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展”的原因

当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被否定时，人的创造性也就被否定了，人的创造性包含在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中，目的性、行动和创造性是同一个意思。正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产生了各方面的创造，不仅包括科技、文化方面的创造，也包括道德的创造，道德应该被视为有目的人的行动的产物，尽管是非意图的产物。

如果一方面大谈道德伦理，另一方面又无视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不把人当人），那显然是自相矛盾，因为它否定了使自己得以可能的基础。把人当人看，“仁”固然是一个体现，但“仁”与“承认其行动的目的性”还是不一样的。“承认其行动的目的性”意味着个体的行动只受普遍正当规则的约束，而“仁”则缺乏这样的含义或没有这个尺度，“仁”的程度完全由“施仁”者人为决定，这就包含了干预的含义，这种人为性也意味着对“法律”的排斥。相比儒家，法家则更是“目中无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因为法家更是把人视为立法的对象。

如把“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忽视了，那么有关道德与法律的学说是缺乏根基的，它的整个大厦是倾斜的，以这种学说所塑造的整个社会将是摇摇欲坠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强权的介入来维持社会，这样的社会当然是缺乏自由的。这样也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社会中，其道德与法律的学说是缺乏根基的（逻辑的），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介入社会的程度将超出维护自发秩序所要求的程度。由于权力的高度介入，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各方面的发展。

所以一个社会不能发展，是因为这个社会中，有关道德伦理与法律的学说缺乏行动学基础。我们说，一种东西之所以“有理由”被称为道德伦理或法律，是因为它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即有助于分工合作，从而普遍增进个体的幸福。有助于个体幸福增进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是在个体认识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的基础上，通过无数个体的行动，以非意图的方式产生的。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中，有关道德与伦理的学说是缺乏这种行动学基础的，那么那些阻碍个体幸福增进的观念和做法，也将被披上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外衣，因为这些学说为这样的观念和做法提供了“支持”。由于人们的经济学贫困，他们接受了那样的学说，他们无法分辨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真伪，把“假”的道德、伦理和法律作为“真”的接受了下来，而事实上它们是“冒牌”的，因为它们并不具有它们本来应该具有的功能，即增进个体的幸福。这样，人们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使得经济社会不能发展。而真正的道德、伦理与法律不是枷锁，是有助于个体的自由和幸福的，或者说是个体自由和幸福的条件。

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道德、伦理和法律本身是什么样的，而是有关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学说”是什么样的，因为正是有关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学说”决定了道德、伦理和法律是什么样的。道德、伦理和法律，不能独立于人的行动而产生，而历史主义正是试图在人的行动之外，从“外部”给社会施加某种规则，即把道德、伦理和法律，作为独立于人的行动的“实体”，施加于社会。这样就束缚了人的行动，使有助于分工合作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法律与伦理不能产生。

因此，如果有关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学说是建立在历史主义方法之上的，那么这种学说必将产生冒牌的道德、伦理和法律，从而束缚一个社会的发展。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不发展”，那是因为维持这个社会运转的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学说是“历史主义”的。由于这种学说本身是任意的或缺乏逻辑的，因此它也导致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法律的任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