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北宋宰相王安石及其推行的“新法”，遭到了同朝的保守派强烈反对。此时的苏轼，属于保守派旧党一列，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上书力言新法之弊，引得王安石等新党非常反感。于是，苏轼自请出京为官，后因“乌台诗案”被诬“讪谤朝政”而下狱，又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做一小官。
新党旧党，泾渭分明；政见不同，仕途多舛。这是官场必须直面的现实，即使是对立双方最终鱼死网破，历史案例也不鲜见。然而，王安石与苏轼，却以大儒君子之德，演绎了一幕别样风景。
有一年，苏轼自黄州到汝州，路过金陵（南京），时在金陵的王安石身着便装，骑驴来苏轼所乘之船拜访。苏轼连帽子都没戴就出来迎接，向王安石揖礼而道：“我今日太失礼了，衣装不整就来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仪，岂是为我辈来设！”苏轼也玩笑道：“我也自知相公门下不用苏轼着装整齐（寓意王安石新党不启用苏轼）。”
在金陵期间，王安石与苏轼，尽论古昔文字，闲时俱味禅说。他们一同游山玩水、相互酬和，苏轼有诗句“峰如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王安石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而苏轼看了王安石的诗说：“‘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大诗人屈原、宋玉没世之后，旷古千余年，再无《离骚》句法，今日才见之。”王安石听后道：“不是你故意奉承我，我自负亦如此，然而未曾说与那些俗人知道。”
王安石甚至写诗劝苏轼在秦淮当地定居下来：“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苏轼和诗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曾对人感慨道：“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有苏轼这样的人物！”
从这些故事当中，王安石与苏轼，惺惺相惜之情，可谓溢於言表！
王安石与苏轼，虽然政见不同，却能保持如此优雅的君子之交，与他们身为儒者士大夫的德行学养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有着为人称羡的中国传统知识人的道德品格和文人风范，正大光明、公正无私、淡泊名利、谦恭文雅，其政见虽不同，却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不计一己之荣辱。
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当时由上至下尊重士大夫的风气蔚然成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后，就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刻了一块誓约石碑，其中誓词就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此后每位继任皇帝，都要默诵誓词，作为治国要约。有宋一代，推行文官制度，保障士人人身安全和生命尊严，对文士的优容宽待，均为士大夫参政议政、直言进谏、个性张扬等营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宽松环境。
也正因此，王安石、苏轼等文士们，可以于朝堂之上，无惧地直陈自己政治主张，不必或不能因政治主张不同而假皇帝之手置对方于死地；在朝堂之下，又不被政治生活绑架了个人生活，搁置不同政见，强调志趣、性情和才华的同好，形成历史上难得的文士优雅从容的状况。
难怪身处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目睹了明朝末年朝野乱象之后，对于宋代的士大夫所受的礼遇，感慨万分，在其《宋论》中这样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称赞宋太祖赵匡胤，“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夫太祖，亦犹是武人之雄也。……睥睨士气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几乎天之贮空霄以翔鸢，渊之涵止水以游鱼者矣。可不谓天启其聪，与道合揆者乎！”
王夫之认为，赵匡胤虽为“武人之雄”，对待文士能“不生傲慢”，文臣无失掉性命的刑罚之祸（“欧刀之辟”），给文士一个相对自由地施展空间，使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各得其所。可谓具有“盛德”、符合天道的帝王！
相比之下，王夫之所在的明朝，却没有宋代那么开明，这是一个从朝廷到民间都充满戾气的朝代（参见赵园《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明末儒学大家刘宗周对当时万历年间的现状这样表述：“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报复不已，使庙堂之上尽成一片残杀气象”（刘宗周《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上积疑其臣而蓄以奴隶，下积畏其君而视同秦越，则君臣之情离矣，此‘否’之象也；卿大夫不谋于士庶而独断独行，士庶不谋于卿大夫而人趍人诺，则寮采之情离矣，此‘睽’之象也”（黄宗羲《子刘子学言·卷一》）。
在刘宗周看来，明朝的朝廷大臣们追名逐利，党同伐异，争胜报复，独断独行，趋炎附势，僚属（“寮采”）之间相互乖离，毫无同僚情面。君臣之间，皇帝怀疑大臣，待之如同奴婢；大臣畏惧皇帝，视之如同秦越，也无君臣之情。如此人心日下，土风险恶，整个朝堂之上一片残杀气象。
事实的确如此，发生在明朝正统十四年八月癸酉（1449年8月23日）的明朝午门血案，就是发生在巍巍朝堂之上的一起斗殴事件：
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蒙古瓦剌部落俘虏，京城被围，监国郕王朱祁钰在召集群臣筹画备战方略的时候，明朝廷臣呼吁严惩祸首王振及其余党。结果就在朝堂之上，当着监国郕王朱祁钰的面，锤死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王振党羽）等三人，一时群情激奋，血溅朝堂，喧哗杂乱，朝廷和士大夫之礼仪不复存在。百官虽然殴杀了马顺等，却也自感恐惧，不能自安。
此事件今日读来，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明朝士风如此，与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始，统治者“以奴婢之道”对待士大夫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同为明末清初大儒的黄宗羲，直言指出明朝统治者“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至于“天下之为人臣者，见夫上之所贤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黄宗羲《奄宦上》）。明朝廷臣，因皇帝待之若奴婢，自然以皇帝喜好为好，舍弃作为皇帝道德上的“师友”之道，不再履行帮助皇帝矫正过失的职责，日日趋于奴颜婢膝，士大夫之心沦丧于“奴婢之道”中。
明朝皇帝既然以“奴婢之道”对待士大夫，自然动辄于朝堂之上苛责申斥，廷杖诏狱。为此，王夫之愤激而言：“臣之于君，可贵、可贱、可生、可杀，而不可辱。刑赏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贵贱生死，君即逆而吾固顺乎天。至于辱，则君自处于非礼，君不可以为君；臣不知愧而顺承之，臣不可以为臣也。”（《读通鉴论·文帝》）抨击明朝君主辱杀大臣，使得君不合仪礼，君不像君；臣逆来顺受，臣不像臣！
如此一来，明朝君臣上下、士大夫之间，无情无义，明争暗斗，党同伐异，充满着一股戾气！自然，这股戾气会表现在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明朝一个历史时代的风气表征。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是说“君子和谐却不同一；小人同一却不和谐”（李哲厚译文）。
君子，心气平和，崇尚礼义，见解各异，所以不会同一；小人，内心皆贪，嗜好逐利，然而因利而争，所以不会和谐！
所以，如宋人陈祥道所言，“君子同不同，皆是善；小人同不同，皆是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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