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又到了一年小结的时候，心情却是阴郁的。
主要还是因为病毒吧。持续两年不断变身的病毒，简直要让我抑郁了。我想知道，病毒会不会跨性别？也就是说，男病毒会不会变成女病毒？要不要手术，还是自我声称即可？男病毒是不是威力更强大？如果这样，会不会对女病毒产生歧视？这样说不妥，没有什么男病毒女病毒，这已经涉嫌歧视了，性别一栏空缺。总之，我看到牠们这么猖獗，已经有些抑郁。有一种它是上帝，在俯视我们芸芸众生，戏耍芸芸众生的感觉。
病毒打乱了我很多计划，改变了我的生活轨道。有些期盼不会再有，有些理想被证明是天真。
病毒让我宅在家里已经两年，仿佛坐牢一样。虽然我一直乐观，认为自己是宅男。也的确，即使没有病毒，我也是宅在家里的时候多。我曾经想，像我这样的人，坐牢也不会感到很痛苦，只要有单间囚室，有书读。但我想错了。我可以不需要去外面逛街，但必须有去随时能逛街的能力；我可以不喝酒，但必须有能随时喝酒的能力。
司马迁说：“我同意你。我可以不做爱，但必须有做爱的能力。可是武帝这个人头畜鸣的家伙，毁了我的能力。我恨他，哦，不，牠。”
病毒毁了我们的很多能力，至少是限制了我们很多能力。所以，我承认，被它击败了。我有些抑郁，感觉很多事都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还得寻找意义。要不然，怎么面对这飞驰的时光之车啊。它每天在我头上辚辚轰鸣，让我经常恐慌不已。活着，终究还得干点什么，不能成为产肥机器啊。但我也干不来别的，只能写作。
这一年在公号发布了两百篇左右的文章，好像学术论文的比例稍微多了一点。这也没办法，我不能谈思想。同样的思想，别人谈了没事；我谈了，一定会有无数人来骂。所以干脆闭嘴了。胡适说，乾嘉考据学发达，并不是章太炎说的文网谨密，“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是因为语言学的兴起，时代给学者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一直很相信胡适，但现在，也不大肯定了。
我的老师要我多做研究，多写论文，为此还说了一些过分赞扬和勉励的话；我的学生却要我多写小说，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写论文这种事上面。比较两种期望，我有些啼笑皆非。
今年写的论文，基本都是写小说的副产品。因为我一直在艰难地修改一部东汉末年的历史小说。之所以说艰难，是因为起先写了两万字，不满意，删掉重写。又重新变换叙事方式写了几万字，还是不满意，删掉重写。接着我行云流水般写了二十七万字，完结了。但接着我对历史和现实有了新的感悟，我觉得原稿第一部分很不好，就删掉了五万字，重写。现在写到四十万字了，有一种新奇的感受。我每天都会扔进去一些感受，打磨细节。我仿佛在搞一个建筑群，大体的框架和围墙已经建筑好了，但内部某些具体院落的布置我还不满意，时不时要推倒重修。这是一种较新的写作体验。我现在更清晰地明白，为什么《红楼梦》那样的名著要“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曹雪芹他应该也在不断丰富细节。我写小说也写了二十多年，发现又对长篇小说有了一点新的认识。不躬行写作的话，估计是没有这种体验的。
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要难得多。有些人说短篇小说更难写，估计他没有什么写作体验，或者他就是专门写短篇小说的。
我还有几个小长篇的计划，像《刺杀孙策》那样的，这种比较好写，因为简单。但不完成手头这个复杂的长篇，我总是静不下心来重起炉灶。这个复杂的长篇，像病毒一样，把我囚禁了。它知道我有心理疾病，我的心理很不健康。
未来可能不会更好，而我曾经相信，未来会一天比一天好。想起来有些难受。
但是你们各位，一直支持我、鼓励我、热情跟帖、给过我赞赏的，以及不对我的文章深文罗织的善良的人们，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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