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北京智银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马兆远博士
央视网特稿(记者 寇德印)作为学生,马兆远无疑是成功的,从北大、牛津、到伯克利,一路光环。但作为创业者,他也经历过挣扎与失败。现在,他是北京智银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事业有成,对于后来者,他有话要说。
“商场是血淋淋的,没有半点亲情可讲。没有足够的积淀,在战场上一定会吃亏。”马兆远建议在校大学生,一定要积累足够多的“子弹”再上“战场”。创业,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什么才是“工业4.0”?
何为“工业4.0”?
马兆远对此有着自己的判断。每一代工业化都有核心,第一代是蒸汽机、第二代是电力、第三代是信息产业、第四代的核心是什么呢?从技术角度而言,工业4.0时代所需要的技术,在前一代工业革命时都已经产生——计算机有了、互联网有了、自动化生产也有了。马兆远认为,工业4.0的核心,是规则的改变。
在一般的工业化概念里,生产规模越大,成本越低,这是常识。但是到了工业4.0时代,这个规则被打破了,个性化生产的成本有可能降到批量化生产的成本,甚至是更低。
例如,制作样品,4.0时代可以用计算机来虚拟现实,甚至用3D打印来建模,设计的成本会大大减少;而在生产过程中,4.0时代减少了库存的成本。现在用互联网和物理空间对应的方式,我们可以精确地确定某个商品现在到了哪个位址,所以从生产上来说,可以做到点对点的对接。在整个生产线上,工厂是不需要有库存的;另外,现在一些智能机器人也参与了生产,所以相应的人力的成本也在大大减少;由于4.0时代,产品是定制的,在产品没有生产出来之前,都已经销售了出去,所以,广告营销的钱也可以大大降低……这样,批量化生产和个性化生产之间的差价在渐渐缩小,4.0时代,工业规模化生产的规律被改变了。
硅谷与中关村的差异
谈到创业,有两个地方不能不提,中国的中关村和美国的硅谷。这两个地方,就是中美两国创新的“摇篮”。
对于创新来说,硅谷已经形成了流水线的作业。马兆远介绍说:有了创意或核心技术后,作为创业者,第一件事是成立一个公司,然后找到投资人。拿到钱后的第一件事是先去找律师,和律师把知识产权的事情做完,申请到相关专利。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拿这些技术及专利去找“工程师”团队。“工程师”团队是隐藏在硅谷后边的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他们具备极强的动手能力,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他们会把你的创意变成产品。要知道图纸是一样东西,图纸能不能做成产品,关键就在“工程师”团队。当你做出一款稳定的产品或稳定的原理样机时,投资人会再追加投资。最后,创业者再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家设厂房,按照图纸生产零部件,组装成品,销往各地。
马兆远认为,中关村和硅谷相比,有以下几大不同:
首先,就是缺少那部分动手能力极强、掌握先进技术及科技的“工程师”团队。
其次,投资人群体也不一样。硅谷的投资人专门作投资,一般是高科技企业出身,赚到钱后卖掉公司。而国内投资人大多是财务背景出身,这些人只能看懂财务报表,并没技术放在第一位。
这样有何弊端?在高科技创新领域,美国投资成功率是10%,也就是说投资10个项目,9个赔钱,还有1个赚钱;而在中国,高科技创新领域投资成功率是1%,投资的100个项目只有1个赚钱,其余都赔钱。
两者相差悬殊,根源在于中国投资者不懂技术、更不重视技术。
在中国创业的优势是什么?
工业4.0时代,在中国创业,有什么优势?
人们第一反应,也许会回答,“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马兆远强调:“单论人力价格,非洲、东南亚、巴西,这些地方比我们还便宜。”
人力成本已经不再是中国未来的优势。马兆远认为,我们国家在工业4.0时代进行创业,第一个大优势是市场。现在,在我国取得成功的公司,大多是利用好了中国市场这个优势。例如阿里巴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只是利用了一种新的模式,然后凭借国内极大的市场,便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二大优势,马兆远认为是“二次人口红利”。
什么是“二次人口红利”?他解释说,自从高考扩招以来,我国大约每年有800万大学生毕业,这就培养了一大批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基础性人才,他们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是非常占优势的。例如,在美国硅谷雇佣一个编写程序代码的员工,一年需要十万美元,而在国内,雇佣这样的工作者,只需要十万人民币。“这种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基础性人才,我国的成本很低。我把这个特点,称为‘二次人口红利’。”马兆远说。
“互联网+”的重点应该在“+”上
对于“互联网+”,马兆远认为,核心在那个“+”号里,互联网只是标配,重点还在工业化。
马兆远解释,所谓“标配”,就是要求每个公司都要具备。下一步工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硬件和软件结合,也就是线上和线下的结合。他说:“我们强调‘互联网+’时经常有一个误区,就是把互联网看得太重了,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工业基础还需要硬补课。以互联网为标配,核心还是要发展工业,还是要注重制造业,实现工业化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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