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构“中国电影民俗学”的可行性及其基本研究路径
目前，建构“中国电影民俗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
在各个人文学科中，集纳了民族情感、民族思维习惯、民族伦理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生活习俗等等民族文化元素的“民俗学”，无疑是最具民族特色和风格的一门学科；而在实际生活中，也只有“民俗现象”最具有民间化、实物化、生活化、口语化和趣味化的特点，因此也决定了它十分适合用电影这样直观的视听手段加以表现。
尤其让我们充满信心的是：不论是在电影创作对民俗元素的应用方面，还是在民俗学本身的理论建树方面，先辈们都已经为
“中国电影民俗学”的建构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无疑为这门学科铺平了前行的道路。
首先，在中国电影历经百年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中，已经蓄积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意味”的作品。例如：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发端之作《定军山》，到1913年剧情片的肇始之作《难夫难妻》《庄子试妻》，从1920年代的《孤儿救祖记》《西厢记》，到1930年代的《春蚕》《姊妹花》，再到1940年代的《小城之春》《太太万岁》；从1950年代的《祝福》《梁山伯与祝英台》、1960年代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1970年代的《海霞》《红色娘子军》（舞剧），到1980年代的《乡音》《野山》《红高粱》、1990年代的《饮食男女》《活着》《霸王别姬》，以及2000年以来的《卧虎藏龙》《图雅的婚事》等等，可谓精彩纷呈、不胜枚举。这些作品分别从精神状态、情感气质、地域风貌、岁时节日、生活习俗、方言俚语等诸多方面，为我们进行“民俗在电影中的应用状态”的理性分析与论证，提供了几乎全方位的、充足的影像资料。
其次，由 钟敬文先生肇始的中国民俗学界从1920年代开始至今，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学术成果。大到提纲挈领的《民俗学概论》[1]，小至见微知著的《中国老360行》[2]、《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3]、《中华传统文化书系——服饰文化》[4]等等，可谓深入浅出、视野广阔、论著颇丰，这些理论著述几乎涉及了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集体与个体、物质与精神的方方面面，不仅谈到了某一种民俗现象的形式与内容，而且还常常能够触类旁通地联系到不同民族之间的风俗流变与相互影响，可以说其中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能直接、间接地应用到“中国电影民俗学”的创建中来。
毋庸置疑，上述两个方面的丰硕成果，都为
“中国电影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建构，预设了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可以在电影学和民俗学的交叉互动中，把对民俗学成果的开发、利用，与对相关电影作品的剖析密切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这样不仅能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打开一条新通道，并直接有助于中国电影民族风格的建构与升华，而且也有可能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资源。
就具体研究路径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电影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大体可以由“民俗电影”（包含民俗元素的电影）、“电影民俗”（能够服务于电影创作的民俗）这样两大研究领域组成。
1、“民俗电影”方向：通过发掘、梳理那些散见于百年中国电影中的“民俗元素”，来逐步剖析、论证民俗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元素，对于电影之民族特色的确立与思想意味的构成，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针对民俗成分在影片视听构成中占比重较大的那部分作品，梳理归纳其中的民俗现象，分门别类地研究它们在影片的叙事、、造型、表意等方面所承担的功能和所发挥的作用，并分析总结它们对整个影片的视听系统及艺术风格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以便为后来的电影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民俗电影”样本和理性经验。例如：
1）、仪式类：《黄土地》中的“祈雨”、《祝福》中的“除夕祭祖”、《悲情城市》中的“婚礼”、《菊豆》中的“葬礼”等等。
2）、方言类：《抓壮丁》中的四川话、《秋菊打官司》中的陕西话、《股疯》里的上海话、《童年往事》里的闽南话（台语）、《小武》里的山西话、《寻枪》里的贵州话、《没事偷着乐》里的天津话等。
3）、民居类：《马路天使》里的“里弄、亭子间”、《黑骏马》里的“蒙古包”、《老井》里的“窑洞”、《城南旧事》里的“四合院”、《孔雀公主》中的“傣家吊脚楼”等。
4）、伦理/道德/情感类：《乡音》中的“夫权观念”；《喜盈门》中的“妯娌关系与忠孝观念”；《湘女潇潇》《良家妇女》中的“童养媳现象与贞节观念”；《哀乐中年》中的“面子观念”等。
5）、民间艺术/娱乐类：《活着》中的“皮影戏”；《霸王别姬》中的“京剧”；《变脸》中的“变脸”技艺；《黑炮事件》中的“象棋”；《蓝风筝》中的“风筝”；《炮打双灯》中的“爆竹”等。
6）、五行八作类：《我的父亲母亲》中的“锔碗”、《背靠背
脸对脸》中的“钉鞋”、《双旗镇刀客》中的“肉铺”、《春蚕》中的“养蚕”、《饮食男女》中的“烹调”、《红高粱》中的“酒坊”等。
7）、岁时节日类：《过年》、《过年回家》、《惊蛰》等……
2、“电影民俗”方向：在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文明历程中，积累了极为浩繁的民俗资源，如何把它们有机地运到电影创作当中——这应当也属于“中国电影民俗学”的探讨范围。但是，包罗万象的中国民俗现象，并不一定都适合运用于电影创作。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当首先较为系统地、分门别类地选择整理出那些有可能为电影所用的各种民俗事项（其中包括精神观念、情感心理、思想意识等“软民俗”），并对它们做出“电影学”意义上的价值评估和甄别，以利于电影创作者能够在尽短的时间内，为自己的“故事”寻觅到最适合的叙述环境和表意载体，或者最起码能够找到具有启发意义的对应参照系统，从而使其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较为鲜明的民族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研究中，“民俗电影”和“电影民俗”这两个研究方向是并行不悖的，把它们人为地分开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因此，在本学科的起步阶段，我们大体可以首先从以下这些命题或范畴入手，对电影与民俗的关系加以初步探讨：
传统戏曲与电影、传统武术与电影；传统饮食与电影、传统服饰与电影、传统民居与电影；传统仪礼与电影、传统观念与电影、民族情感与电影；民间文学与电影、民间语言与电影；民间陋俗与电影、民间信仰与电影；民间游戏与电影、民间艺术与电影；五行八作与电影；岁时节日与电影；江湖社会与电影；少数民族与电影；新兴民俗与电影……
结
语
民俗文化既是中国多元地域风情最直观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国民间伦理情感最朴素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再没有什么能够像民俗文化那样，能够极为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个性风采。因此，中国电影欲求民族风格的确立，就一定不能忽视对民俗事项的广采博收、恰当运用，而大量“民俗电影”的涌现，不仅有助于中国电影民族风格的探索与确立，而且也能在不同程度上为我国民俗文化的保留与传承起到积极作用。此外，民俗电影在“文化人类学”上的价值，也必将随光阴荏苒而日渐彰显……有鉴于此，高度重视并大力开展对于“中国电影民俗学”的探索与建构，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功利需要，它还蕴含着弘扬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长远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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