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中东欧转型
□ 朱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欧研究室研究员）
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肇始的社会主义实验，二是80年代末东欧政局剧变后开始的转型实验。其中，第二种实验至今方兴未艾，并被纳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如今，中东欧转型已逾20载，如何评估这一宏大的社会变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围绕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依然不绝于耳。显然，中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和转型已越出了学术畛域，深入分析这一过程中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不仅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模式多样性的认识，也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深化各项改革的紧迫性。
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与多个问题有涉，此处只能荦荦大端举其要者进行围观。
一问，东欧政局剧变原因何在
对东欧剧变原因的考察似应有三个视角。视角一，东欧政局剧变是苏联“移植”自身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二战结束后，东欧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成立了所谓“苏东集团”。战后初期，东欧国家的一些政治家曾设想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走不同于苏联的“人民民主”道路。苏联最初也首肯这一做法，但随着冷战序幕拉开，苏联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收紧对东欧的控制，不再容许东欧国家探索本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式社会主义”被移植至东欧。此举造成了三个严重后果：其一，该制度在东欧缺乏应有的合法性。其二，该制度在东欧“水土不服”，从1953年民主德国开始，历经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卡达尔“静悄悄的改革”和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改革“苏联模式”的呼声和运动几乎贯穿整个东欧社会主义时期，但一次次的改革都被苏联或以武力相威胁，或直接出兵镇压，正是这些“未竟的事业”成为1989年政局剧变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其三，苏联对东欧国家改革运动的镇压不仅没能维系“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反而使诸多东欧国家与苏联结下梁子。结果，东欧政局剧变大多在具有强烈反苏色彩的“国家民族主义”旗帜下展开。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东欧国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文明归属的新尝试。
视角二，东欧政局剧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适应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新形势的结果。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能较好地应对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并借势获得了新发展；而东欧国家因制度僵化，错失了进行制度革新的历史性机遇，从而拉大了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差距。据此，东欧剧变可以视为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大潮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一轮竞争中的失利。
视角三，东欧政局剧变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限制“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不断进化的结果，生产力的进化是不断创新的结果，而创新的基本前提是“人”的自由和发展。而苏联强调“党—国家”利益至上，忽视人是社会发展原动力这一定律。对“人”的忽视迫使人民集体失声，在“发达社会主义”歌舞升平的后面是扭曲的社会和人的异化，长期被压抑的人们最终成为党内反对派和要求“革新”的拥趸，而执政者在剧变中成了孤家寡人。正可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二问，中东欧的剧变和转型具有什么特点
具有3个鲜明特点。首先是非暴力。以往的社会大变动都伴随无数的血雨腥风，而中东欧国家（罗马尼亚除外）的剧变几乎没有大规模暴力行为。其次，耗时最少。以往的社会制度转型不仅耗时长，而且伴随着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例如，从古罗马向封建社会过渡耗时近千年，从中世纪到近代经历了大约1200年， 从近代到现代走过了近280年。而多数中东欧国家从开始转型到加入欧盟仅用时15年。第三，社会反抗程度最低。以往的社会变动除伴随着战争以外，常会在战后出现长期的社会动荡。转型开始后，中东欧国家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大多数国家没有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民众的不满情绪大多针对转型过程中出台的影响民众生活的政策，而非针对新制度本身，更没有推翻新制度的打算，绝大多数人无意回到“过去”。
三问，转型方式：激进还是渐进
转型伊始，人们就对以何种方式，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实现转轨争论不休。最初，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听从了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根据“华盛顿共识”的精神，采用“休克疗法”，大规模、迅速和全面地建立起西方式市场经济体系。但很快，“华盛顿共识”遭遇诟病，认为在转型国家实行休克疗法的深层根源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批评道，休克疗法是一剂猛药，没有区分转型步骤的先后次序，也没有考虑这剂猛药可能给“病人”带来的副作用。
一般而言，从理论层面探讨，经济转型渐进论有其道理。但在部分国家的转型实践中，渐进论成为谋取私利的政治家推迟改革的借口，结果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双输。在经济上，宏观经济稳定被推迟，局内人可以进行寻租，在超级通胀时期积累大量财富，获得参与大私有化的特权。在政治上，寡头在攫取国家财富的同时，利用其影响禁止竞争、干预司法，使市场改革和民主发展停滞不前。中东欧国家转型22年的实践表明，在转型第一个10年中市场改革程度越高，后来的经济表现越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标也支持这一论点。
四问，欧盟如何约束转型方向和进程
中东欧国家转型中的一个最鲜明特征是具有强烈的外部约束性。欧盟是主要的外部约束者。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向申请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提出了4项入盟标准：（1）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2）具备可以发挥功能的市场经济；（3）能够面对欧盟内部的，特别是欧洲单一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压力和劳动力市场压力；（4）赞同欧盟的经济、货币和政治联盟的目标，承担成员国的义务。其中，政治标准是在欧盟扩大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正是这些条件明确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自1997年起，欧盟每年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进行评估，督促它们对弱项限时整改，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速度，构成了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强有力的激励和制裁机制。使得政治家可以在国内进行“不受民众欢迎的”改革，进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塑造新社会的法律规范和使得其他措施到位并发挥作用，实现“回归欧洲”的目标。
五问，转型20年后民意如何
2009年，时值中东欧转型20年之际，有机构对中东欧国家进行了一项大规模民意调查。虽然此项调查没有包括所有中东欧国家，但调查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当下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现选取四个重要方面公示如下：
关于民主支持率，波兰、捷克、德国东部新五州（原民主德国部分）和斯洛伐克的支持率在70%～80%之间，与20年前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匈牙利和立陶宛因经济形势不佳、保加利亚因国内腐败等问题造成支持率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从70%以上降至50%），但整体上大多数民众依然持肯定态度。
关于市场经济支持率，经济形势较好的德国新五州、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的支持率只比1991年指标下降几个百分点，依然保持在70%（波兰）～85%（德国新五州）的水平上，而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冲击的立陶宛、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则下降较多。
关于生活满意度，所有被调查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波兰、斯洛伐克、捷克、立陶宛的满意度上升幅度较大，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上升幅度较小。
关于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受调查的7个中东欧国家和地区中，5个国家的民众认为在经济之外国家急需解决的头等问题是打击腐败，而斯洛伐克认为头等问题是降低犯罪率，德国新五州则认为，政府要解决的头等问题是遏制毒品泛滥。
六问：转型的社会代价几何
虽然为追求“国家的解放”（摆脱苏联强加的社会制度和控制）和“自身的解放”（突破意识形态的羁绊，实现宪政）是东欧政局剧变的主要动因，尽管认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人的自由化这些价值观念，必然要牺牲一部分利益，但转型带来的一些社会成本还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甚至是不能承受之重。这主要表现在：
人们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但不得不面对持续转型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压力；生活的关键词从政治变为经济，但“一切向钱看”影响了公民间传统的友好和互助关系，人们变得自私，不再关注集体和国家大事；因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工人和农民成为经济转型的输家；农民遭受双重压力，国家对农业投资不足，同时向外国农产品开放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受影响较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居民开始涌向大城市，甚至移居国外；人口下降，老龄化、预期寿命小于西欧国家；对模范人物完全颠覆，媒体追逐的成功人物不是知识精英，也不是通过积极创新创造附加值的人，而是那些卖弄时髦、急于炫富的人。同时，随着知识精英处于弱势甚至消失，年轻一代对接受教育不再有兴趣，文盲开始增加。
七问：民众如何看待“过去”
虽然转型已20余载，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但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的过去依然是流淌在众多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心中的一条“暗流”。如今，中东欧国家至少存在4种对待过去的方式。第一，清算“过去”。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国发誓要彻底清算“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思潮，消除一切苏联的“代表物”。第二，记忆失却症。对社会主义时期缄默不语，好像过去从未发生，一切源自剧变和转型；“民族之春”、“民主觉醒”和“新的开端”成为激励型新语汇。第三，历史修正主义。重新解释过去，强调“过去”都是苏联人或一小部分本地布尔什维克强加的，更多地评判个人而非制度。第四，怀旧。一些人身临艰难时世，怀旧成为逃避或鞭挞当下的“按摩器”，此为“物质怀旧”。而一些保留原有意识形态的人则对“过去时光”一概引以为豪，出现了所谓东德式怀旧和南斯拉夫式怀旧，此为“政治怀旧”。客观地说，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怀念更多的是“下层人”中间弥漫的一种愿望，希望有一个更安全和更公平的社会，人们之间有真实的友谊，团结互助，以及富足的生活，这是一种“回溯性乌托邦”，并非钟情于“过去”——毕竟，绝大多数人已无意“回到过去”。
2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只是一瞬间，它带给人们的思考却是长期的，因为它涉及如何应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民主化、市场化等战略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东欧剧变和转型又具有“一般”意义。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