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和徒弟之间发生的争执，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师徒关系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关系，也是一种特殊技能的传承关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种关系一直是维系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候中国流行工作包干，我的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都被包干进了工厂。大年初一，同学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最好的礼物去师傅家拜年。“师傅”在那个时代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平时遇到修皮鞋修自行车的人，我们都会很客气地喊一声“老师傅”。
但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师傅”这一个词已经是一个很陌生很稀罕的称呼，师徒关系已经十分脆弱甚至正在消失，即使有人教你技术，许多人也只是认为是一种工作上的帮助，而不会认为是师徒关系。这种师徒关系的短缺，直接导致了一种社会秩序的混乱。那么，在经济发达的日本，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是否依然存在？
日本社会从150年前的明治维新开始全盘学习西方，此后又发动了侵略中国侵略亚洲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在二战结束以后，他们又经历了经济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经历了这么激烈的社会动荡，但是师徒关系在日本社会始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存在。
这种根深蒂固的存在意识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在一所中学，如果有学生考上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话，他就有义务和责任来指导自己的后辈校友如何报考这些名牌大学。所以在暑假和寒假，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回到母校指导后辈的校友学习，也是日本社会一道特殊的风景。而在大学里，高年级的学生来照顾低年级的学生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甚至指导后辈学生如何考研、如何找工作等，都是一种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们在日本，与日本人一起聚会时，常常会听到一些年纪稍大的人对年轻人说这么一句话：“おれはお前の先輩だ”（我是你的先辈）。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我的先辈，你得尊重我听我；二是我是你的先辈，你有啥事尽管找我，一定相助。
这就是说，在日本社会，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开始教导大家：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先辈和后辈之分，后辈一定要尊重先辈，而先辈一定有义务和责任关爱照顾后辈。这种先辈和后辈的关系，为日本社会师徒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构建出在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上下有序的伦理基础。
郭德纲的徒弟们总是抱怨自己在师傅家里学艺，拿不到工资，拿不到演出费，还要交学费，因此他们认为是师傅在剥削他们，于是与师傅分庭抗礼。那么，这样的事情如果搁在日本的话，社会舆论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呢？舆论会一致谴责徒弟们忘恩负义。因为你跟师傅学艺，不是要在师傅的大树下偷偷地挣自己的钱，而是为了把师傅的技艺学到手，并成为师傅技艺的传人。
跟师傅学艺，拿不到工资在日本是很正常的事。
日本拉面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一种食品，这种日本拉面看上去很简单，但是从熬汤到熏肉，从面条的硬度，到佐料的配置，每一家拉面店都不一样。所以，日本好吃的拉面店门口，即使在深更半夜也总是会有人排队。
在日本的拉面行业里，著名的拉面店的店主往往就是一位拉面大师，要成为这些大师的徒弟，你不仅需要一种虔诚的学艺之心，更需要高尚的礼仪和人品，不是你想学就能学的。
日本的拉面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你年纪多大，在拉面店里做学徒，在三年内，师傅管吃管住，但是不发工资。这一规矩虽然违反劳动法，但是没有人告状，日本政府也不管，因为这是一种传统。
学艺三年之后，如果师傅认为你合格了，就会允许你独立出去自己开店，但是徒弟即使独立出去，开店那一天，一定要恭恭敬敬地请到自己的师傅，请师傅检查自己的店铺和手艺。没有师傅到场的开店，也就意味着师傅没承认你是他的嫡传弟子，那你会很没有面子。所以，徒弟要跟师傅分庭抗礼的事，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事，即使出现的话，会被同行鄙视甚至被行业组织封杀。
在拉面界如此，在演艺界也是如此。日本有一个很著名的导演，叫北野武。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演艺事务所，跟我们亚洲通讯社相距100多米，也算是一个邻居。名义上，他是演艺公司的社长，但是他的弟子们始终恭恭敬敬叫他“親分”，“親分”在日语中，既有“父亲”的意思，也有“师父”的意思。
曾经担任过宫崎县知事的日本国会议员东国原英夫是北野武的一位弟子，他回忆说，在年轻时候，他曾经坐过一次牢，原因在于日本著名的出版社——讲谈社旗下的一本杂志写了北野武的丑闻，北野武深更半夜召集所有弟子冲击讲谈社，结果全体遭到警察的逮捕。东国原今年已经是58岁，逢年过节一定会去拜访北野武。在电视节目中谈到师父时，依然是满脸尊敬。他说，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月的生活费都是师父给的。
大家去京都的时候，一定很想去看一看京都的艺妓，那么，艺伎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日本培养艺伎是没有学校的，都是私人的传帮带。女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进入叫“茶屋”的艺伎馆，艺伎馆的主人叫“妈妈”，妈妈本身就是一位十分资深的艺伎。从进入艺伎馆开始，女孩子的一言一行、琴棋书画、歌舞表演，待人接物，站姿谈吐等等，都要接受妈妈最严厉的训练，直到成为妈妈认可的一位“舞子”（未婚艺伎）。这期间，女孩子的所有吃住与服饰，都是妈妈掏钱供养。一般要到十八、九岁，女孩子才可以放出去接待客人，而接待客人的所有收入，必须交给妈妈，每月由妈妈发一点零花钱给艺伎们。一直到艺伎能够独当一面时，妈妈才会用分成的方式，让你增加收入。所以，在艺伎馆，妈妈是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如果艺伎觉得手中有客人，翅膀有些硬了，未经妈妈的允许想独立出去的话，那结果会很惨，不仅会得不到艺伎行业协会的承认，而且自己要开店也没有人愿意上门，因为你属于职业道德的叛逆者，这在日本社会是不被认可的。
日本最有趣的师徒关系，是在相扑界的。日本相扑界在八十年代有个很著名的大师，名叫“贵之花”，他引退后开了一家相扑馆。贵之花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叫“若花田”，小儿子叫“贵花田”。这两个孩子在小学生时开始跟随父亲学相扑，后来要正式拜父亲为师时，父亲把孩子们叫在一起，告诉他们如果要成为弟子的话，必须先断绝父子关系，变成师徒关系。为什么要断绝父子关系？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师父的儿子而偷懒或者闹特殊。结果在师父的严厉指导下，两个孩子均获得了日本相扑界的最高位——横纲。
日本社会已经是一个很现代化的社会，为什么还保持着如此严厉的师徒关系呢？它有两个根本原因，首先是，技艺技能是一个知识产权，你要学到师傅的技术，你必须要付出自己的努力，这在日本社会是一个基本常识，这一基本常识在日文中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修业”。为师之徒时，你要忍受师傅的严厉教训，同时也要忍受没能成为一个栋梁之材之前的经济贫困。如果你没有这种决心与毅力，你学不到师傅的技术精髓。师傅付出他的所有的知识精心教导你，他从你身上获得一定的利益回报，在日本社会被认为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没有人会为这种经济利益与师傅翻脸。第二个，严厉的师徒关系，有利于特殊技艺和特殊文化的传承，这也是日本经历了如此动荡的岁月之后，依然能够保持技术与文化的传承，依然能够保持一颗匠人之心的环境与社会基础。
我觉得，一个社会有了严格的师徒关系，它就能催生出一种报恩文化，对于传授给自己技术技艺的人，心存一份感激与敬畏之心，这样就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知道感恩，知道自己不付出，天上不会掉馅饼。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造房子，因为是在江南地区，白墙黑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建筑，白墙是用石灰泥刷出来的。这一种石灰泥是在石灰中加麻线，以增加它的韧度。当时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师傅，很严厉，一看到徒弟刷墙不均匀，捡起小石头就会扔过去。过去没有大的建设公司，私人造房子，都是请泥水匠带几个徒弟，这徒弟刷墙就要学三年，三年以后才能出徒。所以，那时候，中国的许多行业都有严格的师徒关系，师傅为自己的徒弟自己的团队承担信誉和质量的担保。但是到了现在，从来没有摸过刮板的农民工，被拉到工地就开始刷水泥墙，刷出来的墙的均匀度就可想而知。最传统的建筑行业，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只是企业与个人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这就很容易导致一种技艺传承文化的断裂，也会导致一种职业责任心的失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社会，需要回归师徒文化，让更多的技艺通过这一种师徒关系，来保证中国传统的工艺和传统的技能能够代代相传，同时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份感恩之心，重塑中国的感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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