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在人的行动中的作用

译者说明：

本文是珀西·L·小格里夫斯（Percy L. Greaves, Jr.，1906-1984）教授1969年6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自由研究中心所做的七场讲座的第二讲“价值在人之行动中的作用（The role of value in human action）”。讲座文稿在1973年冠之《理解美元危机（Understanding the Dollar Crisis）》的书名出版，米塞斯于1970年9月16日为此书专门撰写了《序言》。米塞斯在《序言》中称赞道：“这七篇讲座不仅仅是经济学教科书的替代品。它们的内容要远比一本教科书丰富得多。它们是分析和解释有关经济政策的各种不同的体系、方法与措施之意义与效果的一种尝试。”而这第二讲，在我看来可谓是截止目前所见到过的对“价值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这一重大问题的最佳讲解（尽管也有一些瑕疵）。因为它澄清了所谓“等价交换”之观念的荒谬，进而清晰深刻地阐明了所谓“价值悖论”这个经济学历史上的最大谬误。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等价交换这样的事情。正是因为价值的不相等，或者说交换双方的价值评估存在的差异，才使得双方进行交换成为了可能。所谓价值，是人们或个体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者心中想象的东西之重要性的主观评价。贸易或交换行为之所以会发生，乃是因为双方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与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两者之主观评价不同。可以说，贸易或交换行为的本质是双赢。这也就是市场经济之核心要义与本质属性。否则，贸易无从谈起，交换行为无从发生。而强买强卖或者弄虚作假等行为，只是使贸易或交换行为的局面复杂化，并没有改变其双赢的基本特征。诚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见《史记·货殖列传》）。希望本译文有助于读者从根本上破除对“等价交换”的迷思，并进而摆脱那个无中生有之“价值悖论”的困扰。

以下为正文：

在这一讲，我们将探讨价值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只是见仁见智的一些看法——质疑经济学家们的“价值”。当人们生病了或者他们的身体遇到麻烦时，他们就会去看医生。他们向医生请教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他们会吃下医生给开的无论多苦的药、付钱给他并道谢。当同样的这些人遇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很少会请教经济学家。当他们去请教一位经济学家而他告诉他们一种流行的开销将产生不良的后果时，他们对他的忠告不屑一顾并且称他为“人民的敌人”。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暗示的：对于一个人来说，让他既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个受欢迎的经济学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位经济学家很受对经济学并不了解的那些人的欢迎，那么，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建议是不靠谱的（his advice is not sound）。

今晚，我们将探讨经济学的一段历史，这个阶段与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息息相关。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充分地理解价值在人之行动中的重要性与意义。这种无知源远流长。在提出如果要拯救我们的文明就应当变得更受欢迎的立得住的理论（the positive theory）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探讨一些流行的谬误。还是让我们回到上一讲停下来的地方吧！

所有的生活都是变化的。对人类而言，生活就是一系列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通过选择来谋求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交换我们更喜欢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我们更喜欢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或者官僚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更喜欢的。我们的那些偏好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Our preferences are our values）。它们提供给我们一个指南，而这个指南将引导我们所有有目的的行动。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充分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会面临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

亚里士多德误解了交换

我们的困境有部分可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在其著作中的一些旁白处（in some asides in his books）他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观念，即现在很多人都还把它作为绝对真理（gospel truth）接受的观念——唯一公平的交换是等价交换之观念，或者反过来说，等价交换是唯一的公平交换之观念。这听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它却包含与价值、贸易与交换有关的很多谬误的种子。

尽管如此，这种观念却被很多人多年来所持有。如今它还在被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持有。它应对大量存在的那种反对利润与那些成功商人的情感负责。人们的普遍感觉是：只有以牺牲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利润与商业上的成功才可能获得。在大众的心目中（in the popular mind），它似乎遵循的是：就像白天之后是黑夜一样，如果有人获利，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受损。

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错误。它至少可以追溯到蒙田（Montaigne）。我的伟大导师米塞斯称之为“蒙田教条”。蒙田——他生活在十六世纪——曾经在其著名的随笔中写道“Le profit de l’on est le dommage de l’autre”。翻译过来，这句话说的是：“一个人之所得乃是另一个人之所失（the gain of one is the loss of another）”。这种思想过去很流行，现在也很流行。

它甚至被伏尔泰（Voltaire）所推广普及。1764年，伏尔泰写道：“要成为一名好的爱国者就意味着希望自己的社会共同体（国家）将通过贸易得到财富和通过它的军事行动来获得权力。……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国家除了靠另一个国家的不利地位之外就不可能得到好处，除了靠让其他人民遭受痛苦之外就不可能获得胜利。”

不得不按照或者接受这样的观念——即生活中得到的所有收益都一定是来自于其他人的苦难——来生存是一种可怕的思想。但是，这就是很多人在面对其他人的成功时所想到的东西。在经院哲学家的时代（in the times of the Scholastics），甚至那些虔诚的基督徒都持有一种从未改变的“公平价格”与“公平工资”的观念。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持有这种观念。他认为，如果生产“A”花费了一个小时、生产“B”花费了两个小时，那么，接下来两个单位的“A”就应当总是等于一个单位的“B”和总是与一个单位的“B”相交换。按照这种观念，任何其他的交换率都是“不公平的”。

古典经济学家们误解了价值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几乎就没有澄清过这一谬论。就连亚当·斯密——英国经济学之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在其1776年的伟大著作中也这样说：“劳动是对所有商品之交换价值的真正的测量标准。”通过这一点他是想说，就像早期的支持“公平价格”的那些人一样，存在一个计算等价交换率（equal exchange rates）的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就是生产被交换的东西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任何其他的交换率都会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而偏袒一方。

当然了，这与蒙田教条是相一致的：如果某个人很富有，那么，他一定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才变得富有的。这也是大多数人对那些在服务大多数人的过程中变得富有之商人的态度。遗憾的是，这也是很多早期的经济学家们的想法。

亚当·斯密之后是大卫·李嘉图，他生活在1772年到1823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李嘉图写道：“自然价格”——我在这里要强调“自然的”这个词，因为这是一段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所有人都相信存在不可能为人们所改变的自然法则与自然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得劳动者在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和延续其家族所需要的价格。……因此，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养活劳动者和他的家庭所需要的食物、生活必需品与便利设施的价格。”

这只是任何东西的成本都是投入其生产的劳动量这个一般规则的一种具体应用。李嘉图认为，这意味着劳动本身的成本一定是产生和维持连续不断的劳动供给所需要的财货之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的成本。这就是李嘉图所谓的劳动的自然价格——对于这种价格，李嘉图认为工资率总是趋向于固定的。

然后，他继续在下一页定义市场价格。他写道：“劳动的市场价格是为它所实际支付的价格，这一真实的价格来自于供给与需求之比例的自然运行；当稀缺时劳动是昂贵的，而当充足时劳动是便宜的。无论劳动的市场价格可能偏离其自然价格多少，就像那些商品一样，都有一种与自然价格相一致的趋向。……然而，在高工资会带来人口增加的鼓励之下，劳动者的数量是增加的，这时工资就会重新回落到其自然价格，而且实际上有时还会因反作用力而降到自然价格之下。”

这与如下想法是一致的，即当某种东西的生产太多时，竞争就会使它的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接下来，商人们将减少生产，并且价格也会趋向于升至它的“自然价格”。李嘉图认为这些原则同样地适用于劳动。当那些雇主支付比工人们为生存和养育下一代的工人所需要的更高的工资时，工人们只会把更多的孩子养育到工作年龄。然后，当这些额外增加的孩子们（these additional children）成为工人时，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将使他们的工资朝着“自然工资”而下降，有时甚至会低于“自然工资”。这样一来，一些工人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被淘汰，这些方式可能是战争、饥荒或者一些流行病。

这就是古典学派的哲学。这就是他们关于劳动、工资与价值的观念之本质。在那些时代，数以百万计的婴儿和儿童都从未活到成年。事实上，据报道，有位英格兰的贵族在他自己之后给他的六个或七个儿子起名字，全都用的是同样的名字，其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中的一个能够活到成年和延续他的名字。

正是资本主义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这种观念却呈现出一个非常非常暗淡的前景。它意味着：也就是根据马尔萨斯的学说，人口的任何增加都只会产生极大的苦恼。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下，试图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或生活水平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你提高了他们的工资，那么，它们最终只会是必定被降低，并且导致巨大的痛苦和很多的死亡。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的想法。

他们还有他们所不能解决的其他问题。当然了，这其中就有那个关于价值的“大悖论”。铁及其制品对人类来说要比黄金更有用，但黄金在市场上却是更有价值的。这一事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所不能理解或解决的一个悖论。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黄金以一个比铁更高的价格出售，而铁是一种更有用的金属。他们的著作没有解决关于价值的这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都深陷于劳动价值论——即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是投入其生产的劳动时间之价值这个观念——的泥淖之中。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这就是当卡尔·马克思登场时的经济思想之状况。他的《资本论》完全是建立在这种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他写道：“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The value of labour power）取决于其生产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因此也取决于其再生产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劳动力只是作为一个活着的个体的一种属性而存在，因此它是以后者的存在为前提的。一个活着的个体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生存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必需品。因此，劳动力的生产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就变成生产这种生存之必需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换言之，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其所有者生存所需要的必需品之价值。”

这与当时那些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所讲授的经济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我们都会倾向于把这件事过多地归咎于马克思。他后来在试图捍卫这种劳动价值论时还有他的种种烦恼。然而，当他出版第一卷时，他不过是采用了当时一流的经济学家们所持有的价值理论。在这种劳动价值论之下，工人可能改善他们在市场社会中的状况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将会变得更加富有和数量更少，而穷人则会变得更加贫穷和数量更多。有了这种谬误的观念，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反对市场社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寻求把推翻它作为改善大众状况的唯一途径。这些观念，包括劳动价值论，是我们现如今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它们也在其他国家流行，包括阿根廷。

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那么，当财富增加时所有增加的财富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属于劳动。当任何财富或价值被创造出来时，它都是由劳动创造的。任何取得或得到一种增加的收入之商人或者投资者都是在侵吞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他是在获取事实上属于工人们的东西。

当经济学家们讲到间接交换时，他们的意思是用货币进行交换。直接交换是以物易物，也就是财货与财货或者财货与服务直接地进行的一种交换，而没有使用交换媒介。当你将财货换成货币然后用货币交换其他财货或服务时，它是一种间接交换。

马克思说，人们将某种商品带到市场上，先是用它换成相等价值的货币，然后将这一货币换成他们想要的相等价值的另外一种商品，这时候就存在公平交换。他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间接交换。这就是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所认为的已经发生与将继续发生的情况。

但是，那些可怕的资本家出现了并且改变了制度。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从使用一定数量的货币开始来改变制度。他们先是以市场价格购买商品和以市场工资雇用工人。然后他们做什么？他们为获取比他们支付给投入其生产的劳动与商品更多的货币而出售产成品。这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换。资本家们得到比他们所支付出去的更多的回报。

马克思反对利润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写道：“但是，利润怎么能从资本中’自发地’产生出来呢？对任何商品的生产来说，资本家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数额，比如说25美元。在这笔款项中包括了生产的所有成本。……他后来以27.50美元的价格出售产成品。……像这样无中生有的观念对于人类的理性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当这个过程完成时，资本家只拥有跟之前同样价值的一种东西。”

后来，他在第三卷中写道：“产品生产出来时的价值将比它投入时的价值更高，这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没有东西是无中生有的。”换言之，说财货会以比它们的价值更高的价格出售是无稽之谈。因此，如果它们以27.50美元的价格出售，那么，它们在一开始时的价值就一定是27.50美元；并且这27.50美元，除了原材料的成本和折旧之外，全部都应该支付给工人。

这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欺骗了工人。据说这一点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的：在市场体系之下，工人们在这么多小时的时间里赚到的收入足够用来购买用以养活他们自己、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所需要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让我们假定这个时间是九个小时。然后，企业主让他们工作十个或十一个小时，并保有在加班时间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全部价值。这完全符合所有价值都只是由劳动创造的观点。按照这种看法，创造价值没有其他方法。当然了，这就产生了如今很多人都持有的观念，也就是从贸易或商业中致富的任何人所在做的都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观念。这种情感在当今世界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它是大多数的工会与政党之基本的官方信条。

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种劳动价值论的所有缺陷。然而，我可以说一说马克思在1860年代所创作的《资本论》三卷这件事情。出版于1867年的第一卷是以这种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也是以它为基础的。但是，马克思很明智，并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他去世后，恩格斯才发现并编辑了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第二卷出版于1885年，也就是马克思去世两年之后。第三卷则出版于1894年，也就是马克思去世十一年之后。后来，有些经济学家研究了这后面的两卷，他们想看一看马克思是否能够捍卫劳动价值论，因为在18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它取代了劳动价值论。我们稍后会讲到这个新理论。

庞巴维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我伟大的导师米塞斯的老师——在1896年就指出了古典学派之劳动价值论的主要错误，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所有思想的基础，并且它如今还在流行。表一给出的是说明劳动价值论所涉及的主要错误的一个例子。当然了，这个例子是过于简单化了的。但是，它会帮助你理解如今在工会领袖、大批没有专业技能的工人、甚至大学的教授以及所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观念中广为流行的马克思之思想的谬论。

我们将把一些消费者财货的生产划分为五道工序（见表一）。第一道工序是从采矿业或农业中获取原材料。我们会假设我们雇用二十个人，他们在这第一年的工作是获得所需要的原材料。每个人的工资是一年5000美元，总劳动成本为10万美元。

我们假设第二年我们进入到第二道工序，即制造简单的工具。为此，我们还是雇用二十个人。我们每年向他们支付每个人5000元，这是另一个10万美元的开支。

第三年，我们雇用二十个人和再支付10万美元来制造机器。第四年，我们雇用二十个人每人每年支付5000美元来制造消费者财货，总劳动成本再增加10万美元。第五年是销售期，在此期间，二十个人从事财货销售再增加10万美元的成本支出。

这样，我们总共有100个人年，总的劳动成本合计为50万美元。假设他们生产10万个消费单位，则生产每个单位的成本就是5美元。如果它们都以这个价格出售，那么，这将返回来50万美元的总劳动成本。

这完全符合只有劳动才会创造价值的理论。然后，生产出来的总价值全都属于劳动者。他们是唯一为增加原材料的价值做出贡献的那些人。资本家应该只取回他们实际支付的成本。

但是，这是人们行动的方式吗？这将意味着那些在第一道工序中工作了一整年的先生们将不得不一直要等到财货被出售——四年以后——才能够得到他们的工资。在他们的原材料转变为消费者财货和被出售之前，维持他们生计的钱将从哪里来？受雇于第二道工序、第三道工序和第四道工序的那些人又将怎么办？

当然了，如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让政府支付给他们。如今的每一个人都会理解这一点，但是，在政府学会如何印钞和生产“纸黄金”之前的日子里，政府会从哪里搞到这笔钱？在现实生活中，工人会为他们的工资而等上几年吗？不会，这不是人们行动的方式。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先进的文明，即一个从事多道生产工序的文明，它超越了捕鱼和采摘野生浆果的那些简单步骤，那么，有些人一定会被诱导去消费少于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然后将他们的积蓄用来支付在一个复杂与耗时的生产系统中从事于较早的那些工序的那些人。

成本包括利息

在财货将被消费者付款的四年之前，必须要有人向从事第一道工序的那些人支付报酬。在财货成为可获得的三年之前，必须要有人向从事第二道工序的那些人支付报酬；在拿到销售收入的两年前，必须要有人向从事第三道工序的那些人支付报酬；在那些产成品的最终销售之前的一整年，必须要有人向从事第四道工序的那些人支付报酬。

这就需要储蓄。这不仅需要有人必须存钱，而且他必须愿意将其提供给其他人使用。人生来就是如此的：他是不会经常地就无缘无故地将他的存款、他的金钱、他的财富提供给那些陌生人使用的。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一定有某种诱因。在这种情况下（见表二），以及在庞巴维克的例子中，这种诱因会以利息的形式出现。利息是对时间的支付。你支付利息是为了现在就得到某种东西，而不是要等到以后再得到它。

正如我昨晚提到的，时间是每一个人之行动的一部分。它是在每一个商业交易行为中都必须考虑的一种成本。它会在任何关于利润或亏损的考量之前出现，利润或亏损的考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利润或亏损取决于消费者是否会以覆盖成本的价格来购买所生产出来的财货或服务。

在这里，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在所有财货的成本中的一个要素，也就是对时间的支付或利息。让我们假设利率是5%。我现在只是在做庞巴维克在很多年前做的事情。百分之五如今是一个历史上的利率。我们使用每年5%的利率，并将其保持为单利，而无需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样要考虑复利的复杂性，这样，为支付工资而提前预付的10万美元之每年的利息费用将达到5000美元。依此，我们将支付2万美元的利息费用给从事第一道工序的20个人，这些人我们必须提前四年支付；支付1.5万美元的利息费用给从事第二道工序的那些人；支付1万美元的利息费用给从事第三道工序的那些人；支付5000美元的利息费用给从事第四道工序的那些人。因此，我们将计算出5万美元的总利息费用支出。

这样，在没有任何利润或亏损的情况下，总成本并不是50万美元的人工成本。它是包括每一个消费者单位之额外增加的50美分的55万美元。因此，生产的实际成本是每一个单位5.5美元。

现在，利息费用是那些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忽视的东西，因为他们还依然相信劳动价值论。如今，你会经常听到这一理论。当增加的资本投资有助于工人增加生产时，有人认为增加的价值应该全部归于劳动。这项政策甚至得到了白宫的那些前任“主人”的支持。如果生产增加了，有人就认为：增加的价值全部都属于工人，如果工人们没有得到它们就是不“公平的”。

当然了，这与人们实际的行动之方式并不相符。我们将很快地就会讨论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更好的和更现代的但却更鲜为人知的分析。然而，这种更现代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本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在经济学家中广为人知。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在世时没有允许《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公开发行的原因之一。

现代价值理论

这个问题之立得住的答案有赖于对现代价值理论即主观的或者边际的价值理论的理解。这一理论认为：价值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价值不是客观的。它是主观的。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其满足人的某个需要或者意愿之能力的理解来评估事物的价值的。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发展这一理论。它不是突然被发现的。事实上，直到本世纪，米塞斯教授才将这一理论彻底地和精确地应用于货币理论。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它将是我在第五讲的主题。

最早提出这种主观的理论的那些人之一是一位名叫赫尔曼·戈森（1810-1858年）的德国人。他写了一本书，其书名翻译成英文是《人际间交换的法则与人类行动所产生的规则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s of Exchange Among Men and of the Resulting Rules of Human Actions）》。这本书出版于1854年，比于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之第一卷早了十三年。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那些经济学家一般都没有觉察到这本书。由于认为他的著作是一个失败，作者从出版商那里将未售出的书拿回来，并于1858年去世前销毁了这些书。然而，他的书在1858年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史中被提及，这被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读到，为购得此书他刊登广告多年，终于在1878年搞到一本。虽然戈森不是第一个使这些原理引起大众关注的经济学家，但是，他是第一个出版一本专门介绍这一现代理论的书的经济学家。

在他的书中他提出了三个定律，现在被称为戈森的三个定律。第一个定律认为，从一种财货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满足之数量会随着该种财货的每一个额外增加的单位或原子之递增而减少，一直到满足达到饱和。第二个定律认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一个人——他能够选择其消费将给他带来满足的若干种财货——必须在完全满足他对其最渴望的财货之总的欲望之前，选择这若干种财货中的每一种的一部分。简言之，他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来选择每一种渴望得到的财货之份数或数量，以便在他的消费停止时他所选择的每一种财货带来的满足感相同。第三个定律说的是，只有当财货的供给小于需求量时，主观使用价值才会赋予一种财货。随着更多的单位——戈森的话是“原子”——被提供，额外增加的单位之主观价值将接近于零。

这些就是戈森的想法与贡献。但是，如前所述，他的书直到其他人用自己的话提出了一些类似的想法后才被发现。最早这么做的，是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他是一位奥地利人和经济学之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他的理论我将试图在由自由主义研究中心赞助的这些讲座中介绍。这一现代边际价值理论也由英国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单独提出，他于1871年末出版了他的书。1874年，居住在瑞士的法国人莱昂·瓦尔拉斯就同一主题出版了类似的书。不幸的是，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在较小程度上）诉诸于使用数学来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价值都将在边际单位的价值中找到这种观念辩护。如第一讲所示，数学不能也不适用于经济学理论，因为并没有可以测量那些观念或者价值的常量或标准。

这三个人——彼此独立地工作和写作——得出了相同的一般性结论。他们认为，价值是财货对个人或人类之福祉所具有的重要性，任何具体财货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同边际的或最终可获得的单位在满足人们某些愿望时的效用有关的重要性。

经济财货是一种供不应求的财货，一种其可获得的数量少于需求的财货。当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时，它就是一种自由财货，就像这个房间里的空气一样。当它是一种经济财货时，每个单位的价值都来自使用最后一个单位的用途，因为这是可获得的供给能够满足的最低价值。它是当一个单位失去或毁坏时所损失的价值。

边际单位的价值

现在，决定边际价值的最后一个单位的定义是什么？多年来，确切的定义有了一些改进。下面介绍的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顶级经济学家的定义。首先，戈森在1854年就写道，边际价值是“最后一个原子的价值”。在1871年，门格尔的著作指出，边际价值是“在由全部的数量所保证的和用任何相等部分都能实现的那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满足之重要性。”

杰文斯——他的著作在1871年晚几个月出版，他当时并不知道门格尔的陈述——写道，边际价值是“效用的最终等级，是最后额外增加的效用之等级，或者是对现有存量来说非常小或无限小的下一个可能的增加额”。

瓦尔拉斯——他的著作写于1874年，当时他并不知道门格尔或杰文斯已经写的东西——使用了法语词汇“rarete（稀缺）”，这是从他的父亲——另一位经济学家——那里得到的。他将这个词定义为“基于所拥有的数量之有效的效用的源头……一种商品之任何所消费的给定数量所满足的最后需要的强度。”

我们接下来讨论庞巴维克（1851-1914年），他在奥地利学派中排在门格尔之后，也是米塞斯的老师。他将边际单位的价值定义为：“在可以被相同种类的财货之可获得的供给所覆盖的那些需要之中，其紧迫程度最低的那个具体需要或那部分需要。”

现在，我们转到我的老师米塞斯（1881-1973年）。在1949年，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写道：边际价值是“基于整个供给的那些单位中的最不重要的使用而赋予某种同质的供给之一个单位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根据最后一个单位的价值来评估所有经济财货之价值的方式。在介绍现代之立得住的理论（the modern positive theory）时，我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但首先让我转述一下庞巴维克说过的一段话：

当某种财货之总的可获得的供给是如此的有限以至于并不足以覆盖所有需要这些财货来满足的需求时，或者这种供给是如此的接近于不足以至于被评估的那些单位之退出将会使得供给不足时，财货将获得价值。当财货过多时，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实际上，当然了，当你增加任何特定的财货之供给时，该财货的每一个可获得的单位之使用价值都会下降。总会有一天，你将拥有比你所想要的更多的单位。然后，该特定的财货将变成没有经济价值的自由财货。额外增加的那些单位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负债——一个负价值。这是那些相信劳动价值论的人没有考虑到的东西。这些事实也没有被所谓的经济学之数理学派考虑，数理学派的那些人试图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我们所说的“GNP”。实际上，你拥有的任何东西之数量越大，每个单位的价值就一定会越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你把一种财货的生产数量增加10%，那么，你不会将生产的价值增加10%。对很多人来说，理解这一点都是困难的。有些需要一定是决定于每一个单位的。因为每一个额外增加的单位将满足一个比较不重要的需要，所以它的价值就一定会更小一些。

价值与交换的公理

现在，在给您介绍了主观的、边际的价值理论之后，请允许我回到关于人类行动的一些更多的推断性公理的介绍。这些就是我所谓的价值与交换的一些公理。它们都是从那些先验性的公理推论出来的，这些先验性的公理是：人们会为改善他们的境况而行动，可用于做到这一点的要素是有限的，人们都是会犯错误的。

首先是人们都有价值等级表。如前所述，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知道不同的东西对你的重要性之顺序。也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顺序是什么样的。这不仅适用于财货。你也知道那些非市场因素对你的相对重要性。你将你自己的重要性的顺序放在你的名誉、你的荣誉、你的美德、你的健康以及只触动你的内心的那些东西上。你知道它们对于你的重要性的顺序。它们要么是你人生的目的要么是你立即就知道其相对价值的第一顺序的财货。

我们的问题在于计算原材料的价值、计算工资率和计算利率——这些都是一个先进的市场社会在最终生产消费者财货和服务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要素。对于这些要素，我们需要进行经济计算，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我们需要的那些东西时，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它们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之顺序。考虑到我们都会犯些错误这个事实，这种顺序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知道的。

价值都是在我们的心中形成的。它们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我想说的内容吧。

假定史密斯先生——他有四匹马和四头牛——的边际效用等级表如表三所示。他按这种顺序来排列它们：第一，一头牛；第二，一匹马；第三，一头牛；第四、第五和第六，都是马；在表的底部，第七和第八，都是牛。假设他面临着失去一只牲畜——一匹马或一头牛——或者失去两只牲畜——两匹马或两头牛——的选择。他的抉择是很明显的。他将少养一头或两头牛。

现在，假设他面临这样的情况：他的畜棚里有他的那些马和牛。畜棚是这样建造的：那些马从一边出来，那些牛从另一边出来。假设这个畜棚着火了，并且史密斯先生既可以选择营救马也可以选择营救牛。他会营救哪一个？

表三中的价值等级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他面临一种新的情况。他不再考虑以一匹马或一头牛作为单位。他不得不重新评估所面对的局面。他必须重新排列他的单位。他现在只面临两种单位选择，一种是四头牛，另一种是四匹马。他会立即形成一种新的价值等级表。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他即刻就会作出他将营救哪一个的更有价值的单位之抉择。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价值是可以比较的。但它们是不能测量的。你不能说你对一件东西的价值评估比对另一家东西的价值评估多多少。你没有测量此类差异的恒定标准。价值评估表达的是一种偏好。它就像爱情。你能说你爱一个人胜过爱另一个人多少吗？没有测量爱情的单位。没有测量价值的单位。它总是在当时存在的条件下的一种比较。它并不是永恒的。它会不断地变化。我们将很快就会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每一个额外增加的单位之价值会较小

让我们回到价值与交换的公理，第二个公理断言：任何经济财货的每一个额外增加的单位之重要性或使用价值都是递减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汽车时代。在阿根廷以及在我们国家，如果你试图过马路，你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以汽车为例，也许你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如果你是单车家庭，那么，你就必须小心翼翼地使用这辆车。它只能用于家庭用途中最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国家，一辆家庭轿车的用途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接送我们的那些十多岁的孩子。这是第一位的。家庭轿车的所有其它用途都必须等待。

如果你富裕到拥有两辆车，那么，妈妈也会有一辆车。她就可以当家庭司机，带着家里的其他成员到处走走。如果你们是富豪，家里面有三辆车，那么，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说的，老爷子有车了。他就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或甚至在周末去打高尔夫球，而不用征求他的孩子们的意见。有关于一位父亲的这样一个故事：他是如此生气，竟然对他的儿子说：“下次我想用车时，我就直接把它开走！”

这就是我们在充分理解同样东西之每一个额外增加的单位就会有较低的使用价值时所遇到的问题。为帮助大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让我给你们举一个来自庞巴维克的例子（见表四）。这个表基本上是他的，尽管我必须承认有一个变化，我会在后面提到它。假设有一个与世隔绝、独自生活的农民，这是根据他对利用它们所期望的用途之重要性列出的六袋谷物的价值等级表：他计划将第一袋用作维持生命的食物，第二袋用作保持好身体的食物，这样他就会更加健壮。第三袋他希望储存起来用作种子。第四袋他将用于生产肉类，也就是说，他将用它来喂牛或者喂鸡以改善他的饮食。第五袋他将用作宠物的食物，第六袋他将用于制作威士忌。

我所做的一个改变是：庞巴维克将威士忌排在了第5位，高于他排在第6位的宠物。当我第一次展示这个例子时，在听众中有一位女士表示反对，因为她更喜欢宠物而不是威士忌。因此，为了尊重它，我把这个排序改了。这让我有机会表明我们都有不同的价值等级表。

现在，假定这个农民将这些袋子分别标上1、2、3、4、5和6的号码，并且还假定有一只老鼠钻进了袋子，比如说钻进了3号袋子。这个农民会损失它的种子吗？或者他会损失他将其排在最低价值的那个袋子——这个例子中的威士忌——吗？所有的袋子都是一样的。当你失去在那些同样单位之任何编号中的一个单位时，无论它是物理意义上的哪一个，你所失去的价值都是在你的价值等级表之底端的或边际的价值。

这就清楚地表明：任何东西的每一个额外增加的单位之使用价值都是比较小的，因为它是被用于你所认为的比较不重要的那个用途。在生活中，我们通常都在考虑是多增加一个单位还是少增加一个单位的问题。

价值都是不可计算的

现在，这将告诉我们一些别的东西。它表明同样的东西之价值会根据被评估的单位之数量而不同。这意味着：如果只是知道某种供给之部分的价值，那么，我们是无法计算这种供给的总价值的。同样，如果只是知道总供给的价值，那么，我们是无法确定部分供给的价值的。很多人，包括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在内，都会犯试图通过把某些单位的已知价值进行相加或相乘来算出总价值的错误。这是在所有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数字中的一个基本错误。它们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你或许可以通过股票交易所的股价更容易地看出这一点。假定你可以购买100股的特定股票，比如说，花费20万比索。这是否意味着你能够以每百股同样的价格来购买该公司的所有股票？假定你想要购买一家公司51%的控制权。伴随着你购买越来越多的股票，你将不得不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同样，如果你是在出售股票，那么，你所出售的股票越多，你将得到的价格就越低。

用总价值去除和用部分价值去乘的整个观念在现实的生活中并不适用。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包括所谓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被称之为“数理经济学家”的那些人。价值判断只涉及与选择的某个具体行动有关的供给。人们都是根据他们期望对所考虑的供给推断出的最不重要的用途之价值来做决定。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边际单位。

这就是为有关铁和金的悖论提供答案的推理。没有人会想要全部的铁或全部的金。人们想要某个特定数量的铁或某个特定数量的金。他们只是就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个数量进行价值评估。因此，虽然所有的铁对人们来说或许要比所有的金更有用，但是，在市场上行动着的人们并不比较所有的铁和所有的金的价值。他们比较的是令他们感兴趣的特定数量的价值，而不是总供给的价值。考虑到黄金和铁的可用供给以及这些供给可以用于的多种用途，一磅黄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常要比一磅铁更有价值。

我们不断地在思考多一个单位或少一个单位对我们的价值。多一个单位的使用价值或少一个单位的使用价值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尽管这些单位是相同的。再考虑这些会根据情况变化的价值时，我们没有标准也没有常数来测量它们的价值有什么不同。它总是一个关于比较的问题。如果你有N个单位，那么，你就必须考虑N加一个单位或N减一个单位。你总是在考虑多一个单位或者少一个单位对你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你将该单位用于最不迫切的或边际的用途。没有其他结果是可以想象的。

这就是主观使用价值，也就是在那些渴望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等级表来满足其最迫切需要的人心目中的价值。因此，价值的等级或者价值的大小是相对的，并且取决于所考虑的单位将满足的具体需要之重要性。这个被价值评估的单位总是边际单位。一个相同的单位在卖出时会有一个价值，而在买入时则会有另一个价值。财货的价值是可以排序的，但只能是按照特定的具体需要来排序。需要都是可以分隔开的，即可分的，并且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而且我们都知道每一种需要对我们的重要性。

价值都是不同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关于价值与交换的那些公理，我们开始讲第三个公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等级表，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价值等级表。

你自己知道：你如今所持有的价值等级表不同于十年前所持有的价值等级表。事实上，你现在所持有的价值等级表不同于你今天早上所持有的价值等级表。也许，当你今天早上起床时，在你的价值等级表上的第一个东西是一杯咖啡。一旦你喝了那杯咖啡，它的价值在你的价值表上的位置就会下降。你的价值等级表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当你满足了一个需要时，随着条件的变化，或者随着你获得新的信息，你的价值等级表就会发生变化。

同样，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价值等级表。如果你考虑一个工厂，该工厂雇用100个人从事同样类型的工作，并且所有人都获得同样的工资，那么，你或许就会明白这一点。我在打下面这个赌时就会感到很安全，即所涉及到的100个家庭中没有两个家庭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花费这些工资。他们都会有不同的需要。有些人会生养孩子。有些人会满足一些特殊的爱好。有些人会帮助姻亲。有些人会为家庭中生病的人向医生支付费用。此外，有些人会喜欢某一种肉，而其他人则喜欢另一种肉、或鱼或其他东西。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花费他们的收入。

价值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真实的。你会将一加仑水还是一磅黄金放在更高价值的位置上？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你在法律上被允许拥有一磅黄金，你当然就会赋予它以更高的价值。但是，如果你身处远离文明的沙漠，一加仑水对你来说将会比一磅黄金有更多的价值。随着条件的变化，我们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由于条件都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等级表也都在不断地变化。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签署可能是所有历史上在价值观念方面所发生的最有戏剧性的变化之一。当时，整个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为了庆祝这一时刻，我被学校开除了，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直到那一刻为止，西方文明多年来一直高度评价的任何将有助于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西。停战协定签署后，这些东西立即就失去了价值。它们只能被亏本出售。政府很快地就在以不到其购买它们时所支付价格的30%的价格廉价出售食品和其他军需品。军装都非常便宜。那些战舰根本就没有市场。

价值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价值会随着新的发明、新的知识、新的愿望而变化。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有时候一种商品有价值。有时候它没有价值。就拿金属铀来说。二十或三十年前，并没有人知道铀的用途。现在，人们在满世界地寻找它。很多东西的价值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除非人们是在市场上相遇，否则，比较他们时刻都在变化的价值是困难的。当然了，这是在马克思的累计所得税背后的谬误之一。加税的负担是因人而异的，并且没有办法用来比较这些负担。

市场交换都是互利双赢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也许是最重要的关于价值与交换的一个公理：只有具有不同价值等级表的人类，才能够和做到为了互利互惠而进行交换。

当人们充分地理解这一公理的意义时，他们就会真正理解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只有具有不同价值等级表的人才能够和做到为了互利互惠而进行交换。

让我来解释一下。假定你想要一件西装。你走进了一家定制西服的裁缝店，看见了一件你喜欢的西服。它的标价，假如是100美元。你决定购买这件西服。为什么你会买下这件西服？因为这件西服对你来说比100美元更有价值。事实上，它对你来说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然后你才会花100美元买下它。否则，你就不会买下这件西服。取而代之的是你会购买任何你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现在，转向出售给你这件西服的这个人。对他来说，100美元要比这件西服更有价值。否则，他就不会以这个价格出售它。

双方都放弃了他们将其置于较低价值的财产并且得到他们将其置于较高价值的财产作为回报。换句话说，自由与自愿的交换，只有当两个人把两个不同的特定财产置于不同的相对价值时，才会发生。在市场上，这些财产中的一个通常是一定数量的货币。

你进入一家百货商店。你会看到在你周围到处都是商品和它们的价格。当你看到某种商品的价格低于该商品对你来说的价值时，你就会购买；并且你会购买该商品之额外增加的单位直到一个点上，而在这个点上另一个单位的价格对你来说是不值得的。在食品杂货店也是一样的。在任何商店都是一样的。

同样，当你看到一个你认为高的市场价格，高到你认为你可以用更少的钱购买或制造这种商品时，你就会做制造或转售该特定商品的生意。你出售它的价格略高于你的成本而略低于你的竞争对手。除非一个人相信他正在改善其境况，否则没有人买东西或卖东西。

正是不同的个体在价值等级表上的这些差异，才使市场得以发挥作用。正是价值等级表上的这些差异，才使得自由和不受阻碍的市场经济与黄金法则保持协调一致。在把暴力、欺诈行为或者人为的错误排除在外不予考虑的情况下，你在每一次市场交易中都会改善你的境况，交易的另一方也将改善他或她的境况。在自由市场中，并不存在暴力的使用。有些人可能会诉诸暴力或欺诈行为，但政府的职责就是尽量地减少暴力或欺诈行为的使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但他们都会努力尽可能减少犯错。

你可能会在白天把一套衣服拿出来，发现它和你想象的颜色不太一样。或者，你可能把它带回家，在你的配偶面前试穿。他或她可能不喜欢它。他或她可能会说：“我不会和穿着这套衣服的你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然后，你就知道你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在把暴力、欺诈行为或者人为错误排除在外不予考虑的情况下，除非你希望改善你的境况，否则你永远都不会开始自由市场交易。对交易的所有其他各方来说也是如此。

这不仅适用于买东西和卖东西，也适用于雇用员工或找工作。在自由市场中，你之所以会接受一份工作，乃是因为在你的判断中这份工作会给你对所有向你敞开的工作来说的最佳回报。那些好处可能不只是金钱方面的。它们可能是你比较喜欢的工作时间、你喜欢的工作种类或者你希望的工作地点。你会考虑所有你认为有价值的条件，并作出选择——你会从你的视角和按照你的价值等级表来选择可能给你最大回报的一个。同样，如果你雇用某个人，那么，你雇佣的就是你希望将给你为你所支付的金钱带来最大回报的那个人。

借款行为与贷款行为也是如此。你会以10%的利息借款100美元，是因为你更喜欢现在拥有100美元，或者更喜欢现在用100美元购买东西，而不是从现在开始一年后拥有110美元。借钱给你的那个人有一个不同的价值等级表。他可能想要把这笔钱用于今后的某个旅行或用于明年送他的孩子上大学。他更喜欢在一年内拿出100美元以换取从现在开始一年后的110美元的回报。

交换都会增加财富

所有自由市场的交易都是两组资产的交换，每组资产在交易过程中都会从对其价值评估较低的那些人手中转移到对其价值评估较高的那些人手中。这些全都是比较。它们并不是测量。没有办法说你对一套衣服的价值评估要比对100美元的价值评估多多少。或许你会支付105美元。或许你会支付110美元。但在现实生活中，你不会浪费时间思考无关紧要的事情。

你总是会试图使用你可用的手段，以便获得你所认为的你可以因它们而得到的最大可能的满足。你绝不会试图去浪费你的资产。你绝不会拿它们去交换那些你将其列为较低价值的资产。我们总是在尝试改善我们的境况。我们总是在尝试消除某些不适。我们总是在尝试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稀缺财货或者我们的金钱去交换我们更喜欢的其他东西。

我们一直在谈论消费者财货的使用价值。我们的那些使用价值就是我们的价值等级，它们是我们自己不断变化的那些判断之结果。在市场社会中，每种经济资产也都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在市场经济中，那些同样的资产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总是具有同样的价格或相同的市场价值。一种资产的交换价值是它在交换中得到一定数量的其他资产的能力。

在生活中，我们都是在不断地拿我们的使用价值同市场价值进行比较。你在身上穿的衣服对你来说具有比它们的市场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当它们的使用价值对你来说下降到其作为二手衣服的市场价值以下时，你将出售它们。你拥有的所有你不想出售的东西对你来说都具有比其对任何其他人来说更高的使用价值。否则，你会出售或交换它。当你发现其使用价值对你来说要比它的市场价值更高的东西时，你就会购买。另一方面，当有人对你的汽车或你拥有的任何其他东西的出价超过其对你来说的使用价值时，你就会出售它。

关于自由和不受阻碍的市场需要记住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商品和服务总是在通过市场交换从将它们放在较低的价值的那些人手中转移到将它们放在较高的价值的那些人手中。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通过互利的自愿交换被配置给那些有望产生人们的最大满足的可供选择的用途。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每一种经济商品都在向其在那里会更有价值的那些人和那些地方转移。

政治干预会减少人们的满足

就政治干预或政府干预而言，或者就任何种类的更高成本而言，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假定那些掌权的政治人物们都有一个福利计划，他们想要为这个计划筹措资金帮助他们赢得下一次选举。假定他们对我们讨论的那件诉讼征收10%的销售税。然后，你不得不为它支付110美元，而不是支付100美元。将会有很多人更喜欢那套衣服而不是100美元，但他们更不喜欢为它支付110美元——尤其是那些只有100美元的人。接下来，他们一定会购买对他们来说价值比较低的东西。他们将不得不接受他们认为的一种较少的满足。同样，本来想要卖掉这套衣服的人也不得不接受一种较少的满足。这也将适用于制作衣服的那些男人或女人。事实上，饲养绵羊——它身上的羊毛被用来制作毛织品——的农民也会因这项政府的税收而遭受损失。

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保护生命、财产和有形市场（the market place）所需要的那些税收并不是市场的一种负担。市场是需要保护的。它只能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运行。这样的税收就像任何生产要素的成本一样都是必要的。

然而，每一次不必要的成本上升或者价格上涨、每一次不必要的税收增加，以及每一次的政府干预，都必定会减少消费者们所首选的交易。它们也一定会减少要不然就会最能满足消费者们的那些产品的销售。因此，这样的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必定会将人们的满足减少到其最大可能的潜在满足之下。

这一定是这个样子。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我的看法如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我认为它应该怎么样的问题。每一次出于在平等保护所有人之外的其他目的使用武力，都一定会阻止人们获得他们将在自由市场中享受的那种潜在的最大满足。

价值都是偏好的一种排序，都是一份会记录你的那些偏好的价值等级。你不可能测量价值。你只能比较它们。如果你无法获得你认为最有价值的资产，那么，你就必须接受对你来说价值比较低的资产。当政府的那些干预妨碍或阻止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市场交易时，它们就一定会必然地减少人们的满足。

这样的政治干预不仅仅是税收和更高的成本。它们可能是阻止你购买某人想要卖给你的某种东西的一些法律。除了晚上和星期六，你的工作可能阻止你去理发店或美发厅。因此，要求理发师和美发师在晚上或星期六关门停业的法律，既会伤害你，也会伤害可能愿意为你服务的那些人。每一次政府干预，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和有形市场，或者对于和平地裁决公民之间的纠纷，都不是必要的，都必定会减少所有受干预影响的那些人的满足。

小结

简要地回顾一下：价值是一种财货对个人或人类之福祉所具有的意义。某一财货的价值决定于其在满足人的某些需要时被人们所赋予边际单位之效用的重要性。

所有的生活都是变化的。对人们来说，生活就是一系列的选择，我们通过选择来寻求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交换我们更喜欢的东西。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更喜欢的。没有其他人或者官僚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更喜欢的。我们的偏好都是我们的价值观念（Our preferences are our values）。它们给我们提供指南，我们通过它来引导我们所有的有目的的行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公平的交换不是一种等价的交换。公平交换是所有各方都期望能够从中获利的一种不等价的交换。

除了暴力、欺诈行为或者人为的错误之外，自由市场上的每一次交易都会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等级表来提供给所有各方以一种心理上的利润或者更高的价值。任何将增加成本或者阻碍在市场上的自由与自愿之交易的东西必定会妨碍人的那些满足达到其最高的潜力。如今，实现人的更高满足的最大障碍就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之互利交易所进行的充满善意但徒劳的政治干预。（本文由亦方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