情境作出推理，人们要动用一些熟知的、显而易见的类推。它们通常是物理模式，因为，尤其在技术社会，物理是最稳定的、便于控制的经验领域，（霍兰和奎因，1987）。
科林斯和金特纳（1987）对心理模式的进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陌生的领域中，推理的主要方式是类推刻画。他们使用类推来刻画从已知领域（基础）转向新领域（目标）的规则，由此建构出一种心理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在目标领域中展开推论"（第247页）。
如今，人们已经对许多关于外行心理模式的案例作过分析，其中有航海（哈钦斯，1983）、电学（金特纳和金特纳, 1983）、家用自动调温器（肯普顿，1987）、蒸发（科林斯和金特纳，1987）和全球变暖（肯普顿，1991）。M. 麦克洛斯基（1983）觉察到了存在于这些研究背后的预设，因而把运动的外行模式称之为"天真的理论"，尽管也有人，比如肯普顿（1987，第223页），明确地采纳了带有较少偏见的观点，因为他明白"大众理论适用于何处，并且如何保持其日常用途"。
基于访谈数据作出推论，肯普顿（Kempton）在研究家庭取暖的外行模式时发现，有两个不同的理论在潜在地起作用。一是反馈模式：人们认为，自动调温器在相应的位置上对温度进行测量，并控制炉子的开关以保持恒定的温度。二是等值模式：人们认为，自动调温器控制着热流量，于是更高级的设置允许更多的热流通过，就如同汽车的油门一样。
肯普顿指出，根据专家的知识，反馈模式是正确的，而等值模式则是错误的。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家用能源，人们可能会假设，"持等值理论的人"应该通过教育来接受正确的模式。然而，肯普顿（1987）观察到：
与充分的物理学描述相比，这两种大众理论都是简单化和歪曲的结果，每一种都有可能导致操作的失误和低效，同时每一种也都具有自身的优点……。热学工程师对大众[反馈]理论感到满意--他们认为，虽然它过于简单化，但本质上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对正确性的评价可能是建立在互不相干的标准上的。（第224页）
换句话说，在家庭的真实生活中，这两种竞争性理论或心理模式所具有的预期的有效性都有赖于进一步的知识来补充。预测它们在使用中的相对有效性绝非易事，即使是用科学标准来衡量，其中的一个显然会更"正确"。比如说，反馈模式也许会预测道，天气冷了，但不必调高恒温器，而等值理论则不会这么预测。实际上，反馈模式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周边房间的渗透和分布上的不对称，而等值模式无需这些补充模式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应该如何评价这些竞争性的理解呢？等值理论尽管在"技术上"是不正确的，但至少得出了与反馈理论同样多的正确预测和实践反应。为了给出有根据的正确回答，"正确的"模式必需用若干额外的模式和理论来补充，而在典型的主业看来，这些模式和理论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操作。因此，如果有效性的标准在于"它能否起作用？"，那么它就会依赖于在"起作用"的背景上达成的共识：典型业主的生活会涉及许多竞争性的问题和要求，或者假设一种类似于专家的生活，只关注某个问题或使之"最优化"。这里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表述这个问题的更一般的方式是，来自于科学的理论知识，作为一?quot;正确"的知识是可以通过公众的理解来测量的，这无疑潜在地预设了某种使得理论模式有效和有用的条件。这些条件在普通使用者的情境中是否实际可行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常常受忽视。因此，为了使理论上正确的知识在实践中发挥作用，额外的知识（和实践）--通常针对特定的情境--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很少被认识到，总是受低估。下一节将展开这一要点。肯普顿的功能主义进路从心理模式的视角中援引了这些论点，并与更广泛的人类学争论联系起来，这一争论涉及到科学知识的文化普遍主义或地方主义，后者对自然的信念--本土的"心理模式"--无法与科学相匹配，但是却依然具有情境中的有效性，因为它们有助于维持重要的社会、技术与生态实践（道格拉斯，1966；霍顿和芬尼根，1973）。
在心理模式与PUS研究的关系上，科林斯和金特纳（1987）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们注意到，大多数日常推理必然涉及到若干种模式，因为情境一般比较复杂，单个模式无法处理。这些模式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对复杂的过程展开推理；这样，这些复合物中或许包含了一些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以处理的不一致性。科林斯和金特纳暗示道，模式的不一致性及其特定的使用方式是日常推理或"公众理解科?quot;本身所具有的问题，然而，从观察中可以找到一个出发点，以确认有关心理模式的进路及其内在局限性的三个一般的问题。
首先，"领域"这个基础性概念是有问题的。"家庭能源管理"可以说是适合于日常心理模式的一个连贯领域；但是，正如肯普顿（1987）所发现的那样，这个模式太过简单、粗糙，无法与业主在特定的情境中实际使用的能源概念相吻合。"能源"是多维度的，包括了许多独立的、交叉的活动、关系和议程，比如烹调与饮食、家庭生活方式、"DIY"工作以及整个财务管理。同样，"分隔"也以不同的方式被情境化，从而融入到更具体、更具实践意义的术语中（赫奇，1991）。因此，在研究者所定义的"同一个"领域中发现多重模式并不奇怪，因为对于外行的被调查者而言，他们也许不在同一个领域中，而是分别处在若干不同的，也许是相互交叉的领域中。因此，看似"不一致"的东西（暗示了公众的无能），也许反映了一种比心理模式的进路所认可的更复杂的社会存在。
心理模式及其在社会作用中假定的稳定性涉及到一个相关的问题。恰恰是心理模式的研究方法潜在地假定了稳定性，因为它们依赖于从具有一次性结构的访谈中引出这种模式。因此，不存在重复性的机会去验证，被推论出的模式能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把被调查者的生活从一个场合推广到其他场合中去。科林斯和金特纳考察了特殊的?quot;不一致"的用法，除此之外，迪塞萨（DiSessa）（1985）和肯普顿（1987，1991）也找到了质疑下述假设的证据，即心理模式一经发现，就是一种本质上独立于社会关系的认知结构。
心理模式是依赖还是独立于它们由此抽离出来的社会关系，这引发了方法论与解释性难题。比如，心理模式的进路是否无意间把经验注意力集中在场景和应答者身上（他们在某个"领域"中碰巧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是否无意间把这些非典型的情况假定为普遍情况，这依然是成问题的。(P.374)有一个问题不仅把这一进路悬置起来（不是证伪它），而且把它置于一个不同的解释性视角之下，这个问题是?quot;心理模式"是否比原初的状况更具社会渊源，更具情境性。认知人类学或"本土科学"（ethnoscience）的研究领域已经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本土科学：日常认知人类学
拉韦（Lave）（1988）等人（也可参见拉韦、默塔和德·拉·拉沙，1984；罗戈夫，1990）提出了日常心理模式从一种社会情境到另一种社会情境的"一致性"或稳定性。他们想检验一下认知心理学的主要假设：具有一次性结构的访谈所框定的实验情境能否体现"实际的"推理情境中复杂性、多样性和非确定性的充分模式。
因此，拉韦及其同事研究了多种场合下的数学，比如日常用品的购买、对这些计算的模拟实验、厨房里的饮食计算、正式的算术考试以及家庭财务管理。他们发现，人们确实在不同的实际场合使他们的数学推理习惯适应于描述相关情境的条件。比如，专家和研究者可能会--错误地--假设，当购物者还要购买其他东西时（这些东西在购买途中甚至会发生变化），超市的"问题"是如何使人尽快、尽可能便宜地买到所需的食品。类似的多向度的可变性对于大多数人们赖以推论的现实世界的问题来说同样也是正确的。正式的检验和研究方法忽略了这些额外的向度，把一种人为的、单向的界定强加于人（比如以最少的花费购买日用品），从而使得知识去情境化。它把一种问题的情境与另一种问题的情境看作是同一的，因而强化了一种成问题的预设，即?quot;真的"知识要求是普遍的。
拉韦还引入了非确定性这样一种重要的维度。在典型的复杂情境中，组合各种值得关注的交叉问题意味着，对完备的、终极的问题的界定在落实解决方案之前是无法获得的。与调查研究一样，心理模式在隐含地预设给定的问题并忽略情境的复杂性时，重复了某些科学所惯用的别无选择性的（self-defeating）文化律令。它们试图从认知上或物质上把问题的多样性和开放性重新组织成一种统一的、准实验的版本，人们因此可以以标准化的、普遍的和细致的方式对它加以分析与解决。普通的日常知识巧妙地摆脱了这种试图关注并控制它的普遍主义的知识论及其承诺。本土科学的研究因而认可了一?quot;爱恨交加的合理性"，(P.375)正如下一节将要讨论的那样，这种合理性成了女权主义科学批判的核心要素。
建构论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
这个研究领域承诺，它不想对什么是"合适的"科学作先验的预设。通过本土科学、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它试图考察人们是如何重新磋商什么叫"科学"的--对这种科学的界定来自于正式的机构，似乎已经得到确证，已经有了定论--的过程中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所起的作用。这种一般性的方法恰好对何谓科学-技术议题或者何谓科学-技术知识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所有这些研究都共同面临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境遇：一方面是科学文化，它倾向于用贯穿于科学领域的语言把所有的问题都还原为控制与预测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世界，它们反映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模式，并承认在科学话语之外还存在着许多相互交叉的、更加开放的议程与旨趣。
虽然存在这些基本的共识，但是所谓建构论研究大体上是由诸多分散、独立的领域构成的，其中包括：
·医学社会学和公众卫生社会学（巴克兹，1991；布拉克斯特，1983；埃尔曼，1978）
·共同体对技术事故、紧急事件以及其他形式的专家介入的反应（P. 布朗，1987；埃德尔斯坦，1988；莱文，1982；麦基奇尼，出版中; 佩因，1992；温内，1992a）
·女性研究，尤其是有关生育技术的研究（E. 马丁，1989；F.普赖斯，出版中；斯特拉森和富兰克林, 1993）
· 环境争论、环境运动和管制（迪茨，斯特恩和里克罗夫特，1989；F. 弗歇尔，1990；贾撒诺夫，1986；耶利，1992a）
· 对外行使用专家知识的研究，比如决策者对有毒化学废料的利用（莱顿，戴维和詹金斯，1986；莱顿，詹金斯，麦吉尔和戴维，1993），对外行的业主?quot;建筑科学" 的关系的研究（肖夫, 1992），或者对外行构造另类知识（比如UFO学）的研究（韦斯特鲁姆，1977，1978）
·对"第三世界"遭遇科学文化的人类学研究（阿尔塞和朗，1987；拜莱，1968）
尽管这类研究都以科学为关注点，但是在建构论的视角中，可能从来都没有对"科学"作过清楚明白的界定。欧文（Irwin）及其同事已经讨论了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下降的"(P.376)（欧文，戴尔和史密斯，出版中；也可参见迈克尔，1992；温内，1991a），这是在下述意义上讨论的，即科学的解释性承诺通过各种隐含的再磋商过程，重新被编入到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自然"形式中来。
社会情境中的知识
这类研究强调，不管特定的传播者有什么样的动机，人们所遭遇到的"科学"总是渗透了某种社会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现有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和身份。
E. 马丁（1989）认为，工人阶级女性之所以抵制医学看待月经的主流观点，是因为月经在医学科学的建构中被表象为--用社会的术语说--一种"失败的生育"。这种隐含的社会建构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职业生涯的关注，无意间贬低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另一种文化建构--把月经恰恰建构为一种创造"使妇女成为妇女的生活资料"的过程--在工人阶级女性中很有生命力、很恰当，使她们更积极地评价了非职业的社会关系，包括做妈妈。
马丁指出，工人阶级女性宁可接受多样的生物学知识，却拒绝科学知识，因为后者总是与侮蔑性的"失败的生育"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你在多大程度上拒斥科学所偏爱的解释性语言，这是一种衡量理解之差异的标准（工人阶级的女性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清晰的解释，包括"教科书"的知识是否贴切）。在马丁看来，这为健康且合法地抵制科学语言所传达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范例。在检验女性对月经生物学的理解与检验她们对主流的文化模式的吸收之间不能截然地割裂开来，因为生物学的概念正是通过这种文化模式得到整合的--在这里，妇女被建构为"失败的生育者"。
对公众的科学知识这一分析，体现了某种特定的、看似自然的社会关系规范，这在公众理解科学知识的领域中有着十分普遍的意义。它证明，在自然与文化，或者在自然知识占支配地位的领域与社会文化知识占支配地位的领域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大多建构论的分析在这个关键点上都是一致的，不管它们究竟如何来理解科学知识：科学是中心统治边缘文化身份的工具（麦基奇尼，出版中），是把血缘关系和文化模式科学地还原成实验上的操作（斯特拉森和富兰克林，1993），是一种陷入核威慑的风险（迈克尔，1992；温内， 1992a），是一种受预设的标准化所控制的陌生文化（温内，1992b），或者说把一种我们与自己的孩子之间难以接受的社会关系潜在地强加给了我们（戴维，莱顿和詹金斯，1993）。(P.377)然而，科学似乎拒绝承认自己以公共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些社会向度，也拒绝承认这样的事实：从根本上说，公众"理解"科学的意愿，视他们自己能否认同科学中未言明的先验条件而定。
科学具有社会的负荷，这在所有的科学传播中，以及在对公众反应所作的科学反应这样一种非反思性都能观察到，温内等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弗罗伊登伯格，1992；皇家学会，1992；温内，1980，1987，1992e）。大众群体之所以能在科学的框架内用"自然的"话语来考量"客观性的"风险，是建立在他们对控制性机构的信任这一社会问题的基础上的。科学话语掩盖了这些制度维度上的基本预设，尽管人们通常都能历史地经验到相关的"制度行为"，并以这些经验为证据来检验科学赖以成立的预设。于是，科学家便傲慢地把公众反应说成是"主观的"、非理性的，其实考虑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技术的无知，我们也能合法地拒斥科学。
信 任
社会学家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信任关系在社会中的普遍性（奇科瑞尔，1974；甘贝塔，1988）。一些研究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反应以及公众对风险的认知的论著曾断言，公众作出反应的基本框架有赖于他们对相应机构或社会行动者的经验和感知，而不依赖于他们对技术信息的理解，这些信息潜在地蕴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事（雷恩，1992；温内，1980，1982，1992b）。贾普（Jupp）（1989）在她研究公众接受化学现场传出的危险与紧急信息时发现，基于自己对可能被接受的信息源的评价，人们对社会信息源给予了相对不同的信任。根据公众的信任度，公司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但它在可能被接受的信息源中却名列榜首。被调查者回答说，只要公司的"政策得当"，就能获得信任；他们首先对公司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公司应该严肃对待公共信息，而不要抱任何天真的幻想，认为公司所提供的信息是最充分不过了。人们似乎拥有各种能与自己的社会能力和需要相一致的非正式的"科学路径"（普鲁伊特，1982）。从这个有利的角度看，公众对科学的"接受"或"理解"来自于他们对控制并管理科学的机构有一种潜在的信任和认同。科学的社会传播的大多过程都是例行的、理所当然的，(P.378)就如同社会信任那样见多不怪了（不过，下文还是要对信任作具体的描述）。无论信任在实践上是公开地声援科学还是拒斥科学，对科学来说，信任的维度始终都是批判性，有时甚至是否定性的。
恰当性
外行人可能会忽略科学知识，认为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尽管科学家假定说，科学知识对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P. 休斯（1992）发现，关于核设施的危险信息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甚至招来讥讽，在他们看来，猜想重大事故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也可参见温内，1989）。兰伯特（Lambert）和罗斯（Rose）（出版中）也发现，胆固醇过高的一般患者通常都把医生要求控制食品脂肪含量的建议当作耳边风，因为这些建议没能具体地区分不同类型的脂肪。研究者还注意到，在测量公众理解科学时，调查方法将不可避免地?quot;理解"还原为简单的指标，然而这些指标却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再现"所理解"的东西在实际情形中的复杂性。普鲁伊特（Prewitt）（1982）观察到，科学家在什么东西对人们来说是恰当的问题上做出了自己非反思性的社会预设，这种预设成了向大众传播的科学知识的有机构成部分，并进一步渗入调查公众理解的设计方案中来。因此，莱顿及其同事（1986）质疑道，这样的调查究竟是检验公众的科学素养，还是测量公众在多大程度上社会性地遵循了科学家们的陈规--"有科学素养的公众"。
行动者的模型
外行人通常没有社会自由或权力用专家给定的方式来使用现有的科学知识。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故意逃避这种自由，尽管他们有，或者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自由，因而不愿意冒考验自己究竟有无权利的风险。换句话说，社会行动者的不言而喻的模式就隐匿在人们能否或应该如何理解科学的预设之中。如果现有的知识是无用的甚或对社会是有害的，那么在汲取知识上投入大量的成本就不再有意义了。进一步说，正是社会行动者的这种轮廓成了人们赖以识别的标志，它们也就同时塑造出了可认知的自然知识的界限。正如迈克尔（Michael）（1992）所观察到的那样，人们发现科学知识的恰当性或有用性从长远看是成问题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行动者从长远看是不确定的。(P.379)它们在不同的行动者的理解、磋商过程之间摆动。于是，这种差别就有可能被错误地表述成一种简单的无知或拒斥。
狄更斯（Dickens）（1992）考察了宿命论在人们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以及他们对知识价值的判断上所造成的影响。1987年10月台风袭击英国南部过后，他发现人们之所以抵制"科学的"气象预报是出于这样的道德理由，即任凭这种控制和管理的科学主义文化继续膨胀，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社会危害。狄更斯认为，人们反映了自己作为行动者所具有的隐含的意义，即对自然过度的控制是一贴有害的、危险的处方。因此?quot;无知"反映了一种积极的、合法的道德立场，这种立场反对在天气预报所体现的不负责任的科学主义文化。
在公众与科学的种种碰撞中，带有根本性的文化-知识论的冲突间接地展现出来：一方是科学家之于确定性、控制和管理的预设，另一方是大众之于内在的非确定性、适应的需要和控制危害的预设。与温内研究公众对技术和风险的定义一样（1980，1987），狄更斯的研究也把人们面对自然的宿命论看作是对社会力量及其无穷的复杂性，对不可理解性的意义的一种缄默的筹划。这些不仅仅是以自然的形式对社会经验进行消极的再生产--它们同时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与传播。
莫斯科维奇（1984）的"社会表象"-- 潜在地塑造了外行人看待特定领域的概念--理论代表了另一种研究传统，在其视野中隐含了行动者的模式。然而，这种视角似乎排除了科学也体现为"社会表象"这样一种关键性的观念。其结果势必削弱了它有关公众对科学和专家知识的反应的基本概念。
对无知的社会建构
温内（1992b）和迈克尔（1992）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公众对科学无知的根源。迈克尔运用话语分析考察了，外行人在访谈中是如何反映自己与"科学"以及不同意义上的"科学"之间存在的种种可能的关系的。他们充分而且积极地反映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行动者）与他们所理解的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个潜在的关系形成的过程塑造了他们对科学认知内容的兴趣，塑造了信任和认同的感知范围。正如迈克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公众与科学的关系上，反思性的社会定位所采取的形式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它导致了人们对放射科学的不信任和有意的回避，(P.380)因为这种科学似乎在核武器的"出售"中透出一股铜臭味。于是，无知得到了积极的建构与维持，尽管有些被调查者并不缺乏科学学识。无知不是认知的真空或缺乏知识所造成的空白，相反，它是一个积极的概念，不乏在科学的社会维度上的认知内容。它是动态地建构社会认同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有些情况下，无知得到了更积极的建构。比如，温内、麦基奇尼和迈克尔（1990）发现，监控家庭氡放射水平项目的志愿者围绕与科学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合作，建构出了一种"积极"的无知，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腾出自己的家来充当实验室。这种同情性的参与使得他们无需了解技术上的细节。再强调一遍，科学的无知不是什么空白，而是建立在潜在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认同模式上的建构物。
这些研究者曾考察了塞拉弗尔德核燃料回收厂处理放射材料的工人，他们发现一种同样是确凿无疑的、对无知的积极的社会建构。研究者原以为，这些工作人员会特别积极的理解具有放射风险的科学，但是他们惊奇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工作人员基于一些强有力的理由为他们的无知做出了辩护。首先是朴素的经济考虑--如果他们遵循有争议的科学主张，那么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完成工作。其次，遵循科学可能仅仅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面对特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无法克服，而且可能是危险的。最后他们强调，在他们自己的公司和管理集团中有许多专家，他们的工作是认识科学并把它纳入到设计和工作程序中去。因此，如果怀着积极的兴趣去了解具有放射风险的科学知识，势必会对现有的社会安排构成直接的威胁，因为这意味着对那些试图保护工人的行动者和安排的不信任。
如果对科学的无知是潜在地按照现有的关系、劳动分工、依赖性和信任的框架积极地建构起来的话，那么，认为"对科学缺乏理解"标志着智力上的或社会上的缺陷，这种看法就是不正当的。因此，技术上的无知就成为社会才智的一项功能，实际上是从制度维度上理解科学的一项功能。当然，塞拉弗尔德的工人们并未天真到以为他们可以不加批判地信任现有的社会安排；事实上，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融洽无间的。然而，这里的要点在于，工人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放射科学上，(P.381)而是集中在自己究竟是否应该信任那些行动者的理由上，他们知道自己是免不了要仰仗这些人的。
信任与依赖：认同与矛盾情绪
批判地考察一下信任的基础是必要的，因为这个维度决定性地影响着公众对科学的领会。前文指出，贾普的研究表明人们的信任观念可能是有条件的。温内（1992a）认为，我们可以用"似乎"的方式来更真实地看待表面上的信任。如果人们感觉到自己在获得安全或者其他宝贵的东西时依赖于特定的机构，那么他们也许会觉得自己需要以信任这些机构的方式行事，甚至当有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自己的行为，以获得支持或否?quot;信任假设"的证据时也是如此。由此说来，把信任具体化为某种客观的参量，认为它与理解一样可以被测量（和操作），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
温内分析了坎伯兰的农民对后-切尔诺贝利放射科学的反应，他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那里的农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放射性污染对他们农田的破坏来自附近的塞拉弗尔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很长的时期内，权威机构没有探测到这些污染或者不予承认。科学家认定，这些农民有确切"证据"证明污染来自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塞拉弗尔德，与此相反，农民们则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和逻辑来支持他们对上述结论的怀疑。经常与远离污染地区的农民的交谈强化了研究者的看法--这些农民把罪状都推到当地企业的头上。然而，当地农民最终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它伴随着一种恐惧：一旦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就有可能破坏他们自身的共同体甚至是血缘关系的模式，因为许多在山上耕作的农民及其共同体都依赖于塞拉弗尔德提供的工作。这些农民为了与相反的信念取得妥协，似乎在污染源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社会认同，从而为控制性组织的行为及其诚实性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注脚。这些解释性的立场反过来又与不同的社会网络、相互依赖性以及认同的确认整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在认同的多重要素之间作出"选择"，就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出人们的承诺与风险度。
反思性理解
"建构论"研究把科学自身关于普适性预设的任何自主的特权都一并悬置在一边。它严肃地对待人们的局部性问题、关系和"给与物"，(P.382)它允许人们用更丰富的视角来审视科学的介入与建构的现场。它也使人们认识到了复杂的技能和具有多种合法性的道德承诺，因为在无法控制全部甚或大多数的相关变量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诉诸于这些技能和承诺来"处理"相互冲突的需求。同样，它也为科学文化和日常文化之间富有成效的磋商与兼容提供了一种潜在的途径。
显然，地方性知识--日常的和科学的--可以通过不同的知识承诺得到表达，比如，关于控制、标准化、不确定性或行动者预设的合理范围。因此，知识结构的转换水平或标准化水平、模式的主要参量、被言明的确定性水平或者充足证据或推论标准，这一切都需要在应用中重新加以问题化，重新向磋商开放--与新的"扩大了的同行群体"展开磋商。这样一来，通常所谓的--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谓的公众理解科学将包含这样一些指标，它们能够揭示出人们在与"科学"的社会关系中潜在进行的磋商。为了避免冷漠、不信任以及理解的缺失，科学文化及其制度需要更开放，对自身的框架性预设和承诺需要更具反思性。
地方性研究与"表象性"调研再考
建构论研究中的解释性-描述性的主张与规范性的承诺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规范性的承诺坚持道，公共性科学中的多元主义不仅是可能的，甚至也是有益的。这条进路的问题不是出在这种隐含的规范性承诺上--所有的进路都会以某种方式做出承诺，只是外显的程度不同罢了。它所面临的更一般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大把握能从地方化的历史和互动的微观社会学研究中得出普遍的结论。
然而，又不能作这样的假设，在客观地描述经过大规模的定量调查所测定的公众知识的框架中，建构论那种细致的、"深度描述的"、定性的研究所能提供的只是些零散的细节。定性研究的作用不在于辨别出更精练、更"敏感"的问题，以便在调查中做出客观的检验。相反，定性研究所确定并考察的"理解"、"科学"、"知识"和"信任"这样一些关系性的建构之物恰恰是大规模的调查方法所无法触及的，因为后者势必会把关键性术语的某种外生的、标准化的和确定的定义强加给作为调查样本的社会行动者。(P.383)在调查进路与建构论进路之间潜藏着丰富的对应与互补关系（贾撒诺夫，1993），但二者的关系所映现的却是地方性文化与"普遍"科学的关系。在建构论看来，地方性的行动者就更具反思性的科学制度进行磋商，从而通过磋商来消?quot;中心"概念，这种企图与占统治地位的普遍主义话语没什么两样。
建构论的PUS研究与SSK
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建构论的PUS研究与SSK的两种主流视角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视角是拉图尔和卡龙（卡龙，1986b；拉图尔，1987，1991b）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科林斯（1988）的建构论。尽管两者都推动了建构论在PUS领域中的运用，但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卡龙（1986b）对海洋生物学家在圣柏鲁克湾（St. Brieuc）征募渔民来养殖海扇的过程展开了调查，为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路提供了典例。正如卡龙和拉图尔所指出的那样，征募过程--在这里可以看作是"公众对科学的吸收"--不仅仅涉及对科学的理解和领会，而且涉及到身份和利益的磋商和重构。这与建构论的PUS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行动者-网络理论过分强调了表面上彻底被征募的行动者对征募框架的认同程度。这样，行动者-网络理论就忽略了被征募的公众（这里是渔民）参与其他各种交叉网络的可能性，这些网络涉及不同的认同。换句话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忽视并隐匿了行动者在表面上完全认同某个网络的同时潜伏着某种矛盾的情绪。
于是，卡龙认为，当养殖海扇的渔民们突然决定撤出他们曾经参与过的海洋生物学家的项目时，这是一种"背叛"。这暗示了一种突然的逆转：从单一且彻底的认同到单一且彻底的疏远。然而，当我们以矛盾情绪这个子结构作为焦点时，看似彻底的忠诚之所以会发生逆转，是因为相互冲突的认同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在相互竞争的社会网络中反映出来。施塔尔（1991b）在试图把对权力的思考纳入到行动者-网络理论时，也得出了类似的观察结论。在论及英国的宫颈涂片检查（CST）项目的社会技术网络中的行动者时，(P.384)辛格尔顿（Singleton）和迈克尔（Michael）（1993）也分析了矛盾情绪的积极作用。从本质上说，矛盾情绪使得网络能够维持下去（也可参见辛格尔顿， 1992）。她还把这一点与女权主义的视角（比如哈丁，1986）联系起来，这一视角批评了科学（作为父权制的控制文化）把矛盾情绪斥之为"不精确性"的做法。
类似的问题在科林斯（1988）那里也是很明显的，科林斯考察了让公众亲眼目睹"被证明的事实"这样一种作为修辞技巧的公共"实验"，比如如何确保核燃料瓶的安全性以防"最糟的"的突发事件。他的要点是，这些证明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因为它们永远不能在所有的偶然事件中完全重复真实的操作条件。科林斯顺带注意到，理解科学过程至少与理解其内容一样重要（科林斯和夏平，1989；夏平，1992b；温内，1987；温内和米勒，1988），在他看来，对事实的这些证明有必要展示给公众，以确保公众能理解它们是如何被社会地塑造而成的。
尽管这个主张颇具价值，但是它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纰漏。科林斯设定，如果没有技术性的证明，那么公众注定会对结果持有一种错误的确认。然而，PUS研究指出，人们通常持有多种维度，通过这些维度，他们可以关联并判断这些主张，比如制度行为、利益以及作者的历史经验（温内，1982）。做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如果没有这种技术性的证明，人们必定在建构科学的潜在方式上受骗上当。主流的SSK一经与建构论的PUS研究建立起密切的合作，我们就能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权威是如何通过磋商来确立的。
结 论
对日常认知过程中的人类学方法（"本土科学"）和对公共情境中的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我称为"建构论"），综合这两类研究的效果是想给出一种有效的证明，即在任何试图界定公众理解科学及其公共政策问题中，核心的内容就是把科学问题化。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公众或传媒并不存在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相反，问题很多。然而，PUS的主流定义仅仅使公众与传媒问题化，因此对吹嘘科学现有的制度化文化和边界是自然而然的、被给定的，是判断和"合理?quot;的普遍标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SSK对PUS赖以成立的主流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挑战。在公众认知风险的相关领域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比如1992年伦敦皇家学会的风险报告中的"认知风险"部分。然而，皇家学会的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PUS）（未注明出版日期）也反映出对建构论观念的抵制程度，它注意到，公众对科学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正如许多"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所看到的那样， 由于大多数科学家不愿意与公众交流，致使公众疏远了科学。
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间接地涉及到了PUS研究，不过完全是一种误解，它认为公众之所以产生"误解"，原因在于科学家在普及上过于谨小慎微了。因此，它也从根本上误解?quot;公众"，认为他们仅仅对科学持有矛盾情绪，没能充分地听从科学家的教诲。于是便一笔抹杀了那些更具挑战性的社会学发现，即认为PUS问题同时与科学的主流模式的制度特征和知识特征有关。
PUS的研究已经找到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外行人在把自己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化，在与科学进行非正式的磋商过程中充满了反思性。它还发现，在与公众的互动中，科学家以一种非反思性的方式建构了公众，从而导致了他们的疏离。科学机构所作的非反思性的反应似乎从深度上反映出一种制度性的不安，当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实际地面对外行人，并就知识的有效性与他们进行磋商时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风险领域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与之正相合拍。在这个领域中，当公众对专家有关风险问题的框架性预设在合理性上产生矛盾情绪和抵制时，他们先是被简单地斥之为是无知，然后?quot;误解"，接着解释道，这是对不可能实现的"零风险"环境抱有天真的期待。对公众的这种建构忽视了社会学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人们关于风险的存在或彻底消除风险的想法决非是天真的，它们同时也表明，科学家们一经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及其所包含的规定性承诺没有得到承认，就有一种不安感（欧文和 温内，出版中；特纳和温内，1992）。
科学在反思性上的缺失就表现在，它拒绝开启"已经关闭"的知识，拒绝重新就标准化、决议、确定性、推论规则或其他承诺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展开磋商。丰托维茨（Funtowicz）和拉韦茨（Ravetz）（1990）把重新磋商恰当地称之为是扩展了的同行评议。它暗示要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因为它们被封闭在科学内部关于有效性的优先情境中了。在这里，上述问题与技术社会学（劳，1991c）和风险社会学（温内，1992e）在设计及其风险-分析的知识中所包含的使用者或其他下游行动者的概念中所发现的问题之间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P.386)SSK的最主要的总体性贡献就在于揭示，这种表面上是被决定性地封闭了的承诺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封闭，并试图重组社会世界，从而使"技术性"封闭的形式变得有效。正是在这里，PUS领域、参与性研究和SSK在未来将产生最富有成效的融合。
几年来，有关参与科学技术的一些大部头著作很少论及这些维度，除了有意识的政治操纵的概念外，它们依然停留在粗糙的竞争性利益和权利概念的水平上，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说依然没有被问题化（施瓦茨和汤普森，1990）。克日姆斯基（Krimsky）（1984）是一个例外。其他相关的研究来自埃尔曼（Helman）（1986），弗罗伊登伯格（Freudenburg）（1992），F. 弗歇尔（Fischer）（1990），梅里菲尔德（Merrifield）（1989），和罗斯（Ross）（1991）。与此类似的更具体的探索来自于对第三世界的"农民"遭遇西方科学文化的考察（阿尔塞和朗，1987；拜莱，1968；吉尔玆，1993；马姆丹尼，1972）。
相比之下，一直以来，科学史为SSK的总体取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洞察力和历史文献。希尔加特纳（1990）对美国战后科普问题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精英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判断的一种潜在的焦虑。在80年代，公众理解科学之所以重新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原因也不外乎这一点（温内，1992e）。在19世纪的"人民科学"（science for the people）运动中和18世纪英国的技工学院中，莱顿（1973）以及巴恩斯和夏平（1979）分别发现了类似的潜在议程。
哈拉维（1989，1992）对灵长类动物的历史考察和其他"外部主义"的科学史（比如巴恩斯和夏平，1979；伯曼，1974；夏平和沙弗尔，1985；R. 杨，1986）揭示了人们的经常性关切，即让公众更恰当地理解科学是建立自然（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研究因其自身的缺陷而产生了这样的暗示，仿佛精英的话语具有自主的有效性。德斯蒙德（Desmond）（1987）考察了工人阶级对"自然知识"这种主流话语的抵制形式，大大地深化了这个视角，它强调，公众对科学的接受不仅仅是受主流话语的欺骗。德斯蒙德（1987）认为：
定位在工人阶级市场中所进行的科学贸易与揭示工匠本人打算购买或者制造的智力商品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工匠-手艺人不是资产阶级智慧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他们自身的智力世界和真正有用的知识的积极制造者。
正如德斯蒙德所认识到的那样，公众捍卫意义磋商的自主性领域免遭科学的霸占，这种活动既可能暴露出来，也可能是隐匿着的。它可能会导致冷漠或矛盾情绪--因此而拒斥主流的知识形式--而没有付诸公开的行为。
这种观点的核心之处在于强调，承认在"公众理解科学"上具有多重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不管人们作怎样的假定（比如，吉登斯，1990），科学制度在自我反思性上的缺失是有目共睹的，而这种反思性能使科学制度意识到自己在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的危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贝克（Beck）（1986，1992）称这种角色为科学现代性的"自我驳斥"（self-refutation），温内（1987）则称之为理性主义的"自我的去合法化"（self-delegitimation）。在定义公众的风险认知和公众理解科学的议题上，理所当然的问题框架无意间贬低了外行公众，并掩盖了人们对科学的制度形式和科学文化的关怀，以及把公众建构为人的过程。因此，自我驳斥的动力被融入到研究和实践中，但是这些研究和实践既不承认也不涉及科学本身的问题化。自我反思性的缺失所带来的意蕴值得探讨。
贝克（1986，1992）认为，科学技术必定带来风险，这种普遍而又无法逃避的本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有些人（比如利奥塔，1984）则认为，现代性由于自身的科学主义的傲慢而破碎了，它己不再享有文化上的价值与合法性了。有的人为激进的后现代转向，为从科学主义的普遍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而欢欣鼓舞，而贝克则找到了一条更复杂的反思性现代性的道路。他这里的意思是说，通过磋商的方式，支配着现代性的明确而宏大的合理性原则被多样化了，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它反思性地认识到了自身的条件与内在的局限。
在日渐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情境中，关于科学合法性地位的常规的辩护形式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这种辩护本质上是自我驳斥的。那种支配着公众关于究竟何为科学的定义仍然在疑虑中延续了下来（这在PUS问题上占主流的定义中得到了反映），似乎只存在一种关于自然的版本；然而，科学家自身却就"好科学"的定义，包括公众消费的定义展开了例行的磋商（贾撒诺夫，1990）。普通大众在实践中无数次地就什么是合法的公众知识进行磋商，却经常被那些疑虑重重的精英们斥之为?quot;反科学"的。霍尔顿（Holton）（1992）的历史评论就是一个例证，他认为，对现代主义规划（及其工具主义控制的知识论原则）的任何质疑都将对秩序和理性本身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正如科岑斯（Cozzens）（1992）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所谓的反科学群体都是崇尚知识的--(P.388)而且，她或许已经注意到了，那种以狭隘的方式"崇尚科学"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反知识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为什么对PUS的关注会导致另一倾向一时的繁荣呢？我的意见是，它反映了如下情形，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尤其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中，商业化浪潮把关注点放在公众的轻信和合法化上了。这样一来，科学就长期以来为什么会与公众发生矛盾，并形成早期的疏离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试图用诸如此类的基础性话语来堵住这个缺口，这只会强化社会风险的意义，并进一步加重冷漠和不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风险社会"的概念模型比贝克的模型更具社会-文化的性质。我的观点表明，存在着一种能使科学及其相关制度合法化的隐含的文化政治学，它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语言中得以实施。在对占支配地位的科学制度形式，对工具性控制的单一知识论提出更明确的质疑并展开磋商的过程中，在富有成效的参与中，这种文化政治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原文出处】 | 《科学技术论手册》(节选2) | 【原刊地名】 | |
| 【原刊期号】 | | 【原刊页号】 | |
| 【分 类 号】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 【复印期号】 | |
| 【题 名】 | 十七、公众理解科学 | 【作 者】 | 布赖恩·温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