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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得大江千斛水,研为翰墨颂师恩。”

硕果丰收的背后是一大批园丁辛勤的付出,甘肃中医学院老中青三代教师默默耕耘,诲人不倦、薪火相传,照亮了中医学院蓬勃发展之路。我采访了几位退休后在兰生活的教授或家人,记下了他们工作的片段。他们是甘肃中医学院历史的见证者——

周信有,国家级名中医,是中医事业坚决的捍卫者。周信有毕生崇尚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文化,专中医、擅武术、喜京剧、善书画,集四大国粹于一身,这是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2012年8月3日下午,我慕名来到周老家中,拜访了老人。周老鹤发童颜,耳聪目明,每周要出门诊,接待来自各地的患者,怎么看也不像是91岁高龄的老人。他1921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从事医学教研工作70余年,是全国第一、二批继承老中医医药学术经验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0年,他从北京下放到临夏,先后在市、州医院从医,兼任当地西医学习中医班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中医妇科的教学工作,以及赤脚医生和临夏州卫校的教学任务。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一个大夫到哪里都是看病,也许甘肃的生活条件差、机会少,但是我相信那里更需要好大夫。”1973年3月到1979年3月,他在甘肃省新医药研究所从事中医临床、科研和二年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教学工作。4月,周信有参与组织筹建甘肃中医学院,时任中医筹备组组长。1981年8月,任教务处副处长,后任处长。那些年,他聘请教师、设置课程、组织教学、临床带教,为中医学院的筹建夙兴夜寐、呕心沥血,许多具体工作都是他亲力亲为。他先后从全省基层发现并调来了戈敬恒、王道坤、张士卿、郭志等一批“六·二六”医务人员来院任教。周信有作为建院时的第一位老中医,毕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一生著书立说,学研俱丰。他始终坚持走中医特色道路,毕生精研《黄帝内经》,造诣深邃,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优秀的接班人而精心教学,大力弘扬中医药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科学价值。他指出,对中医药理论的研究,必须承袭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中医药学的优势在实践。因此,对理论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论临床、教学和科研,都要保持中医特色:一要突出中医的哲理性、整体性特点;二要突出实践性特点。哲学的合理性与经验的有效性,构成了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同时亦要与现代科学的成就相联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研究与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走中医西化的道路。因此,中医医院,必须坚持中医的办院方向,切实突出中医的优势与特色。他同时认为,对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除接受现代的院校教育外,应秉承古代的师承教育,拜师带徒,传承一脉,以加速新一代敦厚仁爱、博学精诚之高级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周信有86岁时,获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的“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87岁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全国老中医药学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他将毕生研究《内经》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验汇总成《内经类要》和《内经精义》,在临床上,对肝病、再障、胃病、肾衰等疑难病有独到见解,效果显著。周信有独特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关注。2005年4月,科技部确定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基于信息挖掘技术的名老中医临床诊疗经验及传承方法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总结和传承方法研究)”课题,周信有教授当选为被研究的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郑魁山,当代中国针灸针法研究之父。

他是一位世纪老人,亲善仁和、坚忍执著、铮铮铁骨,以拳拳之心诠释了中国针灸生命永恒的玄机。郑魁山教授躬耕医圃60载,行医济世半世纪,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给无数病人带来健康和快乐,给无数家庭送去温暖和团圆,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爱戴。郑魁山生于河北安国,曾为甘肃中医学院针灸系教授、名誉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甘肃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2010年在兰州去世,享年92岁。 1970年初,郑魁山下放来到甘肃成县后,将禁锢在内心深处的热忱全部释放出来,他深入峁壑山沟,出入农家土屋,精心为山区人民治病疗伤。1982年2月,郑魁山调任甘肃省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主任,从事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对这位针灸大师来说,这里是个广阔的天地,他每天认真地讲授针灸医学、主持针灸门诊,努力探索、仔细研究针灸理论和技术。研制成功“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临床应用盘”,并在石家庄市召开的全国子午流注研讨会上介绍了它的应用方法和研制经过,由于它把“纳子法”、“纳甲法”和“六十花甲子”融合在一起,有多种功能和三种优选取穴法,不用推算,不到半分钟时间即可找出当日当时的开穴,为针灸医疗、教学、中药治疗及生物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准确工具,因而受到全国针灸界的赞扬,获甘肃省科普成果奖和甘肃中医学院教学成果奖。《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甘肃省卫生厅优秀著作奖。1985年,甘肃中医学院创办针灸系,郑魁山任名誉系主任,招收专科大学生。同时他又接受国家卫生部委托,整理《针灸大全》,1987年出版后,获得针灸界的好评。1988年获甘肃省园丁奖,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奖。他编导的《传统取穴法》和《传统针刺手法》电教片获甘肃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西北五省和北京中国中医药博览会神农杯优秀奖。

郑魁山在针灸学学科,特别是针刺手法上造诣颇深,成为全国针灸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被人们誉为“西北针王”。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甘肃省名医”称号。自1991年以来,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的他,一直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从理论学习到临床诊疗,从课题的选题设计到实验的具体操作,都亲自把关,为甘肃培养了一批高级针灸人才。他还承担了国外留学生的教学任务,先后为来自日本、美国、加拿大、瑞典、丹麦、挪威、瑞士、英国、南非、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医师共十二期学员传授针灸疗法,受到留学生的高度赞扬和钦佩。在搞好教学、科研的同时,郑魁山坚持每周三次上门诊,先后接诊各类病人数万人次,既为患者解除了病痛,也为学生提供了临床示教及动手实践的机会和场所,增强了教学效果,受到患者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喜看桃李唤春风”是王道坤教授的真实写照。

王道坤1941年9月出生于山西和顺县,是甘肃省第八届政协委员、甘肃省第二届教学名师、首批甘肃省名中医、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其研究成果《敦煌医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的“三馆建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他创立的“四十二字教学法”教学效果很好。2002年他被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于2006年获师承教育名师奖,又获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其徒弟李应存教授2007年获全国中医药传承高徒奖。

王道坤和夫人尹婉如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他们是在婚后一个月分配来到甘肃省金塔县大庄子公社卫生院的。一年后,王道坤担任院长,并开展了大庄子卫生院的中医治疗业务。经典医籍是中医学的根基,经过大学六年持之以恒的学习,在毕业之时,他不但能掌握四大经典,而且能熟背四小经典。他刻苦钻研后世医家的著述,极大地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拓宽了临床识病辨治的思路。王道坤说:“医德是一个医生的灵魂,要做一名人民群众认可的大医就必须具备高尚的医德与精湛的医术。作为一名医生,要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一切以病人为本,不管有多少困难或难处,皆应一心赴救。”每到春播与秋收季节,他们背上医疗箱到田间地头去看病,开展24小时门诊,随来随看,随叫随到。护士忙不过来,医生们就学着打针。有一段时间,大庄子公社爆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他们就在公社的戏台上摆开战场,救治病人。挂一个帘子,前台住男患者,后台住女病人,他用自己所学的伤寒、温病学知识及时为患者拟定治疗方案,使病危患者转危为安。尹婉如因为连续多天坚持在现场看护病人,回来后给孩子也传染上了“流脑”。张月珍,一位65岁的老太太失明三年,他们用针拨白内障使她重见光明,喜见红太阳。21岁的牛头湾大队社员李天和儿时聋哑,他们用银针让他喊出了“毛主席万岁”。县广播站了解到这一新闻线索后,进行了报道。一时间各公社的聋哑人都被家里人送来了。为此,地区生产指挥特别给他们拨了15套战备用床作为奖励。1970年4月,全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在兰州召开,会上,王道坤做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内障”的典型发言。5月30日,《甘肃日报》头版以“毛泽东思想放光芒,盲人喜见红太阳”为题,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11月,全县卫生工作“备战备荒学习班”在金塔县西坝公社磨王滩召开,会上,王道坤给大家做了《中医在战备中的作用》的报告。从此,他们的事迹远播,吸引了省内一些患者慕名前往求治,甚至远在陇南康县的患者也跨山越水,来到戈壁滩上的大庄子求医问药,一时传为佳话。前几年,王道坤作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重返大庄子乡调研时,怀着感恩之心的老乡们在马路旁迎接他的到来,场面十分感人。

王道坤说,在农村医疗工作的经历,对自己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让自己得到了锻炼,对自己以后的教学和医疗工作帮助很大。

1983年,王道坤参加甘肃中医学院的教师公开招聘,和夫人尹婉如同时考入筹建中的甘肃中医学院,王道坤主讲《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尹婉如主讲《中医诊断学》。王道坤认为,作为中医学者,应明确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创造过历史的辉煌,而且当今依然以其特有的东方智慧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他同时指出,中医学是一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用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话说“中医药学是地地道道的尖端学科”。“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道路上来。”王道坤中医功底扎实,思路开阔,既有理论,又有临床实践,头脑清晰,口才也好,深得同学们的喜爱。他积极组建教研室,加强学科内涵建设。一边教学生,一边上门诊,在工作中非常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让他们听课,帮助他们备课、撰写论文、试讲,带领他们上讲台,手把手地教。建立了学院的教学梯队,组织编写教学大纲、制订教学计划、写教案、写讲义、做课件。这些年,王道坤先后已带研究生八批,有两个硕士学位点。2011年聘请为“学术指导”。

1995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学院教务处处长和科研开发处处长。那些年,搞科研经费很少,他就四处奔走,争取立项,受到了教师们的好评。2005年6月28日,他将自己20多年的积蓄10万元捐献给学院,设立“王道坤英才奖学金”,奖励莘莘学子,鼓励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为中医药事业作贡献。

“诲人不倦,传承精神”,是邱桐教授的毕生追求。

邱桐,天津人,硕士生导师,甘肃省政府参事,是甘肃省 “园丁奖”获得者。1960年,他怀抱着青年人“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生”的美好憧憬,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在大学学习期间,学校每学年都要组织学生下乡一两次,进行劳动锻炼。当时,他虽然没有参加医疗工作,但对于农民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卫生条件差,疾病发生率高和农村医生少,医疗水平低,交通不便,农民看病难的状况有了初步的体会与深刻印象。1968年,邱桐被分配到甘肃省渭源县工作,先后在公社卫生院、县卫生防疫站、县级医院、专区医院等医疗单位工作了14年。这14年让他认识最深的就是农村需要大批有一定医疗水平,留得住、用得上的医生,并且农民信任和需要中医中药,这使他逐渐产生了要致力于培养基层卫生工作人员的初衷。

1983年,恰逢甘肃中医学院公开招聘教师,他面临是继续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还是从事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的抉择。既然有机会,邱桐毅然选择了做一名培养医学生的教师的神圣职业。

邱桐深情地回忆说:刚来学院的时候,我对高校的工作是陌生的,一切要从头开始,在教学、科研中遇到很多困难,所幸的是我院药理教研室黄正良教授给予我的无私帮助。黄正良是原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药理学讲师,生于1927年,北京人,祖籍广东,是最早到学院任教的老师。他热情助人,给予了我这个不是同一个教研室的晚辈极大的帮助,使我产生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记得我的第一篇论文《红花黄色素对胆固醇性肉芽肿的影响》呈给黄教授后,他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帮我修改,先后共修改了7遍。以后的几篇论文和科研课题都是如此,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后来,黄正良教授又推荐我为甘肃省新药审批评审组专家成员。我和黄正良教授从来没有物质来往,逢年过节拿一点小礼品去看望他老人家,黄教授总是婉言谢绝。黄正良教授诲人不倦,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这种感谢是不能用物质来回报的,我曾多次向黄教授表示:“对于您的帮助,只有将您诲人不倦的精神传承下去来回报您了。”黄正良教授不幸已故去了,但他的学识、人品和精神却永远留在我和所有得到过他的帮助的人的心中。

邱桐说,1992年开始,学院招收针灸硕士研究生,那时我还不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但研究生们在科学研究时,遇到一些问题,总有意无意地向我讨教。为了践行自己对黄教授的诺言,我尝试着对学生们的问题力所能及地给予指导,如张全明、郝晋东、丁奇峰、曾昭洋等各个专业的许许多多研究生,我从课题设计到实验过程、毕业论文的书写等也像黄正良教授一样逐字逐句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指导。他们现在大都已成长为专家、教授、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导师了。与研究生们讨论问题有时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真诚地邀请我一同吃饭,我都谢绝了。有一个硕士研究生叫李应池,他的导师因公较长时间离开兰州,正值他要做毕业课题,为此他无数次的当面或打电话与我讨论课题有关问题,最后他的课题顺利通过答辩。毕业后他到武威市中医院工作,恰好我到武威讲课,知道我去了,他不顾爱人刚做完手术,热情地陪伴着我,那种感情难以言表。

对于中青年教师,邱桐教授帮助他们申报课题,修改论文,并且明确表示鉴定和报奖时不计名次,粗略估计邱桐教授参与申报的课题有40余项。邱桐时常提醒中青年教师,“一只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建立团队意识和诲人不倦的传承精神。慢慢的,在学院中青年教师中逐渐形成了“团队组成是以科研项目为纽带,由具有各种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组成,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完成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的理念。中医学院科技处处长刘永琦教授,不仅带领一批青年教师、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而且将“夯实群众基础,普遍提高教师科研水平”作为科技处工作的基本原则,开创了学院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李兰珍教授、陈彻副教授、朱向东副教授、胡继宏副教授、李能莲副教授、王雅丽讲师等等,都是经常和邱桐教授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中青年教师,他(她)们以及其他一大批中青年教师,都已成长为学院学术骨干,他(她)正带领着一大批更加年轻的教师在医学院教学、科研征途中奋力跋涉、不懈追求。

邱桐教授始终关心基层卫生事业和中医药发展,他担任参事期间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调研报告,“关心农民工健康 预防传染病流行”的建议全文刊登在国务院《参事通讯》,“加强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建议”荣获甘肃省参事室二等奖。

“诲人不倦,传承精神”是学术发展的灵魂,是培养高质量中医药人才的精神支柱。邱桐说,个别人成才固然重要,但一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个人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有诲人不倦,代代相传,才是中医事业发展的根本,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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