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法国君主主义者。反现代派人物。1787年任萨伏依议会议员。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迈斯特（下）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翻译 | 赵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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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自然状态——在18世纪的思想家看来，自然状态是原始人应当认可的所谓人的权利的来源，这些18世纪的发言人是以谁的名义佯装发言的呢？以自然的名义吗？迈斯特说，这样一位女士不存在，否则我们怎么从来就没有遇见过她呢？这些权利为何物？是什么样的人所固有的？形而上学的神眼所看到的、被称做权利的抽象实体，要么来自人类的权威，要么来自神的权威。至于著名的抽象物——人，大革命以它的名义发动，最残酷的大屠杀以它的名义组织，许多无辜者以它的名义惨遭屠杀：“在我一生中，”迈斯特说，“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我也知道，亏了孟德斯鸠，那个人可能是波斯人。但是，至于说’人’，我宣布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他：如果他存在的话，他也不为我所知。”
迈斯特说，在当今时代，信仰完全空洞的言辞和空洞的公式造成的结果是，“社会的两只锚——宗教和奴隶制——已经同时失效，社会这艘船让风暴给卷走了，失事遇难”。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向俄国沙皇进言的时候，总是说：社会赖以维系全凭这两只锚，借助于它们可以限制邪恶之人，防范他盲目的自我破坏冲动。一只锚是教会，另一只锚是奴隶制。基督教会之所以废除奴隶制，乃是因为，它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人，可是，在俄国，东正教会并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高度重视，那就让农奴制一直存在下去好了，如果你去解放农奴的话，就像你的顾问建议的那样，你的国家就会陷入最邪恶的革命之中。它就会从野蛮状态走进无政府状态。没有人像俄国人那样希望暴力，一旦你允许这些“大学里的普加乔夫”——这是他对他们的称呼——所有的这些思想反叛者、所有的这些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以及诡辩家和巫师去支配你，那么你的王国——同所有的王国一样，它依赖权威，依靠信仰盲目的权威——将会垮台。
18世纪的首要观念是什么？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是，想尽可能地在一起幸福和自由生活的人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这种观念遭到迈斯特强烈和愤怒的反对。他说，社会根本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士兵们为何去参战？他们不知道。如果国王要想推行某种无害的措施，例如人口普查或改变历法，就会在民众中引发反叛和骚乱。然而，如果发生一场战争，许多无辜者惨遭屠戮，成千上万的人再也回不到他们的妻子儿女身边，人们却一声不响地服从。为什么？我们弄不清楚；它是非理性的。
迈斯特实际上在此表明两点。第一点是，根据纯粹无益的人为发明解释不了事情的起因，长久持续的事物都是非理性的。他举例说，世袭君主制，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它更加没有理性？为什么聪明睿智的国王就一定会有一位同样睿智的儿子，也许他的儿子根本不够睿智。这显然是一种性质十分愚蠢的制度，然而这项制度却在延续。它延续了好多世纪。整个西方世界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废除这样的君主制更合乎理性、更顺理成章、更有道理，我们看一看这样做后果如何。波兰不实行世袭制，国王由选举产生，后果如何？混乱和毁灭几乎接踵而至。为什么？因为采用了一种理性的制度。以婚姻制度为例。两个人仅仅因为在人生的一个阶段上偶然相爱，他们就应当厮守终生，其理由与过去并无二致，还有比这更非理性的吗？可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性爱更短命、更具破坏性、更加可憎的了。就这样，他一个制度接一个制度地列举，似是而非地断言，只要是非理性的东西就能够延续下去，只要是理性的东西就会垮掉；它之所以垮掉，乃是因为，由理性建成的任何事物都能够被理性毁灭；由自我批评能力建成的任何东西都经不住自我批评能力的攻击。唯一能够永远支配人们的东西是难解之谜。
18世纪认为——17世纪也认为，有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以解决。有些人认为，有些问题可以由形而上学家来解决，有些可由科学家来解决，有些可以用良知来解决，通过探索内心来解决，还有一些可以通过阅读特定的专家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得到解决。迈斯特说：一旦你允许这类问题提出，那么，其答案就会提出下一个问题。答案永远不会颠扑不破，人们会向这一答案提出质疑，下一个问题的答案也会遭到质疑，就这样循环往复地询问原因的原因。要想让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唯一的办法是防止他们产生疑问，阻止他们质疑的唯一办法是使用恐怖。假如事物的本质模糊不可测定，那么人们只有服从它。一旦人们参透事物本质，一旦它是理性的东西，一旦人们能够理解它，他们就不会畏惧它。他们不会敬畏它，不会尊重它，所以它就会垮掉。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模糊而无法理解的东西。
以语言问题为例，迈斯特说。语言等同于思想。18世纪的人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发明，他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为了发明，你必须去思考，为了思考，你必须使用符号；说语言能够被建构，绝对是荒唐之言。孔多塞先生想有一套科学的语言，它清晰易懂，可以在各国通行——一种科学的世界语，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它之所以会造成灾难，就是因为它清楚易懂。对于清晰易懂这种东西，必须弃之不顾，必须阻止，因为正是它们产生了不安、批评、质疑，它们最终会推翻古代的制度，导致不公正、流血、革命和混乱。
拉丁语这门语言，我们必须教给孩子。为什么？因为它很难懂。人们举出证据反对偏见、反对迷信。什么是偏见？偏见只是人们千百年的信仰，得到了经验的检验。说到底，历史是我们唯一的老师，而政治只是实验的历史。在此，迈斯特的言论方式很像柏克，柏克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去捍卫偏见的。偏见只不过是人类在千百年当中获得的外衣，在传统上，它在各种境况下得到了检验，将它抛弃不顾，就会在生活的破坏力量前面一丝不挂、颤栗发抖。拉丁语是一门不循常规的语言。拉丁语是一门语法不理性的语言。它体现了各种偏见，各种古代迷信，盲目的信仰、无意识的经验、科学所反对的一切事物。这就是我们离不开这门语言的原因，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永远是好的——一种是古老的东西，另一种是非理性。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产生一股足够强大的力量，以抵制批评家、质疑者、科学家们的有害影响。
我们维护社会秩序是为了反对谁？社会秩序的死对头——迈斯特称之为“小集团”的那些人，是非常有趣的一群人。在他看来，他们是詹森派和加尔文主义者以及广义上的新教徒；律师、文学家、记者、作家、犹太人、美洲的革命者、知识分子、科学家、批评家；简而言之，他们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属于这个阶层的一切。这份名单——上面有自由主义者、各种批评家、各种信仰某种抽象真理的人、不接受社会教条前提的人——差不多最早是由迈斯特拟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它耳熟能详。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每一场极为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一贯伎俩。
但是，在这些人当中，迈斯特最恨科学家。科学家属于那种最没有能力去理解生活、理解政府的人，他用极为郑重的口气警告俄国沙皇说，切不可犯下致命的大错，让科学和艺术支配这个国家。他说：以罗马人为例，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至少在治国方面是最伟大的。罗马人很清楚，当科学家不过是自欺欺人之举。他们雇用希腊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去做这份工作的话，纯粹有损尊严。他说，从絮热到黎塞留，大政治家无一出身于科学家，或对科学有所了解。与科学有关的东西，有关它枯燥、抽象、不够具体的性质，有关晦暗不明的生活所扭曲的、混乱的、非理性的肌质，使科学家无法让自己适应现实，谁听了他们的话谁就自取灭亡。他对俄国皇帝说：不要让这些路德派的德国人到你们的学校任教。那些源源不断、蜂拥而至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好人——忠于家庭的人、信奉传统、有信仰、信仰宗教、具有良好道德的人——是不会离开故国的。只有那些玩世不恭之辈、不安分之人、吹毛求疵之士才这么做。这是反对流亡者、反对精神自由、反对人口流动首次真正的说教，当然，是首次以激烈的和容易理解的、实际上让人难忘的言辞表述出来的。
那么社会的根基为何物？社会是苦海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无法理解事物的根源，在这里，上帝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统治着我们。社会依靠的是恐怖；它依靠顺从，盲目顺从权威。没有它，制度就会一片混乱，从而陷入灾难的深渊。什么东西代表这种恐怖因素呢？在这里，迈斯特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评论，写出了他著作最有名的段落。他说，处于恐怖中心的人无异于那个饱受痛恨的人物——刽子手。我引用一下他评论此人的那一段有名的文字：
这个莫名其妙的人是谁？……他自己就像一个世界……没有分配给他应有的住所……这时候其他人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在这种孤寂状态下……他孤独地与老婆、孩子一起生活，他们让他知道人类的声响。可是在他们看来，除了痛苦的尖叫之外，他什么也听不见……司法部门最低级的一个下人敲他的门，告诉他，需要他去效劳。他去了。他到了一个公共广场，人们都聚在那里，脸上带着期盼的表情。一个囚犯，弑亲犯，犯下了渎圣罪，给抛到他的脚下。他抓起了这个人，拉直他的身子，将他绑到地上的十字架上，举起了手，这时候，全场出现了可怕的沉默。铁锤重击之下骨头的断裂声，还有受刑人的惨叫，打破了这种沉默。他解下这个人，将他放到刑车上；折断了四肢缠在车辐条上，头向下低垂；头发根根竖立，嘴张得像发热的火炉的门，嘴里只能断断续续吐出几个残缺不全的音节：只求速死。刽子手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的心在跳，却很高兴；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他心里说，“干这一行没人比得了我”。他从断头台走下来，伸出沾满血污的双手，接住一位官员从远处抛来的几枚金币。刽子手拿着金币从两排人的中间走过，那些人心惊胆战地向后退。他在桌边坐下吃饭，他上床睡觉，第二天一觉醒来，除了头一天他干的行当之外，他什么都想过。他是人吗？是的，上帝允许他进教堂并接受他的祈祷。他不是罪犯，可是，正直、可敬或值得称道，人类语言中的这几条哪一条也不敢用在他身上……然而，所有的伟大之处，所有的权力，所有的社会秩序都依靠刽子手；他是人类社会的恐怖，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将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从这个世界上带走，那么，秩序马上会被混乱所取代，王座倒塌，社会解体。上帝，统治者权力的来源，也是惩罚的来源。他将我们的世界悬挂在这两根柱子上，“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这并不是对犯罪和惩罚纯粹施虐狂式的沉思。拉梅内说起过迈斯特，他说，很奇怪，像他这么高尚的人在整个生活中却只看到两个现实：犯罪和惩罚。“就好像他所有著作都是从断头台上写出来的”。不过，我从迈斯特著作中摘出的引文不全是邪恶的东西。它是一种真正信念的表达，这股信念符合迈斯特充满激情的、但又明晰的其他思想，即，人只有受到权威的恐怖约束才能获救。在他们的生活中，必须时时刻刻向他们提起位于创造核心的那个可怕的不解之谜；他们必须通过不断受难来赎罪；处处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恶意、无助，以此来让他们谦卑。战争、酷刑、苦难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人是傻子，人是孩子，人是疯子，人是在外地主；生活是——应当是——一种刑罚性的居留，由看守照看这个人。他必须受到指定的主人的控制，指定的主人满脑子都是造物主施加的责任，造物主通过无情地推行各种规则，无情地消灭敌人，将自然变成一种等级制。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敌人是一个“小集团”，他们是捣乱分子、颠覆者、世俗的宗教改革者、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律师、完善论者（perfectibilians）、相信良知、平等或理性地组织社会的人、解放者、革命者，这些人都必须根除。
迈斯特以最明晰的方式，使用着确实与18世纪人一样清楚和漂亮的语言，可他说的事情与那个世纪的一般趋向大相径庭：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然而，迈斯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18世纪的产物，因为他处处与18世纪针锋相对。圣西门相信，迈斯特与他切齿痛恨的人（伏尔泰的追随者，实际上甚至包括伏尔泰本人）有某些共同之处。伏尔泰是迈斯特的死对头，迈斯特谈到这个可怕魔鬼的狰狞笑容时，极为愤恨，圣西门却说，也许未来的社会就在于迈斯特与伏尔泰的结合。
乍一听，这是一个莫大的悖论。怎么能有这种结合呢？伏尔泰代表的是个人自由而迈斯特代表了枷锁。伏尔泰呼吁更多的光明，而迈斯特呼吁更多的黑暗。伏尔泰对教会深恶痛绝，他不承认教会有丝毫的美德；迈斯特却喜欢教会的恶习，认为伏尔泰是恶魔的化身。然而，圣西门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虽说听起来有些怪异，原因在于，虽说两人截然对立，可是他们都属于法国思想中严苛、冷静、生硬、明晰、强硬的传统。他们的观念似乎极为矛盾，可是思维的属性都经常极为相似。他们谁也没有犯下任何程度上的软弱或含糊或自我放纵的错误，他们也不允许别人身上有这些属性。他们支持生硬反对伤感；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迷惘的和模糊的东西，一切浪漫的、装腔作势的、主观的东西。他们同样反对卢梭、夏多布里昂、维克多·雨果、米什莱、勒南、柏格森的精神。他们是残酷无情和使人泄气的著作家；他们毫无热情，有的时候真正愤世嫉俗。与这种冷静、清晰、虚有其表的外观相比，甚至司汤达的文字风格——司汤达借鉴迈斯特之处甚多——显得很浪漫。马克思、托尔斯泰、索雷尔、列宁——是他们真正的继承人。
这种冷静地看待政治场面的倾向，这种不事张扬、真正无情地去分析政治和历史，而非纯粹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去分析它们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现代政治技巧，它正是从伏尔泰和迈斯特的诸如此类的观念进入现代政治技巧的。伏尔泰营造浓厚的、不事张扬的氛围就是为了揭露感伤的流行价值观。迈斯特强调历史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他对人类向善的能力估计很低，他还相信，生活的本质是强烈渴望受难、牺牲和放弃（权利）。如果在此之外再加上迈斯特的如下信仰：要不是少数热忱的统治者压制软弱的绝大多数，坚决反对各种诱惑，以免沉溺于各种人道主义之中，否则统治就无法进行下去，那么，我们就逐渐接近现代集权主义了。可以让伏尔泰揭露自由主义的妄想，可以让迈斯特提供灵丹妙药治疗荒凉、空旷世界带来的后果。伏尔泰确实既不喜欢专制主义也不喜欢蒙蔽；迈斯特认可二者存在的必要。迈斯特说：“主权在民的原则很危险，即使它有真理性，还是有必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说，圣西门的活没有太大的矛盾。二者的结合导致了20世纪残酷无情的极权主义——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极权主义。
真正让迈斯特痴迷的是权力。在他看来，权力是神圣的。它是一切生命、一切行动的来源。它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任何人，只要懂得如何运用权利，他就有权利获得权力；基于同样的原因，它是上帝在特定阶段、为实现他神秘莫测的目的而选中的工具。认出权力真正的渊源所在——处于古代的、既定的、由社会所创造的制度中——是政治和道德洞见和智慧。所有篡位行为终将失败，因为它无视宇宙的神圣法则。因此，永恒的权力只掌握在作为这类法则工具的人的手里。抵制权力是可耻的幼稚之举和蠢行，与人类的未来相背离。
迈斯特鼓吹这样一种学说，如果我们想去理解神圣意志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根据经验研究一切事件。他的斯多噶主义和相对主义、他对自然以及人类权力分配的兴趣——这些构成了迈斯特深思熟虑的观点，而这正是使他莫名其妙地赞同雅各宾派的原因，这种做法使他在移民圈子中不再受欢迎。迈斯特说：只要出现真空，就一定有人趁虚而入。法国国王令人忧郁地失败了。路易十六和他那些蹩脚的自由主义顾问们，还有更蹩脚的吉伦特改良者们，纯粹是社会的渣滓，他们软弱、乐观、信奉改良主义、不了解人类的本性，显然他们毁灭和颠覆了社会。在真空时期，雅各宾派至少有所作为。他们至少杀了人。他们竖起断头台；他们执行死刑；他们开了杀戒。这是迈斯特所赞同的，因为它是行使权力的行为，因为它使社会团结一致，因为它使事物协调一致。他信奉主权。当然雅各宾派是上帝惩罚的工具，用来惩罚背叛了父辈的信仰、不敬上帝的那一代人。不过，像雅各宾派那样，使法国团结一致，使它成为强国，抵抗敌人入侵，粉碎了软弱的普鲁士人或奥地利人的反对，还是比知识分子满嘴胡说八道要好。这就是迈斯特思想中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同样，拿破仑是科西嘉魔鬼；他是可怕的篡位者，人们千万不要认可他。然而，他又是一位有权势的君主，权力总是源于上帝的，当然他加冕称帝不比英国的伊莉莎白、奥兰治的威廉或汉诺威王室的加冕更糟糕。迈斯特对拿破仑十分感兴趣，拿破仑对他也相当感兴趣，他们很想见上一面，撒丁国王让这种想法给吓坏了，他可不想让两人会面，他受英国和俄国的豢养，还受过拿破仑入侵之害，一想到自己的外交官与人类的毁灭者谋面，撒丁宫廷就陷入了极度恐怖之中。迈斯特以他特有的失望之情作了答复，他说，假如国王不想让他去，他是不会去见拿破仑的，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和短视的政策。他说：我看到您认为我的提议让人非常吃惊。那好，我终身将为您服务，因为我相信，王位比它的占有者更重要。至于说不让您吃惊——我不能保证。
迈斯特强调传统、过去、无意识、未知的力量，而不强调民众心灵和蔼可亲的想像特性，正如它热情的捍卫者所做的那样——德国浪漫派，或简朴生活的倡导者所做的那样（他也总是赞颂简朴生活）。相反，他强调权威的稳定、永恒和颠扑不破；权威属于模糊的半意识的记忆、传统和忠诚，他强调各种制度的强制力量，尤其是在超自然因素方面。他极为强调如下事实，即，只有在令人畏惧的情况下，绝对的统治才能成功，他恐惧和厌恶科学，就是因为它倾泻了太多的光明，从而破除了神秘、黑暗，而黑暗本身抵制怀疑性探索。
在某种意义上，迈斯特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和早期鼓吹者，这正是人们对他饶有兴趣的原因。在古典主义面具之后、在古典主义的表面下、在古典气派之后、在正统的托马斯主义的背后、在当时官方完全听命于王室的背后——这在当时毫不出奇，迈斯特的思想里有更广泛、更浪漫、更恐怖的东西。他令人想起了邓南遮和尼采这类人物——不必在后来的人物中寻找例子。在那方面，他很像卢梭。正如卢梭将加尔文主义的逻辑束缚施加给一种极端个人的蠢行，迈斯特将一种正式的正统主义性质的天主教框架施加给十分强烈、十分革命的、最终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内在激情。
让同时代人对迈斯特十分感兴趣的是，他强迫他们去看事物的丑恶的一面。他迫使他们摆脱毫无生气的乐观主义、机械的心理，以及18世纪所有一帆风顺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些理想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在人为建造的实证主义乐观态度行将结束的时期，人们站起来说，他们利用某种经济的或社会的解决办法去治疗所有的社会痛疾，然而这种方法并未奏效，在这一时期，一直存在着要求普通人做出反应的一种强烈倾向，这么多的乐观主义、实用主义、积极的理想主义让普通人得到了满足，然而，捅破大气泡，却暴露出如下事实：当狼真的来到门口的时候，所有的口号都是无意义和软弱的，这些主义顿时名誉扫地。在此之后，人们总想看到事物的阴暗面，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分析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方面……应归咎于人类对阴暗面的这种强烈渴望——阴暗面是比较尖刻、比较实际、比较真实的，它比过于乐观、过于机械、过于图式化的信仰更有效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也正是迈斯特提供给他那一代人的。人不能依赖于与他对立的理想生活，迈斯特的贡献是，他为18世纪浮夸的、过于乐观的和过于浅薄的社会学说提供了一枚强效的矫正剂。迈斯特预言了曾经威胁、现在依然威胁正常人类的自由和理想的最有暴力性、最有破坏性的力量，凭借这一点，我们应感谢他。
人可分为两类：一类赞同生活，另一类反对生活。在反对生活的人当中，有一些敏感、明智和目光犀利之士，他们受到不定形的自发性过多的冒犯和打击，受到一心想过自己的生活、不服从任何共同模式的人们所造成的失序状态过多的冒犯和打击。这些人当中就有迈斯特。总的说来，他没有积极的学说，假如他必须在自由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会拒绝自由。他在20世纪后继有人——例如夏尔·莫拉和埃兹拉·庞德，虽说我们可能不赞同这类人的看法，但我们要记住，自由既需要有人批评也需要有人支持。毕竟，正如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批评上帝之道的靡菲斯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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