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主？定义、证明和选择（二）
作者| 萨托利
翻译 |冯克利、阎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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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会有某个阶段，那时进一步提出问题或要求寻找更多的理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到达该阶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期待在进行评价时发现某种与别人共同的基础，这一共同的基础意义重大。
——格里夫斯
对惯例的批判
归根结底，这是个应当按照什么标准接受一个定义的问题。一开始就应当表明一点：我们并不关心语言的起源。第一个有意义的发声是如何出现的，即某个意义如何与某个音节分明的发音联系在一起，这已无从查考，也无关紧要。即使设想语言是源自偶然的、任意的发声，所以惯例是尼安德特人的语言基础，能否就认为（至少）一百多万年之后惯例仍是语言的唯一基础？当然不能。如果我们打算给约定的任意性以重要地位，那一定另有理由。我建议通过对以下四个问题的验证来向这些理由挑战：
（1）定义是语言游戏的规则吗？
（2）助长混乱的标准是健全的吗？
（3）定义可以是公理吗？
（4）惯例有没有替代物？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惯例论者是自相矛盾的；对于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被视为解决认识论问题的实用方法的功利准则，总的来说是不健全的；对于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它的全部立场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类比；至于第四个问题，我想我们会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错误观点不能自拔。
第一，自相矛盾。对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这一本来很陈腐的观点给以重视的原因之一，是语言和博弈之间具有可比性。因此人们发现，定义相当于语言规则，它很像是“博弈规则”。为了进行论证，我假定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是正确的，语言的博弈论者就是自相矛盾的。一边在谈论规则，一边又宣称打破规则是完全正当的，这样做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确信大家都有权根据个人意志作出约定，那就无规则可言；而如果有规则，我们就不能坚持认为违反规则是正当的。一个想对规则挑战的博弈者的权利，并不是打破正在进行的博弈，而是撤出博弈并发明一种新的博弈（如果他能找到另一个博弈者群体的话）。然而请注意，新的博弈规则也会像旧的一样不容违反。假定这博弈是下国际象棋，一位棋手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他的对手拿着国王走王后的招数。按照论述博弈模型的哲学家的说法，这位对手只要有言在先，并且始终如一，这样做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头一位棋手会作出另一种判断：他的对手不会下棋，因而不能让他再下下去。我认为前一位棋手是对的，而哲学家错了。用国王走王后的路数，并没有创造出另一种博弈，而是破坏了这种博弈。既然这样，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由于定义像博弈一样是有规则的，那就必须要求充分遵守规则。鼓励犯规是明显的自相矛盾。
第二，不健全。如果我们声称，采纳某个定义是因为发现它有用，此言何所指呢？我想大多数学者可能会说，因为它对科学有用，对知识的进步有用。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我们是在谈论对认知有用。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对真——假和有用——无用的标准还有多大差别便颇感不可思议了。差别肯定有一个，那就是认识的唯实论和唯名论的差别、真理“对应论”和真理“统一论”的差别。[478]这的确是个重大问题，但差不多跟非哲学家无关。对于实干家来说，这个问题可被简化为有保障的可证实性。至于真理是精神与物质的对应（按托马斯的说法），还是（按唯名论的主张）有关真理的陈述，这种问题对他的实际操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信奉真理对应论的学者是自信不疑的；相反，持有真理相对论或唯名论观点的学者甚至有可能完全闭口不谈这个名称。然而，他们心中还是存在着某种真理价值观的。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有用”不过是为了谨慎地对待真理，功利标准就根本无效了。如果我们希望解决认识问题，那就必须依靠某种认识标准。无论我们称其为真理还是称其为有用，后一说法不过是前一说法的谨慎表达。提倡功利实质上是把一个根本不健全的标准悄悄塞进争论。除非“有用”指的是“对认识的用处”，否则它就无助于我们确定某个定义有用而另一个定义无用。
第三，错误的类比。惯例论的另一种说法是声称定义类似于定理。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必然是：和定理一样，定义也是任意的起点。但在谈论定义是否类似于定理之前，我们最好先来看看它是不是研究的起点。那么定义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定义常在讨论之初就被投入使用，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逻辑的起点。这种位置可能只具有启示意义。定义被置于起点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它体现了他人业已从事过的分析和研究的结论。反过来说，一项新的分析很可能产生一个定义，因而它的逻辑位置是在结尾。因此，在分析性理论中，定义可能是定理，但是在非定理性的理论中，它们就不像定理了。一种理论能否成为定理性理论，几乎与个人兴趣无关，它取决于我们是运用“形式化”语言还是运用自然语言。几何学长期以来一直是进行严密的、数学演算一般的理论建构的楷模，在这种理论中，我们以一组既不真也不假的定义——定理和假设——为起点，因为它们是演绎出其他一切的任意的开端。然而，几何学模型不可能说明在人类事务的领域如何应用理论。[479]不管对“理论”的理解多么不同，没有一种理论类似于——或曾经类似于——数学运算。毫无疑问，这本书里的所有定义都不像公理，它们都不是前提，只有有限的演绎力，而且不应该是“任意的”。在自然语言中，说一个定义是任意的，就等于说它是没有根据的、多余的定义。
第四，非此即彼的观点。约定论者赖以获胜的论证似乎是，什么也取代不了惯例；语言只能有约定俗成的含义，因而定义肯定是任意的，因为它不会是别的东西。一个人要么遵守惯例，要么被迫退回到“实在的本质”和“绝对标准”的陈旧谬论。[480]此说谬矣。当今那些老练的逻辑学家居然变成了过时的古希腊二元论的牺牲品，看到这一点真是令人惊讶不已。古希腊人曾把自然（physis）和惯例截然分开；但事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对对比命题，而不是反对命题：在自然和惯例之间tertium datur（不适用排中律）。人造的一切都不是“自然”，但是，作为一种完全是意志的产物和自由选择的结果，它们能被替代（再造或消除）吗？惯例的原意是“会合”，即聚集（源自拉丁语convenire），它的延伸义即“同意”。那么，我们可否聚集起来并同意（按约定）再造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呢？就算有此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
为了在定义时刻意求新，约定论者已大大超出限度，提出了一套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的谬说。我们考察一下一种科学认识是如何运行的就会发现，所谓语言惯例并非产生于不惜工本独出心裁的渴望，而是产生于克服含糊性和体现着强化分析能力这一规则。总之，在已知的公认词义中进行有目的的选择，这一漫长而充满思考的过程，再加上得到确认的、并非任意的创新这一偶然因素，才产生了语言惯例。因此，就定义可以追溯至约定而言，约定并不是任意的。如果是或者一旦是任意的，它就会遭到抛弃。任意性非但不是定义过程的典型特征，事实上它还是一条评判标准：据此我们可以确定某个定义是错误的或是无用的。
贯穿于语言的建构和发展过程的核心特征，就是它的相互关联性。严格地说，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事实上还是一个高度体系化的系统。词语（以及由此产生的概念）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物，它们共同处于由一系列相近和相关的——亦即结为一体的——术语组成的语义场，因为其中每一个术语的再定义（意义的变化）都会导致对某些甚至全部相关术语的再定义。
试以“权力”为例。相关的术语起码包括势力、权威、强制力、暴力、制裁力。以权力如何被定义为转移，所有这些术语也会相应改变含义。具体而言，如果权力被重新定义（被赋予新的含义），所有这些术语也都应当重新定义，以便保证（1）没有一个“语义场意义”被遗漏，和（2）重新调整语义场可以得到某种分析结果（克服而不是助长暧昧与含糊）。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详细讨论过的——就是包括政治阶层、统治阶层、精英、权力精英、统治集团、领导集团等等术语在内的语义场。由于这些术语构成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中的（正如系统这一概念所示）每一个语言单位都与所有其他语言单位相互作用。那么，除非我们对整个语义场进行相应的重新调整，不然就不能（虽然一直有人不断地这样做）去约定“我认为’精英’是指……”我们接受或拒绝“精英”的一种（约定的）新义，恰恰是因为这个语义场[482]（而不是孤立的术语或概念）是否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准确。
以上所述是否意味着先验本质和绝对标准的复活呢？当然不是。这不过是肯定了我们是通过词语进行思考，这些词语是我们思想的眼镜，它们的语义投影则体现着一种理解和表达事物（客体、过程）的方式。简言之，词语塑造思想。因此，选择一个既定的术语并给出定义，决不等于任意而为。相反，这一过程在认识上是否有用，取决于而且仅仅取决于它能否经受住由以下规则所表达的语义场的检验：如果对一个术语的定义打破了该术语所属语义场的稳定，那就应当证明这个定义（1）没有抛弃任何“语义场意义”；（2）全部“语义场歧义”（模糊、无限制、混乱）没有被进一步加深。
概要重述一下三个问题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关心的不是语言的起源，而是现存的、高度精巧的结构性语言系统。其次，任意的定义只能破坏语言的互为主体的关系，从而使一个交流（同时也是组合现有知识的）工具变成十足的制造混乱的手段。最后，“不是惯例就是形而上学”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既无充分根据又混淆视听。语言的进化和得到“有用的”精确化以适应启发认知的需要，其途径是进行大量的语义与思想的锤炼，而不是任意的无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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