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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流派之我见

中医流派之我见

中医常讲流派,什么伤寒派、温病派,经方派、时方派,后人还把金元四大家分为吐下派(张子和)、补中派(李东垣)、寒凉派(刘完素)、滋阴派(朱丹溪)。这是中医的特色,也是常被西医诟病之处。前几年,国家中管局还搞了当今中国中医流派的调查,认为许多中医流派传继无人、逐渐亡失,当然原因诸多,非几句话能说清的。

最近在中医界最时髦的、最有人缘的、最受人关注的当属补火派了,因疗效好,又称火神派。补火派的绝技、也是最受医者能欢迎的、也是医生最希望了解的就是附子的应用范围及附子的应用剂量。

昨日与孙丰雷君聊天,他说:前几天参加了一个有关伤寒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很多医生对火神派及附子的应用很有兴趣,就有关这个问题向山东伤寒界的名家姜建国先生提问。姜老师如是谈了火神派及附子的运用问题,他认为,火神派及附子的大量使用适合于南方人,南方人多阳虚,北方人由于要对抗北方的寒冷,阳气的功能相对旺盛,阳虚的患者较为少见,使用附子的几率及剂量都较南方少。姜老师的回答有道理的。火神派起源于四川、兴旺于云贵川,那些地方湿气极重,热气极重,按照姜老师的说法,气候热,人体的阳气就不需要对抗寒冷,功能就下降,就是阳气弱,湿为阴气,可以衰弱阳气,所以南方人阳气易虚弱,湿气还盛。因此大量用附子方能温阳祛湿,阳气一旺,阴霾四散,这样就形成了以重用附子为特色的火神派。

其实,中医流派是后世医家对历史上某一个时期、某一个著名医家及其弟子们的理论特点、辨治特点、用药特点的总结。当时的医家并没有为形成流派而努力,这些特点是在医疗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后人对其进行分析总结,然后才命名××学派。学习继承流派的经验既要有学习其特点,又要知道其产生的渊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还要在运用中把握灵活性,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临床治疗水平。

李克绍在介绍学习金元四大家的经验时这样说:张子和的攻破,是祛邪以安正,李东垣的重脾胃,是扶正以驱邪,正虚为主时,采用东垣法,邪实为主时,采用子和法,二者并不矛盾。河间之寒凉,是泻阳盛之火,丹溪之补阴,宜于治阴虚之火,两家都能治火,只是虚实有别。我们临床可以根据邪正虚实,取各家之长,对症选方。

灵活性就表现在对症选方,有是症,则用是药。那种死守学派之争、用药辨证僵化教条,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对学派创始人的一种亵渎与侮辱,那些学派的创始人在九泉之下如果看到这类私淑者,一定会大骂“不肖子孙”的。

就以温病学派为例吧。在明末至清,实际是没有这个学派的。只是后来,才在中医学校开始编写温病学讲义,形成了温病学派,建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模式、三焦辨证模式。后来还引起了寒温之争。寒温之争充分暴露了中医界的后学们对中医流派的僵化及教条认识,如果本着可绍教授说的“对症选方,有是症,用是药”原则,就没有寒温之争了。我们的《温病学》教材中,畏麻黄如虎,卫分证用银翘散,气分证用白虎汤……整本书中不见麻黄,这本身就有缺陷。温病大家,清代明骚全国的大医叶天士,不用麻黄么?如你不信,可查一下《临证指南医案》,其中治发热、咳嗽时,用麻黄处比比皆是。陈存仁在《红楼梦人物医事考》中记载到:当时江南一带,百姓视麻黄如虎,如见医生方中有麻黄一药,不敢服用。叶天士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麻黄必须用,还必须让百姓接受。他就把麻黄煮汁,然后以淡豆豉置入麻黄汁中浸泡、晾干,这样开处方时,只用淡豆豉即可。天士聪明啊,既用麻黄治疗了疾病,又能让百姓容易接受,真是一个 “美丽的谎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温病学派不用麻黄”是固步自封,也是一种偏见。

寒凉派的刘完素,也不可能不用附子、乌头,火神派的医生也不可能不用“大石膏”,滋阴派的朱丹溪也不可能不用人参……

临床上如何辨证、如何用药,可以学习借鉴个流派的特点、灵活运用,切不可隅于门户之见。那样会误人、误己、误中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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