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识人的认知错误

传统知识人基于“善”“恶”来理解社会，也就是说，他们对社会的理解，不是建立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理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本能的和经验的道德伦理观之上的，之所以说它是“经验的”，是因为什么是善恶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解读。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方式，是让人趋“善”和“立法”。

但是，这种认知必然导致建构主义，使自发秩序的过程遭受阻。“有利于个体幸福增进”的规则，比如道德伦理和立法，不能被视为理性建构的产物，因为人并不具备这样的理性。相反，它们更应该被视为“自发秩序”这个框架的产物，或者说，只有这个框架，才能“自发地”产生出具有这种功能的经验性规则。

但是，如何才能建立这个框架呢？我们说，需要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在自发秩序原理的基础上认识社会。“文明”正是有关这个框架（自发秩序）如何可能的，而不是有关那些具体的经验性规则（如伦理道德、立法）如何才是最优的。假如脱离了自发秩序的原理，那么任何的经验性制度建构都是“盲目的”和任意的，会造成对自发秩序的破坏。

所以，假如一个社会想拥有文明，那么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框架（自发秩序），而不是如何“最优地”构建经验性规则。在对自发秩序原理无知和不遵循这一原理的情况下，这种经验性的制度构建必然是权宜的、人为的和服务特定目的的。

但是，中国传统知识人的脑子里是没有这个框架意识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应该把这个秩序框架作为目标，根据这个框架来审视经验性规则。他们想到的，不是这个一般性的秩序框架如何可能，而是如何具体性地构建经验性规则，如道德伦理应该如何（建构）、立法应该如何（建构）等等。由于没有自发秩序原理为“标准”，这种制度的建构必然是盲目的，是从他们自己认为的“好”出发的，而没有任何的逻辑基础。他们根据自己认为的“好”，选择性地使用自己的经验。当他们的经验性制度建构被施加于社会时，就阻碍了自发秩序的过程。

文明，或一个有助于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是建立在“逻辑”之上的，而不是根据“经验”任意构建的。经济学的伟大价值，在于它给出了这一逻辑，是有关这个框架的理论，而任何的经验或经验性学说（如政治学和历史学）都不能取代它。假如我们想拥有这样的框架，那么我们就必须借助于这一理论。

传统知识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制度（道德伦理和规则）进行建构，把自己认为的“最优”施加于社会，这恰恰是乌托邦，因为它是没有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的。那些有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经验性制度，是这个自发秩序框架的产物，而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目的建构出来的。他们对自发秩序框架的无知和无视，使这样的秩序框架一直不能建立。经验层面的制度建构，也就是李鸿章说的“修修补补”，是不能代替这个秩序框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