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中文版序
作者| （美）迈克尔·沃尔泽
翻译 |任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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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于1970年代中期，首次出版于1977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越南战争和我在反战运动中的亲身经验的产物——这就是我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说的想“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弹指间近30年光阴已经逝去了，回首深思，我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形成得更早：它不仅和我成年的政治实践活动有关，也和我孩童时期的政治状况有关。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正是这次战争，尤其是与纳粹的斗争，使我坚定地认为有一些战争可以合情合理地、真正地被称为正义的战争，而另一些可以被称为非正义的战争。我参加了1967年的反战运动，却不会参加1943年的反战运动(即使当时我的年龄足够大也不会)。
我关于战争的所有论著都是受这个内心确信的推动写出来的[本书之后还有两年前出版的《战争问题论争文集》 (Arguing about War)，该书汇集了30年来我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和短文]。的确，战争非常恐怖，非常残酷，战争造成的破坏十分惊人，然而有时候战争却是正义的。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真理。还有一个真理是我们应该永远竭尽所能避免战争，寻找外交或者政治的其他选择——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战争不仅残忍血腥，而且其残忍血腥的程度不可预知；战斗一旦开始，没有人知道它会变得多么野蛮残酷，多少人会被卷进去。然而，尽管如此·····有时候战争却是正义的。在古代，犹太人反抗亚述人的征服，高卢人抵抗罗马人；在现代，埃塞俄比亚人反抗意大利的入侵，波兰人抵抗德国人，芬兰人抵抗俄国人——这些都是正义战争。中国的读者可以毫无困难地把这个清单继续列举下去。
第一种正义战争是集体自卫；第二种正义战争是保卫别的人民。我们通常说人民有权利自卫；我们可能还想说他们有义务保卫其他人民——保卫那些正陷入极度痛苦中的、遭到大屠杀和奴役的人民。所以，我认为越南人进人柬埔寨关闭红色高棉“杀人区”的做法是正当的。坦桑尼亚人进人乌干达推翻残暴的伊狄·阿明政权的做法也是正当的。为了制止卢旺达对图西族人的屠杀，联合国甚或原来的欧洲殖民国家本来无疑是应该干涉的。我是最早为“人道主义干涉”思想摇旗呐喊者之一，我对这些事情的道德紧迫性的认识肯定是来自我对纳粹进行的有组织种族灭绝的记忆。20世纪40年代我生活在美国，安然无恙，我在波兰和苏联的许多家族成员却被杀害了。
正义战争理论的批评者声称：这种理论证明战争的正当性，因而使发动战争更容易了。我倒更愿意说：这种理论坚持要求战争必须证明其正当性，因而使得发动战争更难了。如今，政治领袖们必须论证他们使用武力的决策是正当的，否则就不能使用武力，并且他们必须以正义战争理论的话语来论证。他们必须谈论侵略和自卫、非战斗人员豁免和战俘的权利适度性和双重后果等。当然，这种话语也可能被误用、滥用一一事实上常常被误用和滥用。但是所有的话语都可能如此，我们的道德词汇表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如此。如果害怕使用那些有可能被别人误用、滥用的词，我们就根本不能谈论道德了(还有政治，原因是一样的)。正义战争理论话语的有效性是基于它是一种限制性的话语这个事实:有些战争的正当性可以被证明，很多战争的正当性却不能被证明;战争中的有些行为是正当的而另外一些行为却是不正当的。
正义战争理论是反对和平主义的，我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概括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也反对侵略和征服；反对攻击平民、杀害战俘；反对恐怖行动、酷刑折磨和强奸掠夺；反对种族清洗和集中营。它是一种限制性的理论。然而，它在限制的同时也许可——许可限度之内的——武力行为。尽管接受这个真理很艰难，我却必须请求读者努力接受这个真理。因为，即使一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正义战争，并且这场战争是在限度之内进行的，还是会有很多人被杀死。死者中有些是军人一这些男女青年不是自己选择以当兵打仗为志业的，他们也希望有和平的职业、家庭和孩子。死者中也会有一些是平民——这些人完全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已经生活在和平之中，却发现自已离战场太近，或由于意外而被误伤 (因为军队是笨拙的工具，很容易造成意外事故)。这些人的死亡不属于战争犯罪，不是非正义的；在道德上是可怕的，却并非不能辩护。如果战斗是我们的道德义务，那么这些人的死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维护对战争的限制，我们必须保护无辜者不被故意杀害，不受到恐怖轰炸，免受犯罪性的疏忽，保护他们不被漠视。
我期盼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是我们还不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装作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是错误的。有时候，在极端的情况下，人的生命、人类团结、民族国家和个人自由的价值必须使用武力来捍卫。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极端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一套原则以说明我们可以正当地做什么以及我们绝对不能做什么。
迈克尔·沃尔泽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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