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六十七岁了，近来常常腰疼腿疼，说是盖房那年（2008年）落下的病根，一直时好时坏。疼得厉害了，就买几副膏药贴贴，或者去煤矿医院（老头老太太们爱去的乡镇医院，花钱少离家近）扎扎针灸做做理疗。有一天，父亲坐在沙发上，叹着气，说：嗐，我这腰就这样了，没治好的希望了，该死的人了，瞧啥瞧？那一瞬间，不知怎么，我的眼眶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赶紧别过头去，去别的屋子了。

父亲老了，开始认命。

父亲年轻的时候，不这样。

他那时高傲自负，绝不认输。一半源自天生，一般源自经济的困顿。然而父亲却又有极高的自尊，一辈子不承认自己“穷”“困难”。总是乐观地计划着未来，踏踏实实地生活。

四十多年前，父亲是村里的小队会计。算盘珠子扒拉的提溜响，写得一笔好字。父亲很聪明，脑瓜快，村里n多人n笔帐，都装在肚子里。对，是肚子里。只有一回，据说是刚开始接手当会计，还不太熟，晚上对账时，账面上差了3分钱，怎么也对不上，父亲点着小煤油灯，扒拉着算盘珠子，愣是算了一个晚上，终于找出了差错。此后，再无乱账。生产队散社很多年后，父亲早已不当会计，可还保留着村里的账本，整整一麻袋，干干净净，规规整整，横放在厢屋的房梁上。小时候，我曾问过父亲，这还有用吗，留着它干什么。父亲说，有用，万一将来要用上呢。那时，我就明白，那些账本其实是用不上的了，至于为什么父亲要留着它们，却未多想。

父亲26岁那年和妈妈结婚了。很快有了我和妹妹，我俩是双胞胎。父母都很高兴，唯独奶奶，总是愤愤地嘟哝，哼，一来来俩丫头片子。那时，母亲应该是受了很多气，父亲也很为难，却没有办法。从我记事起，总是隐约听得父亲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云云。我虽然不太明白，但是知道，父亲是很想要一个儿子的。于是，母亲又生了小妹，父亲很失望。那时，我四岁，但是已经能够看懂父亲的叹气和母亲的眼泪了。奇怪的是，我对传说中的奶奶竟然没有丝毫印象。终于，在我六岁那年，弟弟出生了。我似乎至今都记得弟弟满月那天，爸爸的笑声。那种扬眉吐气志得意满的笑声，让我又幸福又忧伤。

至此，父亲、母亲、四个孩子，一个农村家庭终于圆满了。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曲折的。在我一岁多的时候，爸爸有一次“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爸爸做会计时，跟一个叫老吴的人关系特别好。老吴后来要去税务所工作，还是个小领导，看中了父亲的聪明能干，招父亲过去帮忙。虽然是临时的，但这是许多人盼也盼不来的好机会。父亲也去了，有了这么个端铁饭碗的好机会，“无后为大”的事就放下了。因为，一旦转正，是绝对不能生二胎的。在“儿子”和“事业”面前，自然事业占了上风，觉得两个大闺女也不错。可是，母亲偏偏铁了心要让父亲回家种地，原因特别简单：父亲无疑是优秀的，聪明能干，又一表人才，天天在外面工作，母亲不放心。那时妹妹又身体弱，三天两头生病，奶奶连把手也不搭，觉得一个病弱孩子能活就活，活不了就拉倒，没必要费那么多劲，大人还吃不饱呢，哪有钱给她往医院送。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俩，没人帮忙不说，还要受奶奶的闲气，又怕哪天父亲突然变了心，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那我们娘仨日子就没法过了。如此这般，父亲被妈妈拉了回来。要吃苦受罪，就一块吃苦受罪，别让我整天担惊受怕的，很多年后，母亲这样解释。就这样，父亲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烟消云散了。几乎就在父亲回来没多久，原来和父亲一起干的人都转了正，穿起了官衣，吃上了商品粮。父亲，回家做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是有怨言的，和母亲吵架时，总是说，要不是你，咱家现在早好过了，我早转正当干部了。母亲似乎自知理亏，总是笑着说，要不是我，你哪有这么多闺女儿子啊，瞧瞧你大儿子，多好！

仅靠种地，是没法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的。父亲从工商所回来，子承父业，跟爷爷学会了做香油。每天骑着他的二八飞鸽自行车，走街串巷卖香油。母亲总是把父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父亲，浓眉大眼，声音洪亮，为人爽快热心，会说话，做过几年会计，身上还有几分“文化气”。这样的人，卖香油，也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更重要的是，父亲的香油货真价实，好吃不贵。那时，香油是可以用芝麻换的。有时，看打眼了，收着不好的芝麻，父亲会自认倒霉，宁肯留着自家吃，也不会掺到好芝麻里，会“坏”了香油味的。父亲出去卖香油时，总会带上蓝布套袖，系上蓝布围裙，衣服外面露出雪白的衬衫领子。这都是母亲的功劳。

至今仍有这样一个笑话在家里流传着，据说，父亲经常去一个村里卖香油，有个热心的大嫂见父亲做事干净利落，为人爽快，上赶着要给父亲说个媳妇，一打听才知道，家里孩子都仨了。一说起这事，父亲总是很得意，很自豪。会说，别看你爸现在这样了，当年也是一个帅小伙。然后问问这个闺女，问问那个闺女，再问问儿子，你说是不是，你说你妈好看还是你爸好看……只是近几年，儿女都结婚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才渐渐不再提起。

父亲其实很开朗。高兴起来了，会唱上两嗓子，什么“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就唱这两句，往下不唱了。问原因，曰不会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没事的时候，还爱背毛主席语录，什么《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比我们背得还熟。父亲很为他的“才艺”自豪，我们姐弟几个，却不以为然，争相恐后地打击他，啥破玩意儿啊！父亲也不生气，笑着说，你听我再给你们唱（背）段别的，我们连连摆手，得了吧，四散逃开。

父亲也不是总这么好脾气。比如，对家里的那头骡子就是这样。那年，家里种了几亩西瓜，自然是留作卖钱的。父亲驾着骡子车，要去地里盖个瓜棚。回来时，骡子不知受了什么惊吓，一路狂奔，母亲坐在车后，毫无防备，一下子掉了下去，好在没受伤。父亲也掉下车，举着鞭子在后面追。哪里追得上。那骡子疯了似的，竟一路跑回家，跑到院子里，径直朝着正屋的门冲进来。我什么都看在眼里，正想关上两扇门，把它挡在外面，可是看着它直冲过来的样子，我害怕极了，瞬间改变了注意，转身撒丫子就往后门跑，咣的一声带上后门，只听见我的心怦怦地跳。几乎与此同时，一声巨响，那骡子拉着那架破车卡在了正屋门处。幸亏门窄，要不它就把车拉屋里来了。也不知道父亲用了什么办法，那头闯了大祸的骡子被结结实实地拴到树上了。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过那么大的脾气。父亲拿着他的鞭子，一边大骂，一遍狠狠地抽着肇事者。倒下，起来，起来，倒下，也不抽了多长时间，那威风凛凛的骡子，蜷在地上，再无力气反抗，眼里似乎含着泪水。我的心软了，劝父亲别再打，父亲根本不听。母亲也在一直劝，说自己没事，别把骡子打坏了。父亲说，今儿我宁可把它打坏了，也得好好教训他。那时的我，8岁，不太理解父亲的愤怒。现在回过头想，换做是我，我也会这样，骡子再金贵，能金贵过老婆孩子吗。一定得给它点教训，哪怕它不懂。其实，那骡子是“懂”了，后来，只要父亲的鞭梢一挥，它就听从指挥了。

日子过得飞快，等我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弟妹们都上学了。日子渐渐紧巴起来。四个孩子，两个大人，吃喝拉撒，头疼脑热，上学念书，人情份往，卖香油显然已经不能支撑这个家了。

于是，父亲和他的表兄学了杀猪，打算卖猪肉。父亲其实是一个胆小的人。怕高，怕蛇，鸡都没杀过。杀猪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好在有二叔和他搭帮，家里的情况又摆在那里。父亲于是变成了卖猪肉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反感父亲卖猪肉这件事。总觉得卖猪肉这事，特别俗，特别让人难以接受。杀猪的人，得多残忍啊，电视里杀猪的人不都是满脸横肉为富不仁吗？我宁愿说父亲是个卖香油的，买豆腐的，卖切糕的，刨笤帚的，种地的，也不愿说父亲是个杀猪的。我很怕同学的嘲笑，更怕他们说，她是杀猪的的闺女。父亲当然不知道这些，直到现在也不知道。父亲不怕这些。

还记得父亲第一次杀猪。我躲在自家院子里，不敢看。父亲在二叔家里杀猪。一阵忙乱之后，只听见一声凄厉的猪的号叫声，紧接着是父亲和二叔的叫喊声，猪跑了！然后就看见，一头肥壮的脖子流着血的猪惊慌失措地奋力逃了出来。那个场面，无比惊悚，无比滑稽。最后，终于在众人合力之下，这头被杀了两次的猪，寿终正寝了。

买猪，杀猪，卖肉，成了父亲的买卖。可是，卖猪肉并不像父亲期待的那样挣钱。家里的钱似乎很快就花出去了。那时，我已上了初中，二妹在复读一年仍未考上重点中学后辍学了。尽管我们全家都劝，但二妹铁了心不念了，从此在家协助母亲，成了一把过日子的好手。小妹小弟仅相隔一年，都在读小学。父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从不在我们面前抱怨。他最常教育我们的话就是：你们在学校得好好念书啊，得铆劲。你能念多大书，爸就供你多大书。你要考上清华北大，爸没钱扒房子卖檩条也供你。你要考不上，指着你爸爸托人送礼，你爸可没那能耐，你爸提着猪头都找不着庙门……除此之外，父亲没管过我们学习。

家里农活很多，我们几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帮手。放学回家，赶快作业，然后再干这干那。扫地、洗衣、做饭、收拾屋子，这些家务活都是我们包了。放假的时候，还要跟父亲一起下地，种菜、浇水、摘瓜，拔苗、薅草、布化肥、掰棒子、剥棒子、装仓……每次我们跟父亲下地，一家子人，连大带小，总是浩浩荡荡的。村里人看见了，总是说，你家人真多，跟生产队出公分似的。瞧，你们家孩子多听话，我们家孩子支使都不动唤……

直到我初三毕业，要报志愿了。我想读高中，考大学。父亲不同意。那时，我的成绩是全校第一，读中师稳走，而且念完三年书，就能分配当老师，端铁饭碗，不用种地了。这是很多家长都梦寐以求的。我不愿意，我恳求。父亲不允。就算是班主任出面，也没能让父亲改变心意。父亲说：你现在学习是好，你能保证上高中学习还这么好吗？万一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你一辈子就耽误了！再有，你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上学呢，万一你考上好大学了，你爸供不起，你又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照父亲的意愿，我读了中师，毕业当了老师。很久之后的后来，有一天父亲突然对母亲说，我早就后悔了，那阵不如让老大念高中了。我要知道她脑瓜这么好使，这么爱念书，我真应该让她上高中，肯定能考个好大学，准比现在强。这让我想起《新结婚时代》里的建国爸，当他看到哥俩，一个念过大学，一个没念过大学，生活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时候，流着眼泪说过类似的话。两个老头有点相似。一个在剧中，一个在现实。

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父亲知道我一直都不甘心，从中师到大专到本科再到研究生，一路跌跌撞撞坚持了十多年。我不想埋怨父亲。我也不愿意听他说后悔之类的话。谁能预测得了未来呢，谁又能推倒以往的一切重新开始呢？父亲已经很不容易了，没必要再让他伤心。

父亲一直卖猪肉。开始是串庄卖，后来追大集，直到十二年前才租了一个小门脸，算是安定下来。弟弟妹妹也都相继大学毕业。中间这些年，父亲的辛苦我是看在眼里的。不论刮风下雨，父亲总是要出去做买卖的，和母亲一起，一天都不舍得耽误。夏天，下大雨，父亲也要出摊。我说，不去不行吗，谁买啊？父亲说，去吧，雨不能老下，一会就不下了，不下就上人了。我默然无语。看着父亲母亲装好车，开走，我去关门。

杀了几年猪，父亲的右胳膊落下一个毛病，伸不直，雨天还会疼。父亲有时会看着自己的胳膊，嘟哝，杀生太多了，阎王爷降罪了。好在，后来国家禁止私屠滥宰，都让商户集中取肉去卖。父亲去了一块心病，也少了很多劳累。起码上午卖完肉回来，下午不用出去再买猪，不会担心买着病猪，买着提前喂好食的猪；第二天早上也不用三点钟起来烧水杀猪。夏天一身汗，冬天一手冰。

后来，父亲的生活安稳多了。三个闺女都出嫁了，家里的房子也翻盖了，儿子也结婚了，孙女也抱上了。照理早上去肉联厂取肉，上午去门脸卖肉。下午闲下来，就和几个街坊打打麻将。劳累了一辈子，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可是生活总不会让人安生。

七年前的一天，父亲突然觉得肚子疼。以为是结石或是阑尾炎犯了，也没去医院，直接去村卫生所输液。三瓶液输下去，没好，反而更重了。这才害怕，叫弟弟回来，去了医院。

一番检查折腾下来，确定是阑尾炎。手术。医生将取出的阑尾给家属看，说，正常人的阑尾一般6-7厘米，父亲的阑尾却11厘米。看晚了，早就应该看啊。其实，父亲的阑尾炎已经有12年了。好好坏坏，一直靠吃药打针输液顶着。家里事没完，父亲不敢住院，不敢耽误，不敢花钱。每年，父亲的阑尾都要出来闹上几次，每次都让父亲顶回去了。这回，是真的不行了。要说，阑尾炎不是大毛病，可是父亲那时也是六十岁的人了，还要挨上一刀，真是让人心疼。医生说，父亲年龄大了，又有点胖，恢复起来可能要慢一点，可能要比别人多住一两天。父亲有点不高兴。许是心疼钱。我们都劝父亲，没事，您养好了再出院，我们都有钱。父亲没说什么。

那天上午，父亲突然没来由地哭起来了，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跟个委屈的孩子似的，弄得我手足无措。好在母亲也在，忙问是怎么回事。问什么都说没事，一时间我也觉得眼窝热热的。到底是母亲了解父亲，问，是不是想二闺女了，要想她，一会找人接她去。家里四个孩子，我们三个好歹都念出书来，有了分工作。只有二妹，小学毕业就在家帮忙了。那些年，姐姐妹妹弟弟都上学，只有二妹在家忙里忙外，喂猪做饭，种地打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她却从不抱怨。十五六岁，就在服装厂上班，天天打夜班，一个月累死累活才挣三四百块钱，一发了工资，哪怕连夜也要送家里来，自己只留下很少的钱，够吃饭就行，衣服也很少买新的。总是那么几件衣服，凑合穿。现在，只有她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日子过得不太宽裕。我们本已商定不告诉她，自然只有她没有来，现在父亲却偏偏想她想得掉眼泪，我也就只好通知她了。很快妹妹被接来了，还带来了大外甥女。父亲挺高兴。其实也想小孙女，可小孙女还不到一岁，这么小，真不能带到医院来。只好忍着。一下午，病房里坐了一大家子人，忍着不说话，还是说了不少话。父亲开始头疼，眉头也拧了起来。我想，大概是人太多，父亲又觉得乱了。可是，人是自己召来的，又不能轰走，也就只好忍着了。于是，我们纷纷找借口回去。父亲的精神稍微轻松了一些。

现在呢，父亲彻底“退休”了，猪肉不卖了，但也退而不休。弟弟开店卖酒，家里做仓库。父亲既是库管，又是出纳，一样忙忙碌碌。一到周末，父亲就在微信群里“喊人”：我备好饭了，你们谁回来说话啊，咱们炖肉吃，来晚了就没了。父亲真的希望我们回去。

有时候，父亲坐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干，抽根烟，喝杯茶水，一会就打起瞌睡来，母亲就叫他回屋睡，别感冒。一个机灵醒了，父亲说，我不困，就是呆会。

父亲真的老了。再也不是那个拨弄着算盘珠子，账面分离不差的小队会计了；再也不是那个露着雪白衬衣领，沿街叫卖的香油小贩了；再也不是那个挥舞着鞭子，一边痛骂，一边抽打牲口的农民了；再也不是一双手搬动一扇猪，风雨无阻赶集卖肉的杀猪匠了。

六十七岁的父亲，更像是一个需要人关怀的小孩子。需要人哄，需要人疼，需要人谦让，需要人谅解，需要儿女常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