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以科学为准绳的办学行为导论
——中国传媒大学高教所院校发展研究室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前提和基础是高等教育主体要研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正如学生要研究自己的学习，教师要研究自己的教学工作，学者要反思自己的研究工作，高等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也要研究自己的决策和管理，以期将决策和管理建立在科学或理性的轨道上。
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职责，而且是全校教职工（上至校长，下至普通教职工）的神圣使命。高等教育研究所是专职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其成员是专职的研究人员；除专职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外，全校教职工都是兼职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他们一方面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在开阔、广泛的视野内深入研究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与“研”相结合，“做”中“研”，“研”后“做”，边“研”边“做”。“做”与“研”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做”是“研”的实践基础，而“研”保证“做”得科学，“做”得放心，工作与研究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然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工作与研究还是两张皮，相互游离。工作被认为是普通人的事情，研究、科学研究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事情，还没有意识到科学研究是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研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体现为以科学的精神、态度、方法以及程序研究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科学研究进入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确证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从而提升生活和工作的品质。高等学校是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学生研习科学，校长和管理者实践大学理想、发展科学的殿堂。然而即便在这样神圣的殿堂里，“工作”与对自身工作的“研究”并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学者关注自己的学科领域但很少关注自身的研究行为以及更普遍的研究制度本身，教师关注自己的教学内容但很少关注教学行为本身，学生关注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成绩但很少关注自己的学习过程与学习方式，决策者管理者关注自己的实际决策管理事务但很少关注决策管理的科学性，“学生要研究自己的学习，教师要研究自己的教学工作，学者要反思自己的研究工作，高等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也要研究自己的决策和管理”，并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
高等学校是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场所，人类文化的精华以“图书馆”、“学者”、“精英人才”的形式集中于高等学校，所以说，“高等教育”应该引导并推动社会的发展。由于“高等学校”的封闭与不合时宜的保守，在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往往滞后于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当自然科学的力量改变了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整个面貌后，自然科学直到19世纪才相继进入高等学校的殿堂。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实践中，“高等学校”的封闭与不合时宜的保守，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校训、学校发展方向和规划的陈腐媚俗，教师、学者队伍的近亲繁殖，课程专业的僵化老化，决策管理上的因循守旧或凭经验按习惯做事、不思进取（或不知如何进取），这些都是高等教育落后于时代的征兆。高等教育主体不研究自身，按习惯、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经验做事，是其落后而不“知觉”的根源之一。
“高等教育”应该体现时代精神，体现全球的视野和胸襟，但是在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还缺少前进的动力和理性的自觉。时代精神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中生长。所以大学的精神、气质和内容包括了传统文化精义的保持、异类文化精神的培植、涵养乃至新文化的创造。泱泱大学（以纯学术为志向的高等教育）包容古今中外文化精神的要义，最适宜文化的保持、涵养与创造。但是大学和一般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还缺少必要的准备。中国近现代大学是西学东渐、欧风西雨的结果，近代欧美大学的学术成就、科学成果是建立在其内部学术自由的传统和学术自治的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学术、思想是自由的结晶。大学要完成其特有的使命，必须建立、积累学术自由的传统，确立学术自治的制度。中国近代大学曾试图建立学术自由的传统和学术自治的制度，并获得相当的成功，遗憾的是这一传统和制度没有薪火相传。现今的大学和一般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大学直接为国家建设服务，接受国家的直接领导。这条道路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有利于国家集中专业人才在某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卫星上天，也有利于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专业人才的分配使用，在这一传统和制度中成长的大学和一般意义上的高等学校也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这条道路也日益显现出它的严重弊端，学术思想缺少应有的独立，不利于个体的自由探索和学术共同体由学术的兴趣集合起来涵养学派。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的多元需求已经不是“计划”所能控制，没有独立办学思想，不研究社会需求的高等学校将越来越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从而面临生存的危机。目前，中国高校的许多学科、专业、课程、师资队伍、决策、管理状况已经离时代精神越来越远。一种学术传统和制度的习惯与惰性抑制了另一种学术传统和制度的成长与发育。由于学术自由的传统和学术自治的制度，先辈们曾经作过实验，并形成了思想和制度上的成果，我们需要重新整理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传统和制度，在可能的条件下改革现有不合理的传统和制度。而这样的改革又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大学的传统，深入研究现代社会、现实社会对大学和一般意义上的高等学校提出的要求，在研究的基础上探索、谋求改革的可能性，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思路和方案。研究“高等教育”的传统和我们面临的“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础。
服务精神则是未来高等教育需要涵养的精神之一。“高等教育”应该代表并体现广大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利益，但是在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服务”的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服务”的标准有待建立，“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在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多重的服务关系。
首先，高等学校服务于社会。过去作为稀缺资源的高等学校服务于贵族，服务于国家和宗教。现在高等学校星罗棋布，分布社会的各个角落，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过去狭窄的空间已经难以为继了，高等学校如果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赢得自己的市场资源。而社会的需求和要求，需要高等学校不断去研究和发现，高等学校只有维护社会的利益，社会才会相应地支持高等学校的发展。社会的需求和要求广泛而多样，高等学校必须有适合自己的恰当的定位，详细地论证高等学校所面临的市场，进行市场细分的处理，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空间。对高等学校整体来说，要找准自己的服务对象，确立自己的服务标准，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
其次，高等学校的管理服务于教、学与研究。这是由高等学校的性质决定的一对关系。高等学校的性质，设立高等学校的目的是培养高级专业人才与从事高水平的创造性的研究，其他的工作必须围绕学校的这一工作来进行，管理只有服务于教、学与研究，才没有偏离自己的方向。由于长期以来高等学校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按传统的国家机关的方式来运行。管理体现为上级对下级的命令，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而缺少“服务”的意识。管理者没有提供到位的服务，教师、学者、学生体会不到享受服务的快乐，而管理者以低效重复、墨守成规的方式运作，也就不能从管理中获得管理的价值和意义。关于高等学校的管理服务于教、学与研究，梅贻琦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有一句名言：我是来为教授们搬凳子搬椅子的。
最后，高等学校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高等学校的学生是缴学费上学的，他们有权要求学校和教师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有权选择自己满意的教师的教学服务，拒绝自己不满意的教师的教学服务是其正当的权利。当前高等学校还远没有厘清这一层次的服务关系。传统的无条件的师道尊严（比如教师拿着发黄的陈旧讲义照本宣科，学生也是敢怒不敢言，学校也没有人监督和干预）面临着挑战。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的师生关系是当前高等学校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高等学校实践中刻不容缓的问题之一。
高等学校为人类谋福祉，研究社会方方面面的课题，这是传统的高尚的事业。高等学校研究自身，研究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是迟到的同样高尚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