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
作者：陈向明 来源：社会学研究
质的研究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人这一研究对象。与定量研究不同的是,质的研究不仅把人当成研究的对象,而且通过研究者本人和研究对象的互动而获得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自身的了解和理解。因此,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质的研究中所说的“研究关系”主要包括研究者本人与研究问题有关的个人特征、生活经历、思想观点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互角色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方式。
质的研究者认为对研究关系的反省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研究不是在一个“客观的”真空环境之中进行的。研究者个人的动机和“前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接触的方式都有可能对研究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者在从事一项研究的时候必然对研究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假设,而且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这些看法和关系对研究者个人的身份建构和角色定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这些因素的反省不仅可以使研究者更加“客观地”审视自己的“主动性”,而且可以为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提供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证据。因此,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之中和之后都必须认真严肃地对这些关系进行反省,而不是受它们的左右还茫然不知。
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质的研究内部,研究者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背后的科学范式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他们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异。信奉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者大都认为,被研究者的思想和行为是客观存在,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客体之间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研究者可以通过一定的研究手段获得有关被研究者的信息。因此,研究者在反省自己的个人身份之后,应该将其“括”起来,在与研究对象互动时努力控制自己对对方的影响,设法将这种影响中的不利因素排除出去。而持建构主义范式的研究者则认为,所谓的“客观现实”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互动的产物,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理解是一种当时当地的现实建构,是双方知识和意义的共振和融合。视觉生理学中有关双眼视觉的原理可以直观地说明这个道理。人的双眼在相互配合观察物体时比单眼能够更好地分辨物体的边缘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反差,而且只有运用两只眼睛才可以形成关于深度的信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视角就象是人的两只眼睛,他们彼此的理解就是双方“视域”的融合。因此,研究者应该做的不是努力将自己个人的“倾见”排除出去,而是应该在充分反省自己角色的基础上积极地利用自己的个人特征。研究者的个人身份是一个重要的为研究提供假设、灵感和效度检验的源泉,是研究者了解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通过“互为主体”的方式建构“现实”的有效资源。作为一位建构主义的支持者(同时也意识到后实证主义存在的必要性),我在本文中的观点基本上遵循的是建构主义的思路。然而,由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很难落实,而我下面讨论的重点主要是落在研究的操作层面,因此下文中可能透出一些“实在论”的色彩。这是我在撰写本论文中遇到的一个难点,希望通过与同仁交流获得思想上和操作上的突破。
我在本论文中主要对质的研究中众多关系中的一种进行探讨,即研究者相对被研究者来说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这一角色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质的研究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因为它决定了研究双方如何看待对方以及自己(包括研究者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研究者这方面角色的定位不仅对研究的具体实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直接涉及到对研究结果的质量评价。
一、“局内人”和“局外人”
一般来说,“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局外人”通常与“局内人”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只能通过外部观察和倾听来了解“局内人”的行为和想法。“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可以在质的研究者们常用的一些成对的词语中表现出来,如“文化主位的”和“文化客位的”,“经验接近的”和“经验疏远的”,“第一人称的”和“第三人称的”,“现象学的”和“对象化的”,“认知的”和“行为的”等等。
研究者不论是研究对象的“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这种角色定位都会对研究的实施和结果产生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与研究者在每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中的角色定位本身共生共灭,不可能事先通过某种计算方式而加以排除,也没有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研究现象和研究情境的“规律”可循。我们下面对这两种角色之利弊的探讨表现的只是一个基本的趋向,其具体呈现方式可能因研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局内人”由于与研究对象共有同一文化,他们可以比较透彻地理解当地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他们在与当地人的对话中比“局外人”更容易进入当地人的“期待视界”,对他们常用的本土概念中的意义有更加深刻的领会。基于自己与当地人类似的生活体验,“局内人”可能对当地人的行为和情绪有更深透的体察,从而比较容易与他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在构建研究结果时,“局内人”可能比较容易考虑到当地人看世界的视角,在充分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呈现研究的结论。比如,如果我们要对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查,一位土生土长的傣族研究人员就会比一位来自北京的汉族研究人员具有一定的优势。他可以说傣族的语言,他的长相与被研究者比较相似,他穿上傣族的服装不会像他的汉族同行那么别扭(也许他平时一直就穿着傣族服装)。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经历了解被研究者的意义建构和思维方式。同样是看到寺庙里一排排小男孩在读经文,汉族研究员和傣族研究员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前者可能认为这些孩子不去学校上学而跑到寺庙里念经是“愚昧落后”的表现;而后者则可能认为这是傣族人的文化信念,男孩在寺庙里念经就是“上学”。
然而,由于“局内人”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者可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分了解了,没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探究。沿用上面的例子,在对一个傣族村寨进行研究时,虽然一位傣族的研究人员也许比一位汉族的研究人员更具有语言上和文化上的优势,但是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容易注意到当地人的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特点。由于这些习惯和行为与他自己平时习以为常的事情很不一样,汉族的研究人员可能会产生好奇心,对这些行为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而傣族的研究人员由于耳濡目染于这种文化之中,对其中的“独特”之处早已是司空见惯、视而不见了。比如,同是对傣族人在泼水节时相互往身上泼水这一动作,一位汉族的研究者可能会仔细询问其动作规范以及这一动作所隐含的文化意义,而一位傣族的研究者可能不会过多地注意,在其研究报告中只是一笔带过而已。
像“局内人”一样,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同样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首先,“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我们欣赏一幅油画需要有一定的距离一样,研究者要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事件的发展形态,也需要与研究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在心理和空间上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局外人”比“局内人”往往更加容易看到事物的整体结构和发展线索。“局外人”通常不会像“局内人”那样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密切的人际关系,因此在研究时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心态,在为研究做结论时也比较容易保证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
研究者作为“局外人”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由于研究者来自一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事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和情感反应,因此他通常会在对异文化中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产生与当地人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解释。如果他在研究过程中将自己的解释与当地人的解释进行验证或对照,便会产生一种文化差异感。而这种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和认识可以使他不仅体会到文化多元的现实状况,而且还可以借助自己原有的解释框架来比较当地人的行为习惯,从而在思想上形成与对方在意义层面的对话。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怀特在一项对秘鲁的研究中就提到,他很庆幸自己不会说西班牙语。否则,他将无法了解将英语中的一些概念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所遇到的困难,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当地人使用的一些本土概念中所隐含的微妙之处。通过使用英语这一他熟悉的语言方式作为参照体系,怀特对西班牙语以及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和文化获得了比某些“局内人”还深刻和独特的理解
除了距离感和文化比较的角度以外,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还享有“局内人”一般没有资格享有的某些“优惠待遇”。比如说,研究对象对“局外人”往往比对“局内人”更加宽容,他们对“局外人”的外表和行为表现通常不是特别苛刻。“局外人”不必像“局内人”那样严格效仿当地人的行为规范,也不必特别在意当地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外表和衣着。如果他对当地人的语言或行为不太理解,他几乎可以随时随地提问。而且他提的问题无论如何“愚蠢”,也不会遭到本地人的奚落和耻笑。
然而,由于“局外人”没有长期在本地文化中生活浸润的历史,他可能很难对当地的人和事中隐含的微妙之处有深刻的理解。正是由于和当地人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很难体察他们内心复杂的情感感受和深层的意义建构,在与他们对话时缺乏足够的“共通性”。在这里,距离成了一把两刃剑,一个铜板不可分割的两个面。它既给研究者带来一定的便利和轻松感,同时又给他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障碍。比如,如果一名美国学生去访谈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很可能对对方所说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诸如“人情”、“民族自尊”之类的词语感到不知所云。而如果一位中国学生去访谈一位美国同学,他也可能很难理解对方所说的“自我意识”、“个体主义”等词语的真正含义。
二、“内”、“外”角色与其他维度的关系
“局内人”和“局外人”各自还可以进一步在研究关系中的公开与否、亲疏关系和参与程度等维度上进行分类。这些分类使研究者的“内”、“外”身份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对研究的进程和结果也各有不同的影响
“局内人”和“局外人”可以各自再分成“公开的”和“隐蔽的”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被研究的群体知道研究者在对他们进行研究,研究者的身份是公开的;后者指的是被研究者不知道研究者在对他们进行研究,研究者的身份是秘密的。假设一位售货员希望对本商店售货员的服务态度进行一个调查,而且取得了商店有关人员的批准,那么他就是一位“公开的局内人”。可是,如果他自己偷偷地进行这项研究,没有得到有关人员的同意,那他就变成了一名“隐蔽的局内人”。如果从事这项研究的是一位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而且他获得了商店有关部门的批准,那么他就是一位“公开的局外人”。但是,如果他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偷偷地跑到商店里把自己装扮成一名顾客,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隐蔽的局外人”。
有关研究是否应该向被研究者公开的问题,学者们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意不公开的学者认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不向别人袒露自己秘密的特点,因此只有隐蔽地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到真实的信息。这种看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代表的是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被研究者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实体,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他们。美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等人对裸体海滩的参与型观察就是一个“隐蔽型局内人”的研究。道格拉斯本人把自己装扮成裸体海滩上的一名游客,通过与其他游客聊天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而与此同时,他还是附近海滩上一幢别墅的拥有者,而这个别墅拥有者群体对在海滩上设立裸体浴场一直持反对意义。因此,道格拉斯本人扮演的是一个双料的、相互冲突的、“隐蔽的局内人”角色。作为一个“局内人”,他既是一名裸体游客,又是一个别墅的主人。而对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群体来说,他都是一个隐蔽的“研究者”。由于在一个短暂的研究时间内他的“真实”身份没有被暴露,他得以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来回穿梭。
与道格拉斯等人相反,很多质的研究者都认为研究的意图应该向被研究者公开。他们认为,从伦理的角度看,了解研究的真实目的和实施计划是被研究者的权利,他们有权知道这些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加研究。至于这样做是否可以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他们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真相”,被研究者在知道研究计划的情况下向研究者披露的情况就是“真相”。这个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人对任何事物的了解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交往双方之间的互动而获得的。被研究者选择向研究者袒露的信息也就是他此时此地向这一特定对象所展现的“真相”。被研究者没有一个唯一的、固定不变的“真相”,研究者永远也无法穷尽被研究者的“真相”。被研究者和研究者双方都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之间的每一次相遇都受到特定时空的限定,他们的每一次理解都是一次新的建构。因此,研究者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应该向被研究者公开自己的身份。
除了“公开的”和“隐蔽的”以外,“局内人”和“局外人”还可以按“熟悉的”和“陌生的”进一步分类。前者指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认识,在研究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关系和交情;后者指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不认识,只是在研究中才开始建立联系。比如,如果一位售货员对自己商店的服务质量进行调查,他就是一位“熟悉的局内人”。但是,如果他跑到另外一家他不熟悉的商店去进行调查,那他就是一位“陌生的局内人”。如果一位专业研究人员希望对一家商店的服务质量进行调查,而他的妻子就在这家商店工作,商店的很多售货员都认识他,那么他就是一位“熟悉的局外人”。但是,如果他与这个商店的人都不认识,只是通过正式渠道来从事这项研究,那么他就是一名“陌生的局外人”。
在一般情况下,“熟人”参加研究的可能性比“陌生人”要大一些。这是因为前者往往碍于面子或出于好心而接受研究者的要求,而后者则不必如此顾及人情。有的“熟人”不仅很“熟”,而且已经成了“朋友”甚至是“亲戚”,而为“朋友”和“亲戚”帮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容推脱。此外,如果研究者对被研究者比较熟悉,他会比较容易了解对方的一些言行。双方可能共同经历过一些生活事件,对彼此的个性脾气也有所掌握,因此在对有关事情进行解释时会有比较丰富的背景知识作为支撑。
不过,“熟人”这一角色也可能给研究带来不良的后果。由于双方是“熟人”或“朋友”,被研究者可能不愿意将自己的一些隐私告诉研究者。研究过后双方彼此还会经常见面,如果被研究者的隐私被研究者知道了,他有可能会感到不安和尴尬。在一些情况下,“熟人”关系还可能使被研究者受到面子观念的影响,不愿向研究者暴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例如,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是对一群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跨文化人际交往方面的经历进行追踪调查。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很难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他们和美国人交往的具体细节。不论是在访谈还是平时交谈中,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述说自己没有交上美国“朋友”的种种客观原因。后来,在反省我自己的角色作用时,我终于意识到,他们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向我暴露自己“无能”的一面。在他们来到美国以前,我曾经在中国与他们有所接触。当时,他们都是社会上的佼佼者,学业上和事业上都很成功,对自己来美国学习抱有很高的期望。可是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在跨文化人际交往方面困难重重。这种强烈的反差可能不仅使他们自己内心感到不安,而且使他们在面对我时感到羞愧。我是一个了解他们辉煌过去和黯淡现实的见证人,因此为了保持自己过去美好的形象,他们也许不愿意和我谈他们脆弱的一面。
有时候,如果被研究者所提供的情况涉及到一些双方都认识的人,被研究者也可能会有所顾虑。为了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被研究者可能选择向研究者隐瞒真情。从我们日常的观察中就可以发现,很多人情愿向陌生人倾诉心曲,也不愿向一位“靠不住的”朋友诉说隐秘。这是因为陌生人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威胁,而一位粗心的朋友却可能给他们的名声和形象带来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通常享有一种“局内人”没有的优势,即“陌生人价值”。由于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陌生人,被研究者往往更加愿意袒露自己内心的隐私。陌生人来了又走了,不像长期居住在本地的“局内人”那样时刻有可能向彼此都熟悉的人泄露自己的机密。因此,被研究者很可能选择向一位“陌生的局外人”吐露更多的、更加隐秘的信息。
此外,“朋友”之间因为关系亲密,研究者可能很难产生所需要的距离感。研究者从“朋友”变成“研究者”这其间的角色转换可能过于唐突,使对方难以马上习惯。由于双方关系友好,研究者可能难以采取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如果他过于严肃,他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他“装模作样”、“假模假式”。而如果他态度过于随便,又很难保证研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此外,对“朋友”的情况过于熟悉还可能使研究者在发现新的信息和新的意义方面产生困难。如果他坚持追问“朋友”之间常用的一些词语或行为的意思,对方会觉得他“明知故问”。结果,他可能会感到十分气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研究计划。
除了公开与否和亲疏关系以外,“局内人”和“局外人”各自还存在着参与程度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呈现为一个连续体,一头是“完全的参与者”,另一头是“完全的观察者”。比如,如果一名农民一边在田里劳动一边注意了解其他农民的工作强度,那么他就是一位“参与型局内人”。但是,如果他自己不参加劳动,而是坐在田边用录象机为其他农民录象或者记笔记,那么他就成了一名“观察型局内人”。而如果一位研究者来到一个村子里当“农民”,通过与其他的农民们一起劳动来体验他们的工作强度,这时他就是一位“参与型局外人”。但是,如果他不参加劳动,只是坐在田边观察其他的农民劳动,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位“观察型局外人”。在“完全的参与者”和“完全的观察者”之间还存在着无数的角色形态,如“观察型参与者”和“参与型观察者”等
“完全的参与者”的一个长处是研究的情境比较自然、真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可靠”的信息。研究者通过与被研究者一起做事进行研究,可以在自然情境下即时了解对方做事的方式以及有关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境和过程。与人为制造的研究环境相比,在参与情境中收集到的材料往往比较“真实”,因为被研究者不感到自己是在“被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一起做事情还可以密切彼此之间的关系,使被研究者对研究者的存在不感到紧张,可以比较轻松自如地表现自己。此外,如果研究者到比较“原始”的地方去从事调查,或者对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进行研究,对方可能不习惯人为的研究环境(如访谈)。如果研究者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自然互动,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与他们进行交谈,同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参与型观察。
参与型研究的另外一个长处是研究者可以将自己作为一名研究的对象,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了解被研究者的心理感受。由于与被研究者有共同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研究者可以将自己对有关人物和事件的反应作为参照,以此来对照被研究者的感受。不论研究者的反应与被研究者相同还是不同,这种对比都会为研究结果的解释提供多重、丰富的角度。而多角度的视角就象是投向同一物体的光束,光束越多,照射角度越不同,研究者获得的信息就越多,而对该物体的理解也就会越全面、深刻。此外,研究者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感受对研究结果进行相关检验,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效度。
象“参与者”一样,做一名“观察者”(特别是“完全的观察者”)也有它的利与弊。一方面,“观察者”可以全神贯注地从事自己的研究,不必同时花费脑筋按当地人的行为规矩与他们“应酬”或“周旋”。而与此同时,由于研究者只能从外部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他很难准确地把握对方一些行为的意义。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男孩眨了一下右眼,起码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解释:1)有一颗沙子落进了他的右眼,他眨眼是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2)他在向一位姑娘暗送秋波;3)他在模仿另位一个男孩眨眼,目的是逗乐。如果我们与这位男孩一起玩耍,对他当时眨眼的特定情境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对他这一举动的解释就会准确一些。即使我们感到困惑不解,也可以当时马上问他,不必等到回去以后才对他的真实意图反复进行没有根据的猜测。
研究者的“内”“外”角色与公开与否、亲疏关系以及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在下面的表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的说明。当然,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中,公开与否、亲疏关系和参与程度这些维度相互之间还可以有很多角色上的重叠和交叉。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三、“局内人”还是“局外人”
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由于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自己并没有办法选择做“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研究者的个人身份如年龄、性别、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种族、受教育程度等都可能限制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例如,如果一名英国的大学教授计划到中国某个村庄去调查那里的计划生育现状,他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局内人”。他的长相、肤色和语言都事先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当成中国农村中的一员。
另外,“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角色定位还受到研究现象的限制。如果研究的现象是研究者个人目前生活内容中的一部分,属于研究者拥有身份中的一种,那么研究者就是一个“局内人”;否则他就是一个“局外人”。例如,如果北京大学一名已退休的教授计划对中国大学教授退休以后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这时他就是一个“局内人”。但是,如果他希望对北京大学幼儿园小朋友的午休情况有所了解,他这时就变成一个“局外人”了。
但研究者的“内”“外”角色有时也会随着研究的进程变化而有所变化。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等人在对家庭争端和暴力进行调查时,起初是作为观察者与户籍警一起在社区巡逻来了解情况。后来,他们通过观察户警的工作逐步学会了处理家庭矛盾的方式,慢慢地被户警和一些当地的家庭当成了处理家庭争端的专家。这时,他们便开始帮助一些进行家庭协商和调停,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他们提供咨询,或者将无法解决的问题付诸其他法律机关。最后,他们成了当地户警有用的帮手,在处理家庭纠纷方面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当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被户警和当地的居民当成完全意义上的“户警”,但是与研究刚开始时相比,他们与这一角色的距离已经被大大地拉近了。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真正的“局内人”是不存在的。当一个人作为一名研究者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研究时,他就已经与自己的文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他已经(而且必须)站到一个与自己的同胞不同的观察视角上,才有可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和人民(包括他自己)。因此,所谓“局内人”与“局外人”、“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区别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所有的科学研究者实际上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局外人”,他们在从事研究的时候必然地带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代表的是某个特定的科学家群体的研究范式。比如,在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由于我自己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与我的研究对象有相同的经历,因此相对他们来说,我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局内人”。但是由于我同时又是一名研究人员,我不得不将自己从“中国留学生”这一身份中抽身出来,站在这一群体之外来观察、倾听和分析他们。由于我是在美国做的论文,我的整体构思基本上遵循的是一条西方文化的思路:从跨文化人际交往的角度看中国留学生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感。而“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都是十分“西化”的概念,我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西方的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人。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经常提醒自己:我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局内人”了,我必须在思维上跳出这个圈子,把“熟悉”的东西视为“陌生”,从新审视我所调查的中国留学生们告诉我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件事情。
四、“局外人”如何理解“局内人”
如果我们同意,在一定意义上研究者都是“局外人”的话,那么“局外人”如何才能理解“局内人”呢?这个问题是质的研究者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和热点,很难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有的研究者认为,如果“局外人”要真正理解“局内人”,就应该设法变成“局内人”。变成“局内人”意味着从自己的皮肤里跳出来,进入研究对象的身体,用他们的头脑来思维,用他们四肢和形体来行动。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能真正理解当地人的本土概念,了解他们看世界的方式。这种努力的结果便产生了在田野工作中“本地化”、“成为他人”、“成为研究现象”和“宾至如归”的状态。如果用我们上面所使用的语言来表达,这种状态表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关系非常“熟悉”,“参与程度”比较高。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如果“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标志着研究者已经离开了科学家群体所共守的规范,意味着科学探究的结束。如果研究者过分地与研究对象求得认同,便会失去进行观察和分析所需要的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研究者已经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不可能将“熟悉的”东西再变为“陌生”了。由于没有足够的距离和分析的空间,研究者只能对当地人的故事进行自传式的描述,而不能进行自己的反省和思考。这些故事本身可能很有意思,但是这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了
上述研究者认为,除了研究的规范性以外,与“局内人”彻底同化还可能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研究者由于在价值观和情感方面完成了与被研究群体的认同,他有可能被深深地卷入到这一群体的权力争斗之中。他很难再保持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中立”和“公正”,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难免带入自己的政治倾向。当然,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倾向,但重要的是他应该对此有所意识。如果他与一个政治团体结为同盟,他将很难“客观地”站出来看自己。而更糟糕的是,如果这个团体在当地的权力斗争中有自己的对立面,这一对立面便会对研究者进行排斥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将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的现象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很可能会落入一个十分难堪的地步,难以从当地的政治纠纷中脱身出来。
在我看来,以上对“局外人”变成“局内人”利弊的探讨基本上是基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范式。这种范式认为,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局外人”通过同化的方式“真实地”了解“局内人”是可能的。虽然,“局个人”本人不可能真正“变成”一个“局内人”,但是他可以通过一定的控制手段对研究中的一些“主观”因素进行控制或排除,从而获得有关“局内人”的“客观的”、“事实的”信息。以上对“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这一现象不论持赞同态度还是反对态度的人都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因此赞同者认为成为“局内人”是获得“真实”信息的最可靠的方式,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么做会影响到研究的“规范性”和“客观性”。
然而,在质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并不认为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之间可以绝对分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两个主体,研究的过程是这两个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共同建构“现实”的过程。因此,研究者必然(也必须)有自己的身份,他在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占据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当然,研究者可以选择尽量靠近被研究者,缩短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扩大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共通性”。但是,他永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变成”一个“局内人”。研究者在实地进行研究时既不可能像一个“局外人”那样只是简单地收集材料,然后拿回家去闭门进行分析;也不可能完全变成一个“局内人”,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开启当地人心灵的钥匙。研究者需要的是一种使自己和当地人的“视域”相互融合的方式,在自己与当地人之间建立起一座理解的桥梁。
因此,有人认为,研究者与其努力从一名“局外人”变成一名“局内人”,不如设法获得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双重身份。英国社会科学家汉穆斯力和阿特金生把这种角色称为“可以被接受的边缘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已经获得了当地文化群体的认可,已经被接受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他只是一个边缘分子,一个“不合格的”群体成员。就像他们对待自己群体中那些边缘分子一样,本地人允许他保持自己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行为方式。这种双重身份可以使研究者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他既可以与当地人接近,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同时又可以伺机撤出,不必完全拘泥于大多数人的礼节。他可以同时享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既有一种归属感又有一定的个人空间。他是一个“公开的”研究者;在人际关系上,他的身份处于“朋友”与“陌生人”之间;在处理知识信息方面,他在“熟悉”和“陌生”两者之间徘徊;而在参与程度上,他处于“参与”和“观察”之间。这两种角色之间所形成的张力(tension)为研究者创造了一定的空间,为他获得灵感和创造力提供了一个刺激源。
美国人类学家布莉格丝对爱斯基摩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所进行的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双重人”例子②。在实地从事田野工作时,她不顾当地人的不解和反对,坚持在野地里给自己搭了一个帐篷。当夜幕降临,与当地人在一起呆了整整一天以后,她便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靠吃花生酱、冻枣子等熟悉的西方食品和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来驱散内心深处的孤独,修复身心所受的磨损。虽然当地人多次邀请她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她坚持留有自己的一块隐私。由于她设法与当地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从他们对她西方式的“奇特”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反应中了解了他们对情感的定义和解释。
事实上,来自田野的很多事例表明,被研究者群体并不期望研究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如果研究者企图这么做,他们反而有可能感到奇怪。一般来说，“局内人”对“局外人”态度比较宽容,并不指望对方有能力可以完全按照他们的方式思维和行动。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怀特在哈佛大学做本科生时,对波士顿的意大利裔青年的街角文化进行实地研究时便遇到过这种情形。由于他希望尽可能与这些年青人接近,他学会了很多他们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脏话。有一天晚上,他和这些年青人一起在街上漫步时顺口说了几句脏话,这几位年青人突然停了下来,对他说:“比尔,你可不该这么说话,这听起来可不像是你在说话。”尽管他竭力向他们解释说这几句话是街角文化中司空见惯的语言,他们却告诉他说,他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希望看到他不一样。从这件事情怀特意识到,这些年青人并不期待着他和他们一样。他们对他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不但没有反感,而且感到十分有趣。只要他对他们态度友好,保持对他们的兴趣,他的“不同”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个“问题”。
有时候,如果研究者效仿“局内人”的行为做得过份的话,还可能使“局内人”感到恼怒,甚至觉得自己的文化受到了侵犯。例如,如果一名无神论者到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去做研究,为了与当地人接近而把自己装扮成一名穆斯林的话,他很可能不但不被接受,而且还会受到当地信徒们的怀疑和反感。如果他只是在外表上模仿穆斯林的行为,而在自己的信仰中并没有真正皈依真主,他会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暴露自己的真实面貌。因此,研究者应该接受自己的身份特征。研究者只有充分地了解了自己,学会了与自己和睦相处,才有可能与被研究者和睦相处,也才有可能将自己的身份特征作为与被研究者互动时的一个宝贵的资源。
当然,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两者之间骑墙的姿势并不总是十分舒服。这种双重身份通常会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心理焦虑,而且对他个人的自我概念和形象整饰都会形成一种挑战。他必须在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行事的同时牢记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和思想意识,在亲近和疏远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既参与又不参与,既在“内”又在“外”的状况使很多研究者都觉得自己具有一种双重人格,就好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似的。美国心理学家温特布曾经对一些人类学家进行了一个心理测评,结果表明大多数人的焦虑程度都很高②。他们大都表现出一种“适应不良症”,感到自己“无能”,害怕不被当地人所接受,在不被理解时经常感到愤怒和沮丧。人类学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自己在特罗比恩岛上做研究时所感受到的各种矛盾复杂的心理。岛上的土著人他有一种既恨又爱的复杂感情,而与此同时他又对自己的身心状况以及形象整饰经常感到无所适从。
五、研究者角色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至此,读者可能会问:如果研究者具有“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双重身份,那么这种身份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实在论的观点,即认为研究的现象是有固定不变的、业已存在的“真实”状态,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和再现这种“真实”。而如果我们同意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客观的”、不变的现实并不存在,“理解并不是一种复制的过程,而总是一种创造的过程”，那么我们对“真实性”问题便会得出十分不同的回答。在一种动态、变化的对话过程中达到的“理解”只可能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之间的一种共振,它不仅包括研究双方本来已有的看法、行为和情感反应,而且包括在研究过程中双方通过互动而不断产生着的新的“现实”。对这个“现实”之“真实性”的检验没有统一、普适的规则,只可能视具体的研究情境而定。每一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只可能在研究的各个方面和阶段(如研究的目的、现象、问题、手段、方法、过程、对象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检验,所谓研究的“严谨性”取决于对这些方面相互之间的一致和协调。在这里,“真实性”是一个动态的、关系的、相互构成的概念。它不可能在研究之前进行预测,也不可能仅仅在研究之后进行检测,而只可能在研究的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即时的监控和调适。
作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研究者个人的角色身份必然会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产生影响。不论是作为“局内人”、“局外人”还是“双重人”,研究者个人的身份都与研究的其他维度有一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给予了有意识的协调,这对研究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研究者在每一项研究中的角色是不同的,这个角色与研究中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因此用来检验该项研究的“真实性”的方式也不一样
当然,我们可以将研究者的角色粗略地分成“局内人”、“局外人”和“双重人”,并且可以给这几种角色指定一些一般的原则,如:作为“局内人”,研究者应该特别反省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影响,在研究报告中讨论自己是如何将“熟悉”变为“陌生”的;作为“局外人”,研究者应该特别讨论自己是如何接触被研究者,并且将他们的“陌生”材料变为自己“熟悉”的概念的;作为“双重人”,研究者应该着重讨论自己是如何处理与被研究者既“近”又“远”、既“内”又“外”的关系,从而与对方一起达到相互理解的。但是,至于研究者究竟应该采取哪种角色身份,只能视研究的具体情境而定
如果我们希望给研究者的身份涉入提出一个相对“普遍”的通则的话,我认为质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将自己全部的身份和个性特点都卷入进去,包括他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情感流露。那种希冀将自己的一部分身份用括号“括”起来,然后在研究中对这些身份加以排除的做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整个身心的投入,在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和交融中获得一种新的身份。美籍日本文化人类学家孔杜对这一点便有十分切身的体会。当她在日本从事研究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在超级市场的金属陈列板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一个典型的日本家庭主妇的形象。她惊恐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本地人”了,赶忙回到美国居住了一个月,希望回来以后可以与本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令她失望的是,她回来以后,周围的日本人并不把她完全看成是一个外来的研究者。她的长相与当地人的日本人是如此地相似,以至于他们总是期待着她像他们一样说话和行事。她不能像她的西方同行那样向本地人问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也不能超越社会地位与不同的人“平等”交谈。因此,她最后只好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在不同的亲疏关系和权力关系之中来回斡旋。
孔杜等研究者的例子表明,研究者个人的身份(不论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对研究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个障碍,而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为研究提供信息的来源。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的这种资源有充分的意识,努力在自己的实践中对其加以利用。研究者应该做的不是努力将自己变成一个“局内人”(像怀特所做的那样),或者执意保持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像孔杜所努力的那样),而是应该调动自己所有的资源,与被研究者之间进行积极、平等、互为主体的对话。当然,在对自己的个人身份进行利用之前和之中,研究者必须对这些身份特征及其对研究有可能产生的影响尽可能进行透彻的反省。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反省,研究者对个人身份的利用有可能偏离方面,走到毫无节制地进行“主观”臆测的境地而自己还茫然不知。这也就是本文对研究者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角色进行探讨的初衷之一。
总之,质的研究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研究,研究者的角色是多元和动态的,既可以从“内”到“外”,也可以从“外”到“内”;既可以由近即远,也可以由远即近,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重的。研究者正是在与被研究者之间这些丰富的互动关系之中一起协商和建构着一个构成性的、不断往前发展着的“现实”。质的研究是一种“理解”的“艺术”,需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和创造。“局内人”、“局外人”或“双重人”这些词语只是研究界对研究者个人身份中一个部分的描述而已,一项扎实、充分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将自己全部的个人身份投入与到被研究者的“视域”融合之中去。研究者只有认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名“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将自己投身于与其他“人”(同时也是被研究者)一起对世界进行构建的共同努力之中。
欢迎文章推荐发布，投稿邮箱1129845055@qq.com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