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提乌斯是罗马帝国末期的传奇人物，被《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吉本称赞为“最后的罗马人”。公元433年到454年间，在艾提乌斯被罗马皇帝瓦伦汀尼安三世谋杀前，这位将领可能是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他一手包办国内和国外的政策，率领军队打了一连串对抗野蛮人的重要战争，也在内战中与其他罗马人作战。相较于内战中其他位高权重的将军，他独树一帜，并不寻求自立为皇帝。从第二世纪末起，内战变成罗马帝国的家常便饭，公元180年奥利略驾崩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间，几乎没有一个十年未发生内战或反叛皇帝的宫廷政变。很少皇帝得享天年，或战死沙场，大多数是遭篡位者或自己的军队谋杀。
艾提乌斯的生涯，正反映出从罗马共和国与早期帝国到罗马帝国末期的各种变化。不只是因为他参与从未间断的内战以及他决定帝国各方面事务的权力，与过去权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将领和元老成鲜明对比，也因为它凸显几个世纪来罗马人的财富在其他方面的剧烈改变。
艾提乌斯
到了罗马帝国末期，早期构成罗马军队主力、或被当作奴隶的所谓野蛮人，现在已掌控帝国的许多地方。年轻的艾提乌斯曾被野蛮人扣作人质，先是被阿拉里克统治下的哥特人，然后是匈奴人。罗马与这些野蛮人的关系充分说明从共和以后形势发生的变化。阿拉里克既是凶残的敌人也是盟友，他在公元450年被任命为罗马军队最高阶的将领之一。不过，这种安排没有维持很久。到公元408年，阿拉里克同罗马人征战，入侵意大利，并洗劫了罗马。
匈奴人也是罗马人的强大敌人兼经常的盟友。虽然他们也曾把艾提乌斯当作人质，不过后来他们在一场内战中与他并肩作战。但匈奴人并未长期支持一边，公元451年在阿提拉的带领下，他们与罗马人隔着莱茵河展开一场重大战役。这一次协助保卫罗马人的是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这些都未阻止罗马菁英尝试安抚野蛮人的将领，通常不是为了保卫罗马领土，而是为了在内斗中取得优势。例如，汪达尔人在国王盖萨里克率领下蹂躏伊比利亚半岛大半地区，并在公元429年以后征服罗马在北非的谷仓。罗马人对此的反应是，提供皇帝瓦伦汀尼安三世的幼女给盖萨里克当新娘。盖萨里克当时已经娶了某位哥特人领袖的女儿，但这似乎阻止不了他。他以妻子企图谋害他为借口宣告婚姻无效，并在割掉她双耳和鼻子，将她毁容后，送她回家族。幸运的是那位准新娘因为年幼而留在意大利，从未履行嫁给盖萨里克的婚约。日后她嫁给另一位有权势的将领马克西姆斯，他是瓦伦汀尼安三世谋害艾提乌斯的背后策划者；瓦伦汀尼安三世不久后也遭马克西姆斯策划的阴谋杀害。马克西姆斯后来自立为皇帝，但他的统治十分短暂，他在盖萨里克率领汪达尔人大举入侵意大利时身亡，罗马沦陷并惨遭劫掠。
到5世纪初期，野蛮人实际上已兵临城下。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罗马人在帝国末期面对更强大对手的结果。但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对抗罗马的成功，只是罗马衰亡的征兆，而非原因。在共和期间，罗马曾面对更有组织、威胁更大的敌人，例如迦太基人。罗马衰亡的原因与玛雅城邦灭亡很类似。罗马愈来愈榨取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带来它的灭亡，因为它们导致内斗和内战。
衰亡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取得大权，启动了让政治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军队的结构，使“脱离”行动变得毫无可能，因而除去了让一般罗马人拥有政治表达权的关键因素。在公元14年继承奥古斯都的皇帝特比利乌斯废除了平民会议，并将其权力转移给元老院。罗马公民现在失去了政治上的发言权，换得的是免费发放的小麦，以及后来增加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猪肉，并可享受竞技场和角斗士比武等娱乐。在奥古斯都的改革下，皇帝开始不再依赖公民士兵组成的军队，而是拥有禁卫军，即由奥古斯都创立的职业士兵菁英部队。不久后，禁卫军本身也变成决定谁可以当皇帝的重要掮客，通常通过非和平的手段如内战和阴谋。奥古斯都也强化了贵族与罗马平民的对立，而曾经导致格拉古与贵族冲突的不平等继续加深，可以说变本加厉。
中央权力的累积让一般罗马人的财产权更加没有保障。国有土地也因为帝国没收私有土地而扩增，达到在帝国许多地方有半数土地属于国有的程度。财产权变得特别不稳定，因为权力集中在皇帝和他的亲信手中。与玛雅城邦的模式类似，内战逐渐增加，为的是争夺这个掌控大权的地位。内战频繁发生，甚至在第五世纪野蛮人势力达到巅峰的乱世之前就如此。例如，赛维鲁斯从尤里安努斯夺得大权，而尤里安努斯则是在公元193年谋杀佩提纳克斯坐上大位。赛维鲁斯是所谓五帝之年(year of the Five Emperors)的第三位皇帝，他掌权后便对挑战者发动战争，包括尼格尔和阿比努斯等将领，并在公元194年和197年分别打败他们。赛维鲁斯在紧接着发生的内战中打败对手，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虽然一些贤明的皇帝如图拉真、哈德良和下一个世纪的奥利略能止住罗马帝国的衰颓，但他们无法或不愿意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这些皇帝都未曾提议放弃帝制，或重新创造像罗马共和那样有效的政治制度。尽管奥利略如此成功，继承他的儿子康莫德斯却更像卡里古拉或尼禄多过于像父亲。
升高的不安定从帝国城镇的规划和地点就能明显看出。到第三世纪，帝国里每一个规模够大的城市都有防护墙。许多纪念建筑的石材被盗走，用来修筑防御工事。罗马人在公元前125年抵达高卢之前，那里的村落通常建在山顶上，因为那样最容易防卫。罗马人到来初期，村落迁移到平原，但到了第三世纪，这个趋势又反转。
伴随着政治日趋不稳定的是，各项社会变动使经济制度益加朝榨取性的方向发展。虽然公民权不断扩大，到公元212年几乎所有帝国居民都已是公民，但这项改变与公民地位的变化同时发生。可能“存在的法律是公正的”感觉逐渐崩坏，例如，在哈德良统治期间（公元117年到138年）不同类别的罗马公民适用的法律也有很清楚的差别。同样重要的是，公民的角色已经与罗马共和时代完全不同，当时他们可以通过在罗马举行的会议，对政治与经济决策行使某种权力。
奴隶在罗马各地仍然很普遍，虽然学者对奴隶占人口的比率在几百年间是否下降有若干争议。同样重要的，随着帝国发展，愈来愈多农业工作者沦落到与土地绑在一起的类奴隶身份。这种“佃农”（coloni）的地位在讨论狄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的法律文件时经常被提到，而且可能最早出现于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公元284年到305年）。地主对佃农的权利不断扩增，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32年允许地主以铁链加诸有逃脱之虞的佃农，而且从公元365年起，佃农未经地主同意不得出售自己的财产。
就像我们可以用沉船和格陵兰的冰蕊来追踪罗马早期的经济扩张，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来追踪它的衰亡。到公元500年，沉船数量已从180艘的高峰减少到20艘。随着罗马衰亡，地中海的贸易跟着剧减，部分学者认为一直到19世纪才重新恢复到罗马时代的高峰。格陵兰的冰蕊诉说了类似的故事。罗马人使用白银当钱币，而铅则有许多用途，包括制作水管和餐具。在公元一世纪的高峰过后，铅、银和铜在冰蕊中的沉积逐渐减少。
罗马共和时期经历的经济成长令人刮目相看，就像其他在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例子如苏联。但这种成长有其限制且无法长久持续，即使把发生在局部广纳式制度的成长考虑在内也一样。当时的成长主要建立在相对较高的农业生产力、来自各省份的大量贡赋，以及长程贸易，但它未获得科技进步或创造性破坏的支撑。罗马人承袭了一些基本科技、铁制工具和武器、文字、犁耕农业和建筑技术。在共和早期，罗马人创造出别的技术：水泥砌筑、泵和水车。但此后科技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停滞不前。例如在船运方面，船的设计或帆具少有改变，且罗马人从未发明出船尾舵，而是以桨控制行船方向。水车的散播十分缓慢，因此水车从未带来罗马经济的大幅变革。即使像水渠和城市下水道这类伟大的成就也是使用既有的科技，罗马人只是将它发扬光大。没有创新而只是仰赖既有科技也能带来经济成长，但这种成长缺少创造性破坏，而且未能长久持续。随着财产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全，公民的经济权利也跟随政治权利日渐式微，经济成长同样也江河日下。
罗马时期的新科技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创造和散播似乎都由政府所推动。这是好事，直到后来政府决定不再把科技发展列为重要政策——原因正是最常发生的害怕创造性破坏。伟大的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提到下述的故事：在提庇留皇帝统治的时代，有一个人发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将它献给皇帝，并期待获得一笔大赏赐。他展示自己的发明，提庇留问他是否告诉过任何人。当那个人回答没有后，提庇留下令将他拖出去处死，说“免得黄金变得像泥土那样没有价值”。这则故事有两个有趣的点，第一是那个人一开始就去见提庇留希望获得赏赐，而非自己成立事业，借出售玻璃赚钱。这显示罗马政府在控制科技上扮演的角色。第二，提庇留很愿意摧毁那项创新，因为它会带给经济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害怕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效应。
还有直接证据可以显示帝国恐惧创造性破坏的政治后果。苏埃托尼乌斯写到有一个人觐见皇帝维斯帕先，他发明了一项将圆柱运送到罗马要塞丘比特神殿的方法，成本比较低廉。圆柱既大又重，很难运输。把它们从制造的矿场搬动到罗马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花费政府庞大的经费。维斯帕先没有杀那个人，但他也拒绝使用这项创新，宣称：“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养活这么多人？”同样的，发明家找上政府。也许在这个例子找政府比打不破的玻璃自然些，因为罗马政府最常制造和运送石柱。同样的，发明被拒绝，原因是创造性破坏的威胁，主要不是因为对经济的冲击，而是担心政治上的创造性破坏。维斯帕先担心，除非他让人民快乐并受到控制，否则可能引发政治动乱。必须让罗马平民保持忙碌和温顺，所以有工作给他们是好事，例如搬运石柱。这弥补了面包和竞技场的不足，这两者也是免费提供以满足人民的工具。上述两个例子都发生在罗马共和崩溃后不久，或许这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罗马皇帝拥有比共和时期统治者更大的权力，足以阻碍改变。
另一个缺乏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因是奴隶的普遍存在。随着罗马人的领土扩大，奴隶数量也大幅增加，他们往往被带回意大利在大庄园里工作。许多罗马公民不需要工作：他们仰赖政府免费发放的物资过生活。那么创新要从何而来？我们已阐述过创新来自新的人才想出新点子、针对旧问题发展新解决方法。在罗马从事生产的人是奴隶，和后期的类奴隶佃农，他们没有创新的动机，因为任何创新的受益者是他们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正如我们会在本书多次看到，建基在压迫劳工的经济体，以及奴隶和农奴这类制度都是出了名的缺少创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例如，在美国，北方各州参与了工业革命，而南方没有。当然奴隶制和农奴制为拥有奴隶和控制农奴的人创造了庞大财富，但它并未替社会带来科技创新或富裕繁荣。
——END——
本文来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德隆·阿西莫格鲁 / 詹姆斯·罗宾逊著 ; 李增刚译—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5. 6，ISBN: 9787535780348。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