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其思想光芒照亮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各个领域，具有鲜明的中国人生哲学特色，培育了中华民族一些高贵的精神特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代表作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作品收录于《庄子》一书，《庄子》一书也被诏称为《南华真经》，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宇宙观——始卒若环，万物一齐
“宇宙”一词，最早由庄子提出。宇宙观，也叫世界观，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宇宙观，而哲学则是它的理论表现形式。庄子认为宇宙是无穷无尽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庄子认为运动变化是天地间的普通现象，是一切事物的共同特点。他在《大宗师》一文中写道“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在《秋水》中写道“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关于事物的运动变化，庄子提出了“物化”的观点。“物化”表现的是大自然发展变化的关系和特征。何为“物化”？“庄周梦蝶”，表现的就是对“物化”问题的思考。庄子认为，人死之后，会变成其他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事物死后又会变成其他的事物，如此生生死死，循环不已。
二、价值观——大美无形，无用之用
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辩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出人、事、物一定的价值或作用。价值观的核心则是审美问题和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问题。相对于外形而言，庄子更看重内在的品质。他认为“大美不言”“大美无形”。在现实生活中，声色和形貌只是一种表象，只有超越“形式”走向“心灵”，才可以领悟到事物的价值所在。庄子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抛开了庸俗的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让心灵从审美的误区中解脱出来，是审美观念上的一次巨大突破。关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关系问题，庄子提出了“无用之用”的观点。山中的树木因为无用而免遭砍伐，而公鸡因为不会打鸣而被宰杀。他由此得出结论：若想保全自己，就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告诉世人，要辩证看待“有用”和“无用”，在个别地方无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能派上大用场。反之，在个别地方有用，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用。无用之用，即为大用。
三、人生观——不为物役，逍遥自由
和儒家一样，庄子也讲求修身养性，其目标就是心中的“至真之人”。“至人”“真人”，就是得“道”之人。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就要对社会一无所求，不为外物所累，如此才能进入“至人”之列，拥有精神的自由。在庄子看来，功名利禄并不是生命本身拥有的，而只是偶然获得的，或者是暂时寄存的东西。没必要苦苦追求，人应从功名利禄中解脱出来，回归于道。在庄子看来，人生只有摆脱了各种羁绊，才能解脱心灵的痛苦，才能逍遥自在，才能从容以游。以儒家修养养性是为了将来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不同，庄子则是为了追求心灵的安适与自由，并以此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终归宿。
四、处世观——顺应时势，循道而为
顺应时势，就是顺应天时，准确把握和应用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不仅是一种基于“天道”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富有高超智慧的处世哲学。《天运》中说：“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蔪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意思是说，水陆不同是客观差异，舟车之别决定了行路方法的不同，因而选择时一定要适应客观的情势。周鲁之异是地域时代的不同，时移世异，处世的方法也要与时俱进改变，否则终其一生碌碌无为，身家性命也会跟着一块遭殃。所以顺应时势很重要，顺应时势就要正确对待“为”与“不为”。庄子的“不为”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一种处世方法。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判断依据就是看是否合乎“道”。依从天道，顺应时势，看似无为，实则大有所为。
庄子思想对中国后世哲学、艺术、宗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一书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容和高超文学水平都给后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巨大的影响。后人在思想、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郭沫若说：“秦汉以来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以思想家而兼文章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闻一多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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