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奇案，津门有奇谈，欲知其中事，需听大狮言。
话说民国丁丑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937年，此时华北战事吃紧，日寇不期将要占据津门，就在这动荡不安的节骨眼上，却不料想发生了一桩双尸命案，这便是当年有名的“海河双尸案”。
这一年的6月25日，东方鱼肚渐白，天色似亮非亮之际，一对在大直沽打鱼的兄弟划船撒网之时，猛然间发现前方水面之上漂浮两个黑影，随着河水一起一伏，兄弟二人立马猜出那是什么，正是天津卫口中的——河漂子。
河漂子，也就是水里的死尸，河东水上警署随即派遣两名副爷前往调查，以往看过本人作品的朋友都知道，副爷就是警察，在天津卫的眼中，凡是戴着大檐帽、揣着盒子炮的，统统尊称副爷。你不喊他副爷，他就揍你，惹不起啊。
经过辨认，死者为一男一女，非他杀，系自杀。男死者名叫马俊兴，字秀生，年三十二岁，家住日租界大和街十二号，担任日本大东洋行驻大沽买办一职。在当时这可是个顶好的差事，不但油水多多，而且出入乘坐日本人给配备的小轿车，很是风光，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好差事。
女死者是马俊兴的妻子，名叫杨玉芬，年三十五岁，系河北李公祠小商人杨矢联之女，七年前嫁给马俊兴为妻，她比丈夫大三岁，正所谓“女大三，抱金砖”，杨玉芬很是旺夫，自过门之后，丈夫才从一介小职员逐渐成为大买办。
婚后夫妻二人感情融洽，女能持家，男能赚钱，不知令多少人羡慕嫉妒，可为嘛就选择轻生了呢？
根据随后调查所知真相，令夫妻二人轻生者，非是旁人，正是马俊兴的母亲邢氏与姐姐马俊霞。
马俊兴有留洋经历，思想较为开放，讲求婚姻自由，不允父母包办，一次在起士林西餐厅偶遇杨玉芬，自此情种暗播，一年之后，终成夫妻。
然而母亲邢氏却很不满意这桩婚事，她认为杨玉芬岁数比儿子大，加之家里也不是什么大门大户，不过是个贩卖布匹的小门小户罢了，根本就配不上儿子。因此在杨玉芬过门后，处处对其为难，隔三差五便找茬辱骂儿媳。
马俊兴姐姐马俊霞自丈夫病死后，一直住在娘家，她对这个弟媳也看不上眼，常跟母亲一块儿欺负玉芬。
玉芬受尽欺辱，起初隐忍，实在委屈难忍，便在丈夫面前哭诉。丈夫又想当个大孝子，又要当个好丈夫，因此左右为难。
杨俊兴每月工资为四十元，在当时绝对是个大数目，二百元便可买一处很不错宅院，白帽衙门的都巡一月才十二元，四十元还不是个大数目么？
然而这四十元，马俊兴只能留十元，其中二十五元交给母亲，五元给姐姐，剩下的十元才是他两口子的。
每月只有十元钱度日，让杨玉芬很是不满，原本还能跟那些富家太太打打小牌、逛逛劝业场，现如今成了驴粪球儿，只是外面光鲜，内里嘛也没有，换谁，谁也别扭。
一次，邢氏与马俊霞再次与玉芬争吵后，玉芬服安眠药自杀，马俊兴也为这些琐事烦躁，于是也吞了安眠药，要随玉芬一块儿死。好在被前来串门的邻居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后，夫妻二人脱险。经过邻居及同事苦劝，马俊兴与玉芬打消轻生的念头。
此事过后，邢氏不但不知收敛，反倒变本加厉。夫妻殒命前一天，邢氏的一件小褂不知去向，竟诬陷儿媳玉芬偷拿回娘家。等到儿子回家后，邢氏要儿子到法院起诉离婚，休了这个贼媳妇。姐姐俊霞不但不予劝解，反倒添油加醋，频频指责弟媳不检点。
翌日中午（23日），马俊兴到了公司后，留下一封信函便匆匆离去，而后与妻子玉芬前往大光明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傍晚到起士林吃西餐，此后便再也没人见过这对夫妻。
那封信函署名由上司刘敦厚亲启，刘敦厚看到信时已经是傍晚，信中字字血泪，控诉自己之不幸，表示永别辞意，并感激知遇之恩。刘敦厚遂联络各界找寻二人，苦苦找寻一夜，无果。
24日，将寻人启事刊登《益世报》，许下一百元的高额悬赏，然而找寻一天一夜，仍无果。
25日清晨，夫妻二人被发现漂浮河面之上，手腕用红绳拴在一起，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令人无不动容。
杨玉芬之弟杨世卿（三十岁，字凤梧，平春华茂银行经理）闻听姐姐死讯，携族中兄弟前往认尸之时，与邢氏及马氏族人发生殴斗，杨世卿要邢氏为姐姐偿命，邢氏则骂杨玉芬害死儿子，两家为此打起人命官司。
此案折腾好些日子，最终不了了之，因为邢氏年迈，只是与儿媳争吵，并非亲手杀死儿媳，再者她也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老来丧子让人哀叹，于是不予追究。至此，此案了结，马俊兴与杨玉芬事实上是白死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