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北京
“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沈从文
1946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WG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WG时，全给弄得没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个这方面有趣的学术报告，现在却不行了。
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中，他自己的序言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将老去。”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间却方兴未艾。
在平常生活中，说到“伟大”，不免都牵涉到太阳，甚至有时候月亮也沾了光，虽然它只是一点太阳反射过来的幽光。沈从文一点也不伟大，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未在“伟大”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
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连系起来的话，他不过只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东西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沈从文、黄永玉叔侄
因为平常，困苦生活中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据说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服饰制度上出现了怀疑，考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方面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先征求他的同意，同意了，我们便到他的家里。
客室里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青，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人。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华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也可能是有的。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那一次会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他跟大家还说了另外些话。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高兴地提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几十年中我们相处的时候，很少有机会谈到学习改造，更不可能谈到马列主义。但没想到，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研究方面用得这么实在、这么好。把文物研究跟哲学原理联系起来得出丰硕成果的竟然会是沈从文！
在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学方面，我只读他的书，交谈得少，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只是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他的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徙。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WG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味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在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WG一开始，他吓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告诉我：“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这个王八蛋，他到底揭了些什么事？我也不好再问他。
我连忙跑去告诉表叔。
难以想象地，表叔笑起来悄悄告诉我：“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逃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三连襟与三姐妹于上海合影
前：张元和、顾传玠
后：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三年，我们有过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
“闻道双溪春尚好，也宜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
“你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钱先生道德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四人帮时期，江青让人请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他告诉来人说：“我不去！”来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了名的……”钱先生仍说：“呵！呵！我不去！哈！”来人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不！不！”钱先生说：“我身体很好！”
表叔桌子上有架陈旧破烂的收音机，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具体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他利用这种声音作屏障隔开周围的繁嚣进行工作。
他是利奥纳多· 达芬奇类型的人。一个小学甚至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赖着脸皮说，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某种远距离。六十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前两年，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头写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献给他，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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