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eith B. Payne
●编译/origin
●取材/2021年海军战争学院评论杂志
50年来，科林·格雷教授的学术著作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战略的理解，他的明智建议使美国的安全战略受益匪浅。他的知识深度、严谨、好奇心和智慧是无与伦比的，他投入写作和演讲的时间、精力和持久力也是无与伦比的。称科林是多产的，这是一种严重的低估。他的学术著作包括三十多本书和三百篇文章，他还为美国各政府部门撰写或贡献了大量未公开发表的报告。为了达到这样的记录，科林经常会同时处理多个文本。因此，他偶尔会在同一时间出版两部价值巨大的书——我相信，有一次大概是在同一个月内出版。
同样重要的是，不同观点和背景的同事和学生都非常欣赏科林谦逊的亲和力和平易近人的魅力。虽然他经常参与战略政策的反复辩论，但他仍是一位绅士——这反映出一种在今天似乎很少见的端庄修养。在一次长时间的新闻采访中，科林以一种略微不讨好的方式提到了华盛顿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当这篇文章发表后科林看到他的评论，他亲自给那位政治家发了一封道歉信。后者回应科林说，他曾接到过更严厉的电话，但从未收到过道歉。
科林的好奇心和写作的广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主题。这个简短的讨论仅关注于他保有持久学术兴趣的三个领域: 威慑、导弹防御和军备控制。要总结科林在战略威慑和相关问题上的观点的范围和细微差别，需要写一本相当大的书——毫无疑问，这本书最终会被写出来。然而本文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可读的、精选的、关于他基本观点和立场的概要，而这些观点和立场是由他的哲学现实主义和对逻辑、证据的不懈追求所驱动的。
创新的现实主义
科林的工作通常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并不可避免地具有重大价值，为战略研究领域带来了独特的创造力和洞察力。举几个精选的例子或许会有所帮助。在1981年发表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科林介绍了如今蓬勃发展的战略文化研究，并将其作为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他在1977年出版的《核时代的地缘政治》一书中重新引入了地缘政治研究，随后又撰写了几篇有关该主题的创新著作，包括《海上战略》、《地缘政治》和《西方的防御》(1986年)和《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1988年)。
科林以“第二次核时代”命名后冷战时代，随后在国际上被采用。这不仅仅是一个新名字，这个描述还反映了他的反主流文化观点，即核武器不会在冷战后失去其突出地位——也就是说，新兴时代将有所不同，但核武器将继续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留下长期的阴影。最近的历史证明，柯林在这方面是正确的。
科林的著作《第二次核时代》(1999)和《另一个血腥世纪》(2005)展示了严酷的现实，他认为这比当时盛行的大国礼让和合作的、“世界新秩序”的、近乎乌托邦的期望更有可能。例如1999年，科林不同意接受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是唯一威胁的主流观点,而是指出“在未来20-30年内，世界政治很有可能将围绕美国和XX这两极力量”,并预测XX将威胁日本。他还说，俄罗斯的回归是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挑战(这是他完全预料到的)，“会立即威胁到独立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科林预计，冷战结束后不久的时期(可能很短)将迎来另一轮激烈的大国竞争和潜在冲突。历史再次证明科林是有先见之明的。
当然，科林的预期并没有反映出他反对主流观点的偏好。事实上，科林的预期遵循了他的观察和现实主义哲学根源，以及他的相应观点，即历史为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提供了最好的指导。如前所述，他的期望与当时的主流相去甚远(主流观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核武器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少，大国间的合作和友好将取代危机和冲突的循环)。科林不相信苏联的衰弱和XX的崛起意味着一个和平新时代的到来;相反，他预计新的安全挑战会出现，旧的挑战会卷土重来。最近的历史再次表明，科林当时不流行的预测是正确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林的工作在美国思想的演变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防部。很少有学者能如此直接地影响美国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 Mattis)在介绍《2018年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时，引用了科林的话，称他是“当今最近乎完美的战略家”，科林是唯一一个在《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和《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报告》(Missile Defense Review)中都有突出引用的学者。
思考不可思议的事
科林的著作和演讲的一个主要主题和目标，是确定最有效的方法来阻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即战争预防。他还认识到，尽管竭尽全力，威慑也可能失败，核战争也可能随之而来。相应地他认为，由于核战争是可能发生的，美国应该慎重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什么”。他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官方反应——包括应对苏联大规模核打击——是完全、不道德的愚蠢行为，是衡量美国核力量是否充足的错误指南。他的基本主张很简单，但并没有过分简化: 西方必须不断寻求避免战争。科林不相信核部署一旦开始，就会保持有限，也不相信核战争会仅为政治目的服务。但是，如果威慑失败，战争爆发，美国的行动不应该是默认的、即兴的，也不应该是基于报复和破坏的目的有意识地进行核反击，并放弃其他目的。相反，他们应该制定细致的计划以阻止进一步的核升级，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尽量减少社会破坏——虽然这两个目标都不确定，但政府也应充分认识到，拒绝可能有助于限制核升级和破坏的措施将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很难说是一个激进的主张。
但是，公开讨论如果威慑失败了该怎么办，已经与大多数学术论述相背。这样做在过去和现在都被批评为同情“核战争”。科林与主流观点相背，主流观点认为：“稳定”的恐怖平衡是大势所趋的，不无不合理之处，而核战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除了偶尔作为政治工具唤醒民众对美国核武器的强烈反对情绪，上述不会公开讨论。但这不是科林的目的。
因为科林指出，有必要尽可能谨慎地制定威慑失败的计划，而且他的出版物偶尔会包含“胜利”一词(例如在一篇未经作者得知或允许下的某篇文章的挑衅标题中)，一些批评人士断言，他的目标不是威慑，而是计划打一场核战争并赢得胜利。这完全是对他的作品、意图、包括他偶尔使用“胜利”这个词的错误解读。如前所述，他高度怀疑任何“核武器的使用将继续受到限制，从而可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说法。事实上，他认为核战争是一种潜在的、无与伦比的恐怖，如果可能的话，应通过外交和威慑来阻止。这就是他在这一学科上的研究目标。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某些人为使他遭受大家的言论攻击，故意将他的作品错误地描述为支持核战争。简而言之，科林在学术上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如何最好地防止核战争，他相信，全面思考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该怎么做是审慎的，并且能帮助避免战争的发生。对他而言，没有其他观点可先于这个观点。
军备控制：一间“纸牌屋”
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个著名学术论点是，当时的美苏核军备竞赛是由美国发起的“行动-反应”循环的结果。美国核力量的批评者通常认为，正是美国煽动和推动了美苏军备竞赛，因为美国部署核武器(最初的“行动”)迫使苏联以核力量建设作为回应(不可避免的“反应”)。这种以美国为首的行动-反应机制据说可以解释美苏军备竞赛。
当然，伴随这一“行动-反应”理论而来的政策论据是，只要美国停止或削减其核武器计划，苏联就可以而且也会这样做。因此，结束军备竞赛是美国的机会和责任;如果美国削减其核军备，以“行动-反应”的军备竞赛将被以美国为首的“无行动-无行动”格局所取代，从而结束军备竞赛。然而，如果美国继续追求核计划，苏联也将继续推动军备竞赛。这种流行的观点假设了一场由美国及其“第一步行动”持续主导的军备竞赛——整个过程中，对手进行及时有效地反应，有如齿轮组良好啮合运转的机械过程一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同样关于美国应负罪责的“行动-反应”争论一直在上演，并且在当代反对美国核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的争论中仍然十分突出。
科林进行逻辑证据论证的最早目标之一就是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流行的、关于“行动-反应”“不行动-不行动”的论题。他在1976年出版的《苏美军备竞赛》一书中，推翻了这种对军备竞赛的简单解释，以及美国的不作为将导致苏联的不作为——即一场“和平竞赛” 的相关主张。相反，依据证据，他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计划是由各种交互和非交互的行为和动机而引起的，简单的“行动-反应”机制无法对其解释。科林的基本观点是，依据“行动-反应”理论——即美国的行为推动了军备竞赛，美国的不作为将导致苏联的不作为和军备竞赛的结束——设计出的政策肯定会受挫，因为苏联发展核武器的动机远比简化的“行动-反应”理论复杂的多。后来的多项严谨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79年，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公开驳斥了这种“行动-反应”理论，指出苏联“没有表现出任何克制——我们制造武器，他们就制造；我们削减武器，他们仍然制造。”
科林继续挑战学术界和政府中关于核武器控制的主流观点。关于这个主题，他最全面的专著，《纸牌屋:为什么军备控制必须失败》(1992)，就如同第一章标题“军备控制的神奇王国”、第二章标题“埋葬军备控制，而不是赞美他”，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结论。基于近一个世纪的军备控制历史(例如，20世纪20、30年代广泛的军备控制记录，和美苏SALT/START的经验)，他挑战了美苏战略军备控制进程中被广泛接受的核心主张: 军备控制可以推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理论和武力态势向相互有利的方向发展，关于核武器的对话本身可以成为美苏关系远离敌对状态的动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林从本质上解释说，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特点和各自的“战略文化”推动着它们的军备计划；相应地，军备控制的可能性、政治关系和文化，典型地反映了两个国家几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它们最终决定了各国的军备激励和目标，并为军备控制设定了边界。“通过军备控制以达成缓和目的的政治对抗——总是错误地假设军备控制是可行的——这正是军备控制必然失败的原因。“敌对政治关系的根本解决自然会导致缩减军备控制，但反之则不然。当然，如果以前敌对的关系真正转变为友善，军备控制协议就不重要了。
科林的结论——军备控制过程是不可能在敌对国家之间产生变革作用的，因为它反过来受到国家敌对关系的影响。考虑到冷战时期实际的军备控制实践，他的结论逐渐成为主流。布朗部长也同样认识到：“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关系对军备控制的成败的影响，远比其他因素大得多”
因此科林得出结论，军备控制“要么不可能，要么不重要”。他将此称为“军备控制悖论”，并援引历史证据，论证了“几乎所有20世纪有关军备控制或军备控制失效的经验”。事实上，美国的战略军备控制的愿望是将俄罗斯的核武器推向“稳定”(正如西方所理解的那样)，但这一愿望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挫败；直到苏联解体后，两国政治关系显著改善，该愿望才达成——这与军控进程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
关于威慑
1960年，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对美国威慑做出了如下评论:“尽管我们相信威慑会起作用，但我们通常不会仔细分析这种政策背后的基本概念。”但科林确实做到了，他有条不紊地找出了公认的观点和流行的冷战思维背后的逻辑矛盾和证据缺失。20世纪70年代初，当他开始发表有关战略威慑和核政策的文章时，他对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大多数言论和学术评论都持高度批评态度。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美国的政策已经开始反映科林的早期思想。
科林关于战略威慑和导弹防御的许多基本观点都建立在卡恩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之上，尤其是后者的《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nuclear War)和《思考不可思议之事》(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这两位杰出的学者经常以不同的方式得出相同的结论。卡恩的作品显然是一个解决国际政治和权力问题的唯物主义者，而科林对相同主题的研究方法来自政治科学、军事史和人类学。事实上，他关注的是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如何推动不同领导人做出与威慑职能有关的决策。而且，也许是因为他的英国血统，他把重点放在了美国与盟国的延伸威慑关系上。（备注：延伸威慑 extended deterrence 是专业术语）
科林对威慑的看法挑战了传统观念。他驳斥了西方普遍接受的观点，即当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采纳了美国的观点(即“趋同”)，则可以期待一个可靠的、稳定的恐怖平衡。因为人们相信苏联的想法与美国领导人的想法相一致，所以人们认为苏联的行为会遵循熟悉的模式，并认为威慑的效果是可预测的、可靠的。这一关于苏联行为可预测性的假设导致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些高级人物得出结论：相互核威慑是如此稳定，以至于几乎自动发挥作用(即“存在威慑”)。“核战争中可怕而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创造了一种可以被称为’存在’威慑的东西，这个形容词（“存在的”）的作用是将这种现象与任何基于战略理论或政策的现象区分开来. . . .只要双方都拥有可以对对方使用的热核武器，即使遭受最强大的先发制人攻击(此时依然拥有“二次打击能力”)，存在威慑也是强大的。”
科林认为，这种建立在“镜像”基础上的恐怖平衡观念，是美国精英战略文化持久特征的可被反映：顽强的群体思维和’机器思维的特征’，将’政治和反对国家政策造成的困难归结为行政，管理和工程问题’ 。他扩展了Kahn和Albert J. Wohlstetter的一般论点，即威慑不应该被期望是容易、可靠、可预测地发挥作用。1958年，沃尔施泰特把恐怖平衡描述为“脆弱的”。科林同意并强调了西方冷战时期关于威慑“稳定”的设想——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对威慑和恐怖平衡的认知和计算——很可能是危险的错误。
根据他对现有历史证据的解读，科林否定了美国和苏联对威慑的看法相似的关键假设。他的结论是，“对威慑稳定性的评估之所以出错，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政治意愿的差异。例如，美国和苏联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将使苏联的决策和威慑变得不可预测:“重视人命一直不是苏联(或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任何认为核战争对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意义相同的人，都应该深刻反思这两个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因此，关于“威慑是什么’(谁?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简而言之，考虑到在政治-军事历史上经常看到的变化的可能性，科林拒绝这种对恐怖平衡和存在威慑的稳定平衡的假设。他坚持认为，理性行为没有相关的普遍定义，没有无法描述的国家A和B，也没有战略专家能做出可预见的明智决定。相反，拥有广泛战略文化、观念、信仰、目标和激情的高层，对于什么是最明智的与威慑相关的决策和行为，可能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因此,Colin强调国家历史、观念、文化、目标、价值观等的巨大变化,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决策和行为,并使威慑的运作本质上不确定——而这一观点在成为美国威慑政策主流的几十年前，就由科林所提出。
冷战时期的一些美国领导人预计，战略军备控制进程将提供机会，使苏联的思想与美国的恐怖平衡思想相一致，即进入核武器的’现实世界’和稳定恐怖平衡的必然逻辑。如果有必要，美国在威慑方面的教程可以“教育”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与美国的思维“趋同”。考虑到美国和俄罗斯在历史、观念、目标和战略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科林认为这种观点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愚蠢。
科林反对那种令人舒适的观点，即恐怖平衡可被认为是可预测的稳定，战略力量可以被巧妙地描述为“稳定”或“不稳定”。他表达这一观点的意愿，以及如果威慑失败时该怎么办的考虑，被当时大多数核威慑理论的“传教士”视为异端邪说——事实确实如此。这样做挑战了当时主流的恐怖平衡威慑最重要的假设:只要竞争者们按照稳定的规则行事，它就会是可预见的稳定——从定义上来说，他们最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相当明智的(按照美国人的感受)，而这种趋同将使苏联与美国的观点保持一致。
科林拒绝了这一主流威慑理论的基本假设，这极大地塑造了他对威慑政策和战略防御的看法。例如，他坚持认为威慑策略必须调整，以充分考虑到对手的感知、容忍、价值观和目标的差异——也就是说，威慑计划必须“参照当前情况的独特细节”进行。相应地，他经常解释说，“威慑”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不能指望单一的办法或狭义的力量结构来实现威慑。相反，科林的结论是，美国的威慑计划和力量必须灵活多样，以尽可能有效地威慑，因为对手和环境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在这方面，他这打破传统的观点早在十多年前就被两国全盘接受了——这反映在许多当代公开的美国政策文件中，以及现在人民和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观察中，因为没有“一刀两断”的办法，所以威慑必须为反对者“量身定制”。
科林天生不喜欢打破传统；这不是一个他渴望或似乎喜欢的角色。相反，他从冷战中期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想中所看到的不足，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角色。然而，到1980年，美国战略政策的总体框架，包括卡特总统的“抵消战略”，已经相当接近科林所阐述的立场。
最后，科林不希望美国和西方国家依靠核威慑来维持安全。他充分认识到它的危险。事实上他认为，如果有一个现实的替代方案，那么依赖核威慑是“愚蠢的”。然而，根据现实主义，他认为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没有可替代的、良性的国际政治体系。人们可能会认为，任何理性的人都应该能够设计出一个比我们今天拥有的更合理、更安全的全球安全体系。我怀疑这是真的，但唉，这完全背离了历史进程。我们当前的安全和不安全环境是几个世纪政治历史的意外产物，当然我们无意这样”
关于战略导弹防御
科林的结论是，威慑的作用本身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这也是他对美国战略防御能力(即国土防御)的立场的关键。他很清楚，限制损害在许多可能发生的核场景下可能是不可行的，但他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行的。相应地，与基本的恐怖平衡愿望相比，他认为不负责的政策是美国政府有意识地选择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保护社会。如果威慑失败，这种政策将进一步导致彻底的破坏。 “核战争是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应该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几代美国人做好谨慎的防御准备，以便在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将对美国国内利益的损害限制在可行的范围内。”
因此，科林强调，限制潜在社会破坏的导弹防御政策应该是优先的，而不应被认为是诅咒。这种强调完全违背了西方的威慑理念，即完全的相互脆弱性是稳定的、应该得到保护并编入法律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1972年的美苏反弹道导弹(ABM)条约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以大大限制了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和部署。
然而，科林对战略导弹防御的支持是他的基本观点的合理延伸。
1. 由于决策的可变性，威慑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失败。
2. 美国应该慎重考虑，如果威慑失败，该怎么办。
3.一旦发生战争，应在可行的范围内保卫社会。
科林之所以支持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是因为他关注美国对盟国的延伸威慑。他认为，美国社会应对攻击的脆弱性削弱了美国代表盟友延伸威慑威胁的可信度。事实上，他认为，“只要美国不做出重要的规定以保护其国土免受不可避免的苏联报复，那么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将会非常低。” 他的逻辑很清楚:如果不能经受住苏联的报复，苏联不太可能相信美国将为盟友使用核武器的。他担心，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大威慑几乎或根本没有为盟友提供保护，反而可能鼓励俄罗斯的侵略。
因此，科林提出了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的两个基本理由: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护美国社会;并为美国对盟友的延伸威慑承诺提供可信度。他不相信战略防御能完美抵御坚决的核攻击，但他认为，即使看似不完美的防御能力也能加强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并挽救那些在威慑失败时本会丧失的生命。出于这些原因，他一直支持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
有一段时间，科林对战略导弹防御的看法受到孤立。《反弹道导弹条约》在美国参议院和广大民众中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但他们完全违背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意图和宗旨。然而在两国合作的基础上，美国的政策最终又一次认同了科林的大部分想法。2002年，美国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目的是部署战略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美国本土免受流氓国家可能构成的有限战略导弹威胁。美国的政策已经开始认识到，导弹防御系统虽然不能有效地抵御一个大国的攻击，但仍然有很大的价值。2010年，奥巴马政府将保护“国土免受有限弹道导弹袭击的威胁”列为首要任务。这一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导弹防御优先政策在美国国防部的《2019年导弹防御报告》中被重申，并同时讨论了其威慑的价值。《导弹防御报告》还引用了科林的一句话:“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可以严重降低攻击者对其进攻计划成功的信心。考虑到战争固有的、不可减少的不确定性，这种计划应该会引起对手的怀疑，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带来的额外不确定性应该会在攻击者的计算中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威慑。”50年来，科林对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看法始终如一，美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已经在两国的基础上赶上来了。
对科林·格雷(Colin Gray)的研究进行回顾，就会发现，他经常同时在两个截然不同、往往相互排斥的领域——学术界和政府政策之间游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学识为美国在许多领域的政策改善做出了贡献，但最重要的是在看似神秘而又极其重要的威慑、国防和军备控制领域。他的学术著作帮助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远离了简化的“行动-反应”理论，帮助威慑政策远离了其机械的镜像方法，帮助导弹防御政策找到战略防御的价值。科林的思想和著作是他推动这些发展的动力。他是一位对权力直言不讳的顾问，谦逊而卓有成效，尽管当时他经常因此受到严厉批评——但他却以幽默和优雅的态度忍受批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他卓越的学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西方才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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