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姓氏是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人身符号。而这个符号在历经千载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发生着令人惊叹的变化，它伴随着文明和历史的足迹，衬着王朝的荣辱和兴衰，带着宗族的理想与慨叹，传递着属于名族认同的深刻烙印。
姓和氏是两个概念氏可更而姓不变
人们如今谈到“姓氏”的时候，不会将“姓”和“氏”分开对待。但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絜介绍，在战国之前，尤其是西周与春秋时期，姓和氏是严格区分的。姓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血缘团体的名号，同姓族下的成员不见得聚居在一起。而氏则为具有一定实体性的宗族组织的名号，同一宗族下的成员往往聚居、共财，宗族组织实际上是姓族组织的分支。
以姬姓为例，同是姬姓的成员，有以周王为代表的王族，也有鲁、燕、晋、应、蔡等姬姓公族，鲁、燕、晋、应、蔡是封国名，同时也是氏。姓百世不变，氏则可以根据宗族组织的分衍情况而变更，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鲁三桓季氏、孟氏与叔氏，就是从鲁国公族中分衍出来的三个卿族的名号，但依然属于姬姓。古书上讲“五世则迁”，就是说随着家族人口的繁衍，同时也为了维护嫡长子继承制的有效实施，所以其他众庶子的家庭在经过若干代以后就一定要“别族”，组建自己的新的宗族组织，获取新的宗族名号，于是便有了新的氏。
男“称氏”女“称姓”司马迁遗“错”百世
西周与春秋时期，姓与氏都是贵族阶层专有的法权符号。从功能上看，氏最大的作用是别贵贱，姓则用以别婚姻。对于家族来说，姓族是虚体，而宗族是实体，最被重视，所以家族中的男子都要“称氏”，以表明自身的血统，女子才“称姓”，以防同姓族群通婚而扰乱伦理纲常。在当时，男子是忌讳像女子一样称姓的，所以我们称武王发、太子发可以，但现在很多人口中称的“姬发”则是错误的叫法，同理，“姬昌”“姬旦”也是错的。而“姜太公”更是误称，实际上他叫吕尚，“吕”是他的氏，是他原先所处的封国名，我们也可以称他“师尚父”或者“太师望”，这是表示他的职位。
陈絜指出，这种错误的产生，一般认为跟司马迁有关，这有点冤屈。其实姓与氏的概念，从战国便开始混乱，到了《史记》成书的西汉时期，更是错误百出，所以，在《史记》当中，常有“姓某氏”、“赐姓某氏”的矛盾甚至错误写法，比如秦始皇，说他姓赵氏，但秦的族姓应该是嬴。再比如汉高祖“姓刘氏”，实际上“刘”是氏而非姓。由于《史记》流传甚广，错误也就影响深远了。
政治婚姻恪守“同姓不婚”贵妇称“姓”以相区异
与氏略异，“姓”最大的功能就是“别婚姻”。商代有姓而不用，出自同一家族的男子和女子，都使用相同的家族名号，甲骨文中“子某”、“妇某”相互对应，比如眉族的首领叫做“子眉”，他姐妹或者女儿嫁入商王室后便叫做“妇媚”或“妇眉”。同样如“子周”、“妇周”，“子鼠”、“妇鼠”，各自反映的亲属关系也是一样的。但眉、周、鼠等，其性质都属于“氏”。
但到了周代，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原本松散的姓族组织被强调，所以“姓”的重要性亦被彰显。当时贵族间的政治婚姻必须恪守“同姓不婚”原则，且提出“同姓通婚，其生不蕃”之类的理论。所以女子的名字里必须带有姓，起到区别族群的作用。比如周王的妻子有叫做“王姜”的，其中“姜”是姓，表明该女子出自姜姓之族的齐、吕或申等国，而“王”字则代表她是王室成员，为周王之妻。
姓在商代并无用处封建制才“赐姓”“命氏”
姬姓、姜姓、子姓、任姓等先秦古姓大概有30余个，大体代表着当时的三十多个起源较为古老的血族团体。但在商代或更早时期，是否有姓的概念和相应的禁忌，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在陈絜看来：“商人有姓的概念，古姓也存在，但是他们觉得没有用处。同姓族可以通婚。周人在建立周王朝之前的先周时期，也是可以同姓通婚的，禁止姓族内部的通婚是在入主中原之后。”
周接替商入主中原后，以“方百里”及“三千虎贲”起家的“小邦周”的人口难以和商人的数量相比。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需要将周人的子弟、功臣和姻亲等分封到各地去拓殖新的土地。周初外封的诸侯国大概有70多个，其中姬姓国就占50多个，留在中土的周族势力自然更为薄弱，而且各个分封的诸侯国自然也会与周王朝产生离心力。而赐姓则是利用原始的血缘亲情意识，强调同族关系，使受封的姬姓众子弟能紧紧围绕宗周这一轴心，从而患难与共、生死相戚，使姬周王朝长治久安。
姓具有等级姓“芈”为南方楚荆小族
“赐姓”还有区分血族团体亲疏远近的作用，即所谓“同姓”、“异姓”与“庶姓”，封国贵族的等级由此而有一个大体的划定。在当时，不仅仅有代表与王族本家的“姬”姓封国，姜姓和姬姓时常通婚，是固定联合的联盟力量。任姓、姞姓也如此，是经常与姬姓通婚的姓族，他们的地位也就比较高。而其他被确认姓的封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比较低的地位。
而“芈”是个怎样等级的姓呢？陈絜教授认为，“芈在当时是比较小的姓族，中央政权是以对待南方蛮荒民族的态度来看待他，虽然他们跟周人也有联系，但并不被关注，或许其首领在周王庭担任的职务也比较低。”
“礼崩乐坏”贵族没落姓和氏逐渐走向统一
春秋晚期以降，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又有了变化，主要体现在姓、氏合一与姓氏全民化。战国之后，姓、氏的界限变得模糊，第一个原因就是“同姓不婚”的制度被破坏了。陈絜举例说，春秋晚期，蔡国和吴国虽然都是姬姓封国，但是他们因为政治利益的需要，也开始通婚，通婚也在吴国和鲁国的公族间进行。这时候，“姓”作为别婚姻的作用已经逐渐消失。
另一方面，宗族组织解体了，过去强调的是族群，现在更强调个体。传统贵族组织与贵族群体没落，世官世族的模式解体，新的官僚制度出现，使得庶民有了上升的途径，庶民原本无姓无氏，但他们可以模仿贵族自行给家族取一个名号，所以氏不再高贵。这个时候，无论是古姓还是新氏，作用基本相同，所以二者逐渐合一，有了“姓氏”的概念。
姓氏被随意“使用”与“利用”造神运动到如今
没有姓氏怎么办？在姓氏全民化的过程中，靠占卜、吹律定姓等方式来“随意”确定。庶民获取姓氏的手段很多，其中甚至出现胡乱而定的形式。例如《玺汇》著录的《马屎(矢)》之姓大概就是一例，《汉书马宫传》云：“马宫……本姓马矢，宫仕学，称马氏云。”这种由动物的排泄物而来的姓氏毕竟不雅，所以西汉末年会出现大司徒马宫在仕学后改本姓“马矢”为“马”的事情。
陈絜认为，在如今，各地都有各种宗亲会和同姓集会。这反映了“找名人做祖先”的一种心态。但在学术上看，这是很难追溯的。没有家谱的家族，往上四代五代的人，也就很难知道名字了。而家谱的写就也很难逃离“平民造小神，帝王将相造大神”的逻辑。
“姓氏认同”与“改变姓氏”
“姓氏认同”在中华文化中占有地位
姓氏与宗族有着密切联系
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常建华看来，中国的文化特点之一就是认同感强，其中就包括“姓氏认同”。从这个角度上看，姓氏作为一种符号使人们产生凝聚力。与姓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宗族关系，通过共同的祖先凝聚后人。
姓氏在社会建构的方面作用强大，姓氏在宋以后，随着“宗族重建”发生了很大变化。常建华介绍说：“宋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为了稳定社会，士大夫提出重建先前已有的宗族制度。一直流传到今天编写族谱、祠堂祭祖、族长制度，都是通过确认同姓氏祖先构成的。”不同的宗族起了不同的“堂号”。比如王姓中就有“三槐堂王氏”，渊源是当过宰相的刘氏家里种过三棵槐树。而张姓中则有“清河堂张氏”，小堂号也很多。堂号与宗族姓氏有着密切关系，以标志姓氏和分支。
姓氏与宗族结构之间也有联系，明代中后期以后，宗族在民间迅速普及，在这个过程中，姓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宗族发展起来之后不断扩大，与同姓氏宗族互相联合，被称为“联宗通谱”。
“改姓”在心理与社会作用下进行
明清以来姓氏不断减少
后世的姓氏越来越少，很多小的姓氏就合并到大的姓氏当中去了。《百家姓》的普及也使得姓氏减少的趋势逐渐明显。
在明朝，就有着“改变姓氏”的制度。常建华举例说，《明实录》中就曾记载，余姚有个李氏宗族改姓的经过。一些人年幼被过继抚养，而长大成名之后则要认祖归宗，这时候就要向政府申请，依照程序改姓氏。而明清时代，由于这个姓名认同感的特点，姓氏追求名人效应，寻找或者树立本姓氏名人的风气也世风盛行，虽然从正面上树立了榜样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姓氏的减少，造成“乱认”祖先的情况。
清代乾隆时期江西的宗族，同一个姓氏遍盖了很多祠堂，而且还在省会建立大祠堂。也将家谱改成“最早”的祖先，这些“祖先”往往是姜太公、刘备、袁绍等历史名人。这也造成了以姓氏统一下的宗族派系势力发达。
结果，乾隆果断下诏，省里面的大祠堂被拆掉，要求家谱要修到“可证明”的近代。同时把祠堂里面的不可证实的“名人牌位”取消。
但一些“改姓”也是被迫发生的，明初和清末都曾有大规模的改换汉姓的情况，常建华介绍说：元朝灭亡后，不少色目人、蒙古人都改成了汉族姓氏。而清末的满族人，则改成了汉族的姓氏，比如叶赫那拉氏改姓了“叶”。
本版撰文 新报记者 回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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