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历史，主导了人们对前现代中西方交流的近乎全部记忆。“文明标准”的碰撞，映射出“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导致沟通一败涂地、马戛尔尼无功而返，最终走向了鸦片战争的深渊。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这种颇具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发掘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被主流叙事遮蔽的丰富纹理。
清廷的“无知”和“傲慢”从何而来？马戛尔尼的失败，是否意味着东西方之间存在根本的文化和制度冲突？其他西方使团与清廷的交流又如何展开？是否步入马戛尔尼的后尘？
在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中，埃默里大学教授、备受好评的 The Gunpowder Age 一书作者 Tonio Andrade 挑战了近代中西方交流的传统观点。他指出，并非所有中西交流，都和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与清廷不欢而散。
如果说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的作者 Henrietta Harrison 认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的“傲慢无知”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那么 Tonio Andrade 则呈现了一个更加开放与好奇的晚清朝廷形象。沟通有赖于双方的尊重与努力，相较于对中国习俗一知半解且充满偏见的英国使团，荷兰使者尊重当地外交规范、设身处地从中国视角理解中国，开启了理解清廷、乃至理解中华文化的交流之窗。
艾默里大学教授 Tonio Andrade 谈 The Last Embassy
乔治·马戛尔尼使团在1793年的失败访华构成了现代中欧关系的主流叙事——马戛尔尼被清廷遣返，几乎所有外交目标都宣告失败，也为19世纪鸦片战争及延续至今的双方互信危机埋下了伏笔。然而，并非所有中西交流，都和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与清廷不欢而散。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一书，讲述了荷兰使团1795年的访华历史。这段鲜为人知的中西方交往记忆将改变人们对文明交流的传统理解。
**本期内容编译自PUP官网中的作者访谈。采访对象为埃默里大学中国和全球历史教授 Tonio Andrade ，采访者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UP），原文内容请参见：
https://press.princeton.edu/ideas/tonio-andrade-on-the-last-emba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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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01
PUP：我们为什么要关注18世纪使团访华历史中这特定的两年？
Tonio Andrade（以下简称 TA ）：我父亲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用他自己身为材料学家所写的一篇文章来回答——《为什么有人要关心用全内反射荧光、I-125标记和ESCA定量的人类溶菌酶和吸附酶活性的吸附？》(Why should anyone care about Adsorption of Human Lysozyme and AdsorbateEnzyme-Activity as Quantified by Means of Total Internal-ReflectionFluorescence, I-125 Labeling and ESCA? )。确实，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而我对此的回答是，了解那次为期两年的荷兰使团出访历史，将有助于我们修正对中欧关系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
PUP：特指哪些错误观念呢？
TA：许多人认为，中国和欧洲在前现代时期之所以相处不恰，是因为中欧的外交制度在根本上互不相容。在欧洲，法律上平等的各个国家共同构成了无政府体系，各国通过权力制衡实现和平。这种体系，也称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被大多数西方人视为某种自然的、默认的国际关系模式。
与此相反，在中国人眼中，国家遵从等级序列，中国通常处于最高地位，其他较小的国家以中国为核心进行排列。在这个“东方体系(Eastphalian)” 中，小国应臣服于中国，从而形成通常所认为的“朝贡体系”或“华夏中心体系”。
在往常的理论假设中，这两种体系难以衔接、互不相容。因此，许多学者将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外交互动称为“文化的冲突”。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冲突”导致了19世纪清朝与西方列强的许多战争，如第一次和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但是，1794至1795年的荷兰使团访华的历史事件将挑战这一主流观点。
02
PUP：The Last Embassy（《最后的使团》）这本书如何挑战这一观点的呢？
TA：嗯，荷兰使团访华的故事因两年前（1792-1773年）英国使团的访华经历而黯然失色，也就是——
PUP（快速提问）：当时英国并没有在清朝设常驻使团？
TA：确实没有。这是个好问题！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那时的东亚国家根本没有设立他国常驻使团。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或更准确地说，宫廷与宫廷间的交际，是通过特派使团进行的。例如，朝鲜皇廷每年都会在新年向清廷派遣使团。会议和仪式结束后，大使、外交官和随员们就返回朝鲜。因此，英国和所有其他西方大国都没有在任何东亚首都设立永久外交代表机构。俄罗斯是个例外，当时在北京有一栋俄罗斯宅邸，不过称之为大使馆还是有点牵强。
PUP：明白，所以在1792-1793年，英国使团曾出访中国。
TA：是的，它是由马戛尔尼勋爵领导的，以展开英国和清朝政府之间的直接交流为目的。事实上，它的目标之一是在北京设立一个永久的英国使馆。不过这个目标并没有达成，其他目标也没有，马戛尔尼访华最终以失败告终。马戛尔尼被提前遣送回国，除了带回几封态度轻蔑的信给国王乔治三世之外，再无其他建树。马戛尔尼和同伴们被这场失败的外交刺痛了，并将其归咎于清廷的“傲慢”。这就是中英文化冲突叙事的起源。
03
PUP：荷兰使团的访华任务应该进行得更顺利吧？
TA：是的！要顺利得多。荷兰使团的领队 Isaac Titsingh （伊萨克·蒂进）和 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理解并接纳了东亚国家的外交习俗。他们与东亚交往很有经验。Titsingh 热爱他曾经居住过的日本。他会听读日语，并投入了大量精力学写汉语。van Braam 热爱中国，认为中国人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他也是一个狂热的中国艺术文物收藏家。马戛尔尼和同伴们对中国的习俗一知半解，并提出了令清朝官员愤慨的要求，而 Titsingh 和 van Braam 为人谦逊，且善解人意。他们因此获得了游览紫禁城和圆明园的机会，这在此前的东西方外交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荷兰使团认为自己的外交取得了成功，这不无道理。
04
PUP：所以，荷兰使团的故事之所以值得一读，是因为它与英国使团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
TA：是的，研究需要平衡。英国使团访华史，包括英国人在中国的其他历史境遇，在现代中欧外交史的研究文献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荷兰使团的访华经历证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则更为微妙。如果存在文化冲突，那也是英国同清朝的冲突，而不能说是西方和中国的冲突。
本书也是一部叙事性的历史作品，一个沉浸式的航海故事。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来自荷兰的使团漂洋过海、跨越大洲，打开了一扇交流之窗。他们了解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体验了清廷的仪式庆典，尤其是喜庆的传统新年。通过来自清朝、韩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丰富史料来体验世界历史，令我着迷。因此，我也想将这种沉浸式的叙事体验带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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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乔治·马戛尔尼使团在1793年的失败访华构成了现代中欧关系的主流叙事——马戛尔尼被清廷遣返，几乎所有外交目标都宣告失败，也为19世纪鸦片战争及延续至今的双方互信危机埋下了伏笔。然而，并非所有中西交流，都和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与清廷不欢而散。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一书，讲述了荷兰使团1795年的访华历史。这段鲜为人知的中西方交往记忆将改变人们对文明交流的传统理解。
本书通过援引大量的档案材料，同时呈现许多中、欧艺术家创作的素描和绘画，来展现这个充斥着阴谋与战争的时代的丰富面向。那时的中国处于叛乱的边缘；而在欧洲，法国军队正入侵荷兰。荷兰使团历经磨难、漂洋过海来访问中国。作为中国古代皇庭接待的最后一个欧洲外交使团，荷兰使者较英国人而言对亚洲的见解更为深刻。他们尊重当地外交规范，并设身处地从中国视角理解中国。
不仅如此，作者 Tonio Andrade 还指出，经常被认为是傲慢和狭隘的清廷，实际上比人们所想的更加开放、灵活和关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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