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我在读初中。除了读书，最大的消遣就是逃课去录像厅。我们有七个兄弟，我排行第六。老大是个敦厚老成的人，也是班长。每次逃课出去看录像，却往往是他挑的头。
录像厅有各种社会闲杂，有太多精力消耗不掉，每天都会有单挑和群殴。为此，我们每人都配了一把牛角刀，一种云南的特产，用牛角做的刀柄。刀背上有卡槽的是凶器，打开了就很难收起来。没有卡槽的是工具，许多人家放在果篮里削水果。
我记得那天老大和我两个人逃课去看录像。在南屏街的三角，某家烟雾缭绕的录像厅。第一场是施瓦辛格的《独闯龙潭》，诺哥肩扛圆木出场，录像厅里身上各种雕龙画风的道友们就开始欢呼赞叹。接下来的两场，都是香港电影，一部枪战，一部三级。在换录像带的间歇，我看见我们老大很随意地掏出自己的牛角刀，开始在白墙上刻划。下午的热风把门帘不断吹开，日光一下又一下猛烈地砸在白墙上。当我最终看清楚他在刻什么的时候，脑袋一下子懵了：那是一幅女性的下体。
25年后的2013年，我生平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过关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这些年看过的港片场景。等我站在天星码头，环顾四周，那些港片突然全部分崩离析。那种感觉之强烈，就像是看完令人屏息的太空影片之后，被带到片场，见到拍摄所用的模型。香港，就是一条村子。
在我的少年时代，还会穷究山那边是什么的年岁，实在是需要一个彼岸。彼岸映照在现实之上，让人期盼明天，渴望远方。香港就是那样的彼岸，它不单单是偶然出现的精美糖果，铁皮盒子的月饼，风行一时的牛仔裤、墨镜、磁带，它更是一种遥远的美好，值得人为此去努力。在那里，毫无疑问会有更加精彩的人生，更高形态的生活方式。一直到1997年，女歌手艾敬还在歌里唱道“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
彼岸并不遥远。在2014年的时候，太多中国人已经在桑托林拍过婚纱照，在马尔代夫潜过水，在玛丘比丘徒过步，在加德满都看过喜马拉雅的另一面，在时代广场等待光球缓缓落下然后娴熟地接吻自拍。找一家电影节赞助商合作，一个人也可以在戛纳电影宫门口走红毯。更不用说常年包租维也纳金色大厅，没事跑到华尔街敲钟，在法国买下一个酒庄然后慢慢地喝。
更多人如同我一样，自由行去过香港。在三十年间，彼岸慢慢都变成了后花园，对世界的仰视也变成了平视。这让人伤感，却又无可奈何，成长就是这样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当梁朝伟用枪指住刘德华的头，他们所在的那个天台大到无限。站在太平山上，所有的天台无非是火柴盒的其中一面。
从“我一定要去”，到“也就那样”，这是一种极速变化，快到世人根本不曾意识到这一点。伴随着自信而来的肯定有傲慢，既然消除了所有的彼岸，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其事。于是碰撞在所难免，要命的是对方没有觉察到这种变化，继续保持俯视的目光。
香港首当其冲。因为它是最近的一处彼岸，而且价格是大多数人所能承受的。陆客和港人的冲突一再发生，无非是人民币的粗暴遇见了港币的倨傲。港人嘲讽陆客是“强国人民”，意思无非是贫寒乍富，粗鄙无知。陆客讽刺港人是“港怂港灿”，言下之意你们靠我们讨生活，无论是消费还是就业机会。两方最恶意的一面相遇时，不约而同都是用钱作为主题攻击对方，果然都是自己人。
中国人开始进入了自己的青春期，在世界各处脚不沾地的跑着，见到什么都要咬一口然后扔掉。所有这个世界认为精美的，高端的的事物，一定要尝试一下，而且，这一次要加上自己的评判。在这个过程里，会和各种明的暗的规则碰撞，目的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所有其它人等同的存在。就像是青春期的孩子，活力无限，但是并不讨人喜欢。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否则就会一蹦三尺高，觉得你极大地冒犯了他的尊严。
不过，谁又会喜欢居高临下的倨傲呢？
还好，一切都会过去。我的那位初中的老大，他早已经不再在墙上刻东西了。最新的消息，是他成为了一名大律师。我想，他那把牛角刀大概再也用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