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故事》（中卷），秦传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434-440页
哈丁的继任者、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1872-1933），并非来自古老中西部的某个小城镇，而是来自佛蒙特州的乡村，来自一个跟美国人的“山上的城”这一朴素价值观联系更紧密的地区。佛蒙特是新英格兰唯一没有海岸线的州，因此大部分尚未被邪恶的商业渗透触及。它是第一个加人最初十三州（1791年）的州，它一点也不落后。事实上，佛蒙特的州宪法是第一部废除奴隶制、确立成年男性普遍投票权的州宪法。但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田园情调的保守州。
在柯立芝那个年头，佛蒙特主要靠日常耕作为生，柯立芝是在临近普利茅斯市的一座农场里长大成人。他父亲是一位民兵上校，本人就在那家农场干活。这在那个年头一点也不稀罕：在某些方面，美国依然是个农夫国家。事实上，当柯立芝副总统在1923年8月应召去白宫的时候，他还在父亲的农场里，他把自己假期里的两个星期耗在了帮忙收割干草上，他挥舞长柄镰刀，抄起干草叉，驾着两匹马拉的“拖车”。这可不是为了拍照而做样子，因为并没有拍照片。柯立芝一辈子从未有过新闻秘书。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像哈丁那样对记者们称名道姓，据我们所知，在总统的职位传给他之前，他从未欢迎过哪位记者去他们家的农场。
8月2日夜里，消息传到了普利茅斯：当年本地的那个小男孩，如今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第30任总统，当时的情景，倒的确有些田园牧歌的风味。农场里没有电话，最近的一部电话在山下两英里之外的地方。邮局的送信人用力捶打着柯立芝家的大门，一家人被吵醒了。他带来了两封电报：一封来自哈丁的秘书，正式通报总统的死讯；另一封来自司法部长，建议柯立芝通过宣誓立即获得出任总统的资格。于是，誓词被抄写了下来，柯立芝的父亲作为公证人，在煤油灯下（因为家里根本没有电）主持了宣誓仪式。那是一间很小的农家起居室，一个密封的柴炉子，一张老式的胡桃木书桌，几把椅子，一张大理石面的餐桌，上面放着一本家庭用的旧《圣经》，书摊开着。宣读完最后一句誓词，柯立芝把他的手放在了《圣经》上，非常严肃地说：“愿上帝帮助我。”
柯立芝距离我们的时代并不那么遥远，他出生于1872年7月，只比本书作者很熟悉的伯特兰·罗素小几个星期。那年夏天，威尔第的《阿伊达》是风靡一时的歌剧，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是人们谈论最多的长篇小说。柯立芝认为他是在自己的路上朝前奔。他喜欢引用西德尼·史密斯的名言：“对一个男人来说，找准自己的路线并坚持走下去是一桩大事——你会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他拒绝效法父亲去从事田间劳作，而是选择了法律与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路线——他也没有寻求与人合伙成立公司，而是在25岁那年把自己的招牌挂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卡尔文·柯立芝，律师与法律顾问。”两年之后，他在政治的阶梯上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成为共和党的市议员，接下来依次是：被选举为市法务官，州立法机关的两个任期，北安普敦市的市长，然后是州参议院的议长，以及两任州长。
像他的前任哈丁一样（只不过更加有系统，有一套目标和信念），柯立芝也是一个主张最小政府的政治家。他认为，共和的本质，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法治；而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支持并推行法治。当然，政府也有授予权力的功能。作为一座城市的行政官，他采取过措施，使本地的农民能够以竞争性的价格向市民提供足够的鲜奶供应。在监督铁路法案上他费了很大的周折，使各公司能够在马萨诸塞州提供可靠而廉价的公共运输。无论是在北安普敦市的财政还是在马萨诸塞州的财政上，他都有所建树，还清欠债，积累盈余，等等，结果，该州教师薪水的增长吸引了最优秀的教师。仔细地研究柯立芝为官一方（无论是作为议员还是州长）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认为“财产总是对的”。正相反，他憎恶强势利益集团所搞的压力集团和游说制度。他认为“法律总是对的”。
作为州长，他发表过一项重要声明，谈到当选的个人有不理睬来自利益集团和媒体的威胁的自由。他说：“我们有太多的立法是通过大声疾呼、骚乱和压力而实现的。当代表的判断力被任何种类的外部影响取代的时候，代议制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选民有权投票支持谁，但被选出的代表必须运用他的判断力。埃德蒙·伯克在150年前曾说过类似的话。柯立芝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不理睬选民的意见。这些意见必须得到小心谨慎的斟酌权衡，因为代表必须代表选民，但他的誓词规定：必须’忠实地、愉快地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则与条例’。意见和指示不能高于宪法。违反宪法，它们就是无效的。”
对于一个像马萨诸塞这样的州来说，无视联邦禁酒令，而通过一项规范制造低度啤酒和葡萄酒的法律（所谓的“2.5度啤酒法案”），是对法律的冒犯。事实上他把这称作“拒绝执行”，当年南方造反遵循的就是这一非法的路线，是对宪法的挑衅，作为州长，他只能否决这一法案，舍此别无选择。他说：“不顾个人愿望、服从法律的约束性义务”是文明的宪政型政府的本质，舍此，“一切自由、一切安全都将终结”，“只有强力会盛行”。他又说：“那些被授予重要权力的人，除了树立严格服从法律的榜样之外，还能树立什么榜样呢？”
对法治原则的绝对坚持，对细节的悉心关注，正是柯立芝成功处理1919年波士顿警察罢工案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一事件使他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柯立芝的行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乐意接受任何无视法律的社会团体——在本案中就是美国劳工联盟——的挑战，无论它多么强大，并坚决主张及时地指派权威人士（在本案中就是波士顿警察专员）让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使他的权力，直到他公开承认局面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之外，然后，柯立芝便欣然行使宪法赋予州长的全部权力，包括他作为州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的各项权利，当时，国民警卫队全部被召集起来了。
政策一直是“最小主义”的，直到本案的事实以及公众的舆情都要求采取“最大主义”的措施——这样的舆论此前就在小心翼翼地、秘密地准备着，然后便立即、全面地采取行动。这一策略也得到了一种表述准确、容易理解的政治哲学的支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无权举行危害公共安全的罢工。”柯立芝处理这次危险罢工的方式，成了任何行政长官（联邦或州一级的）在公共秩序受到实际威胁时所效法的榜样。当时，无论是政治阶层，还是整个国家，都明显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柯立芝在下一年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铺平了道路。
尽管他对州长权力的有力而果断的行使吸引了全国的关注，但柯立芝依然渴望让国民确信：州政府的这种干涉，仅仅是针对极端的紧急事件，在常规时期，最小政府必须是准则。的确，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就谈到了要“恢复林肯的原则”，坚持“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他用下面这句话让自己的意思变得绝对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让人民重新拥有他们的政府、他们的财产。”
柯立芝的“最小主义”并不仅仅是（尽管肯定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作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有着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调整的经济，并得到巨大的自然防御体系的保护，美国能够遵循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建议——当柯立芝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勋爵就统治着英国。索尔兹伯里勋爵说：“国家被水流裹挟着，轻松惬意地顺河而下，政府的功能，仅仅是在它有触岸危险的时候伸出桨橹。”这也是柯立芝的哲学，但它又不只是哲学，它还是一种心态，几乎是一种身体冲动。
像伟大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样，柯立芝也是“无为而治”的最高倡导者。但他还是一个把很多的思考和毕生的经验都投入沉默策略中的人，这一点不像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有时候不免多嘴多舌。这种策略是他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但老柯立芝上校的沉默是出于本能，而小柯立芝总统则把它变成了一种政治美德。他很喜欢人家给他起的绰号“沉默的卡尔”——这使他免于采取事与愿违的措施，免于发表适得其反的声明。
沉默的名声，本身就是权威的一种形式。1914年，柯立芝被推选为州参议院议长，他发表了有史以来最短的就职演说。这段话值得我们在这里回味一下。全文如下：“干好这一天的工作。如果它能保护弱者的权利，不管对象是谁，那就干吧。如果它能帮助强大的社团更好地服务于人民，不管遭到怎样的反对，那就干吧。预期被人称作保守分子，但不做保守分子。预期被人称作煽动家，但不做煽动家。毫不犹豫地像科学那样革命。毫不犹豫地像乘法表那样反动。别指望通过锄强来扶弱。别忙着立法。给政府一个机会，让它赶上立法。”好观点，值得记下来。下一届改选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甚至更短——仅仅四句话：“保存我们制度的坚实基础。拿出士兵参与公共服务的精神做你的工作。对国家忠诚，对你自己忠诚。要简短——最重要的是，要简短。”
他践履了这种简短。常常，他什么也不说。在1924年的选战中，他指出：“我不记得有哪位总统候选人因为不说话而给自己带来过很大的损害。”或者：“我从未说过的话，决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当他最后退休的时候，他承认，他最重要的准则“就在于：决不做别人能为你做的事情”。他又补充道：“在白宫，十分之九的拜访总统的人都想要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只要你一直不吱声，不出三四分钟，他们就会开溜。”柯立芝通常默不作声，但面部肌肉的轻微抽搐在代表他讲话。他被描述为“一个眉飞色舞的倾听者”。
然而当他开口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总是值得一听。他的话，直来直去、简洁有力、富有启发、平淡无奇，而且，通常是真话。对政府的限制，以及个人努力（这必然涉及不平等）对促进人类福祉的必要性，在20世纪还没有一个人比他定义得更优雅。他是这样说的：“政府不能缓解劳苦。正常人必须照顾自己。自治意味着自给。……最后，物权和人权是一码事。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当中，都一定有一个受教育程度高的阶层，以及财富的大集合。巨额利润意味着巨额薪水。启示总是来自上方。”他认为，判断政治的道德，不是根据它的目的，而是根据它的效果，这是根本之所在。因此，在他1925年的就职演说中，关键的句子是：“就其最实用的形式而言，经济就是理想主义。”
那年的晚些时候，在对纽约商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柯立芝提出了一个经典而简洁的关于他的自由放任哲学的陈述。他说，政府和商业，应该保持独立和分离，前者由华盛顿指挥，后者则由纽约指挥。明智而审慎的人，始终要防止互相篡权，而蠢人总是试图这样做，无论在哪一方。商业就是追求利润，但它也有道德的目的：“共同组织的社会努力，满足了文明社会的经济需求……它公平地依靠服务的法则。它有真实、信任和公正作为它的主要依靠。就其更大的意义而言，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进步，它是最大的贡献性力量之一。”
这就是政府有权威通过提供安全框架之内的竞争环境来促进商业成功的原因。政府和法律的工作，就是抑制特权，无论它在哪里出现，并通过提供针对所有错误的法律救济，从而支持合法占有：“一切财产的价值，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知道对它的和平享用会得到公开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一合法和公开的保护，“你的高楼大厦的价值，就会缩小到古迦太基的水边地或古巴比伦的边角地的价格”。他断定，商业越是自我调节，对政府采取行动以确保竞争的需要就越少。商业因此就可以集中在它的双重任务上：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改善国家的组织架构，在这一架构之内，商业可以增长利润和投资，提高工资，并以尽可能最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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