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奴才韩非（上）

大约公元前298年，韩国国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一个可能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从一户王室贵族人家的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阵初生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啼哭声结结巴巴，似乎对自己突然降生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有点手足无措。

　　这个长大以后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孩子，被取名为韩非。人生下来的时候总是白嫩的，好像会永远青春，然而却无不会走向衰老和死亡。总之，从此这充满苦难的世间，又多了一个要死的人了。

　　韩非所处的时代，已是战国末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残存的大国只有七个，号称战国七雄。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混乱时代之一，在这个时代活着，无非是为了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痛苦”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之外，大部分人群一定是遭老天诅咒的产物，还不如草木那样无知无识的来得痛快。

　　这时候，三晋都已衰落，楚国也无复往日的威风，最强大的国家是原先僻处西陲的秦国。韩非出生这年，齐、魏、韩三国的联军攻打秦国，一路高歌猛进，竟然打到了秦国的东大门――函谷关下，看似风光无匹，其实是悲壮的回光返照，离秦国彻底击灭六国的前221年，仅仅相隔67年了。

　　韩非的祖国韩国，和另外两个兄弟诸侯国魏国、赵国，生机勃勃地引领着中国历史挥手作别了彬彬有礼的春秋时代，步入了弱肉强食、赤膊上阵的战国丛林世界。起初，魏国大展身手，绣着“魏”字大旗的甲士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但在前341年和齐国的马陵之战后，魏军一败涂地，统帅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秦国趁火打劫，以重兵逼迫魏国献河西地求和，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和韩非的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除了韩国，就是秦国，那是他的政治理想之所在。秦国的政治，基本是韩非政治理想的翻版。创立秦国政治的旗手商鞅，也是韩非仰慕的前代大贤。

　　秦国，威名赫赫，又同样臭名昭著，每当我听到这个国名，我从不像那些意淫的文人学士或者网民们那么激动。这个实行军事帝国主义政策的极权国家，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都围绕着两个字：耕战。也就是说，你要是生在秦国，得有两样本事：种田和打仗。要是你都不会，那只有饿死一途。因为作为秦国政治旗手的商鞅先生早就宣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也就是说，只要培养农民和战士，就能让国家兴盛。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说有没有道理，下面具体分析分析。

　　一个政府要发挥治理的高效性，就一定要让治下的百姓不能到处乱跑。因为到处乱跑，产生大量游民，就对治安不利，而且这些游民容易搞串联，形成强大的反政府力量。而让百姓种地，是把他们附着在土地上的最好方式。土地是要一年一年耕种的，有了土地的人，一般不会到处迁徙。农民除了种地，一般没文化，这样就好愚弄。这对统治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状态了。这样愚昧的农民，平时耕种产粮食，打仗时征发当炮灰，非常划算。当官，要提拔那些有战功的人，绝对不要提拔知识分子。要是大家看见知识分子能当官，就都会去学文化，田就没人种了。田没人种，就没有粮食储积，打仗也没有军粮。一旦年成不好，国家还可能崩溃。

　　除了农、战，商鞅先生认为其它技能都是丝毫没用的，政府必须要下令取缔。生活在秦国，如果想靠教书或者开公司赚钱，那是不可能的，这些虽然不算非法，但没有社会地位。有再多的钱也不允许享受，打仗缺乏炮灰，他们是首先被征发的对象。即使这些人缺乏打仗的强健体质，政府也不会抛弃他们，不会剥夺他们为国捐躯的荣誉，当敌人的箭矢射来的时候，政府会号召他们像草船借箭一样去抵挡箭矢，浪费敌人的战略物质；当军车陷进坑里，车轮疯狂旋转，却不能前进一步时，这些人必须及时乖巧地躺在那车轮下，助车轮一臂之力。

　　这就是秦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人这种东西，美其名曰“万物之灵”，但在秦国，除非你具有让君主利用的功能，否则就连猪都不如，猪的全身都是宝，而不会耕战的人却一钱不值，父母根本就不该生他们下来。

　　

　　这种残酷的政策，似乎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可是丛林世界，哪能讲什么人道主义。很多人可能会辩解：“老弱病残不是我的错。”说这话的人就该被扇耳光，老弱病残的人是你，不是你的错难道是我的错？“你弱你有理？”你要是老弱病残，你就该死，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北方有一个叫“匈奴”的部落，那里的风俗就是看重青壮年男子，鄙弃老弱病残，所以它能驰骋大漠，牛逼得不可一世。那时的理论家也总结出来了，以仁义治国，是注定要灭亡的。战国时候还有一个叫“中山”的国家，本来是擅长骑射的狄人建立的，虽然小，可是打仗厉害。可是自从它混了个小康之后，就想洗白自己，扮知识分子，请了一帮儒生来搞投壶，讲礼仪，结果大家都不想打仗了，很快就被魏国击灭。

　　在文明逐渐覆盖全球的今天，上述这种现象或许太丛林，太野兽，太不讲人道主义。但是，在战国时代，却都是真理。贩卖这一真理的秦国，以活生生的战果证明了这一真理的可靠；而那些没有实施耕战，或者对耕战实施得不彻底的国家，一个个社稷倾覆，宫殿成了废墟，妻妾子女成了占领者床上的玩具，自家的首级被挂在高高的城楼上，受尽天下人和后世统治者和愚昧百姓的嘲笑。

　　商鞅已经够偏执了，但他不会想到，还有一个更加偏执的法家后人，将会在他身死的几十年之后出生。这个人就是韩非。

　　韩非这个人，虽然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司马迁为他立传。可是他究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又没当过什么大官，而且死得很窝囊。和他的同学李斯比起来，天差地远。到了西汉，所有和他同时生存过的目击证人都死光了，如果不是他写了一本《韩非子》，恐怕没人知道二千多年以前，世上曾有这么一位结巴兄弟存在过，他经历过吃奶、尿床、上学、发育、上班、做爱、吃饭等一系列平凡的人都要做的事，他在这世上新陈代谢了六十多年之久，为此他耗费了多少粮食啊！然而，我们通过一部《韩非子》，可以无限遐想他的生活，猜测他的生活细节，他有没有觉得生活单调过，他年少的时候，会捕知了吗？他会苦于忍受一个接一个的酷暑吗，就像苦于过一个接一个的严冬一样……人要长到六十岁那么大，该有多么艰难啊！

　　春秋时候，各个国家的贵族们都没有什么拘泥的家国情怀，因为在他们头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这个共主的权威只能行使于数县，但共同文化的大厦还未坍塌，至少在会盟时，各诸侯国的大夫们还得装模作样吟诗作赋展示优雅。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这个名义上的共主也基本上被抛弃，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周天子的空缺，似乎给每个诸侯国留下了觊觎的位置，他们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下一任天子的候选人，都觉得自己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实际上除了秦国之外，谁也不敢有这种理想。大约那时唯一可以取代秦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国家是楚国，然而在体制的较量中，楚国被秦国远远甩在了后面。这让楚国王族的屈忠愤义填膺，有泪如倾，终于投江而死。

　　韩非的祖国韩国，是中原最弱小的国家，虽然原先和赵、魏一样，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但是它没有和赵、魏结成兄弟联盟，却在秦国的恐吓下，投靠了秦国，一向作为秦国的马仔。就算这样，秦国对它也并不放心，因为作为马仔的韩国，似乎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甚至有时会反目相向，加入东方六国的合纵队伍之中。韩国就是一个这样夹在诸强国之间混水摸鱼的角色，身为韩国王室的韩非，用什么样的感情去面对自己的祖国呢？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大概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异类，那时没有哪个贵族像屈原那样有着顽固的爱国情怀。战国时候，在贵族之间，除了继承家业的嫡子之外，其他庶子都没有什么地位，都得为嫡子打工，甚至连嫡子养的门客地位都不如。为秦国富强立下了赫赫功劳的商鞅，就是卫国公室的一个庶子。他觉得弱小的卫国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来到秦国施展他的政治才华。秦昭王在位前期，宣太后在秦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出身楚国王室的女人，她的两个弟弟魏冉和芈戎曾屡次带兵攻打楚国，歼灭楚国军队十几万。所以，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那句话，在战国时代是行不通的。霍布斯鲍姆说：“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下阶层的民众（如劳工、仆役、农民等）通常不会对民族认同付出深刻的情感，无论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都很难打动他们的心意。”楚国的百姓不爱国，它的贵族也同样没有多少爱国主义情怀。楚国百姓的民族构成，主要是长江沿岸的土著，楚武王熊通就亲口说自己是“蛮夷”，和中原民族不同。楚国人却从来没有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和爱国立场，“楚材晋用”是春秋时一句有名的谚语，根据《国语》记载，楚国人逃到晋国，得到晋国重用的著名谋臣就有王子启、析公臣、雍子、申公巫臣四人。王子启的父亲王子善有罪被杀，王子启受到诬陷，不得已逃往晋国，在晋楚城濮之战期间，为晋国出谋划策，大败楚军。析公臣也因为被诬陷逃亡晋国，在晋楚绕角之役中，劝说晋师夜围楚营，是楚兵崩溃夜遁。雍子因为受到诬陷逃亡晋国，在晋楚鄢陵之战中，为晋军分析楚师利弊，晋国统帅栾书听从其计，大破楚师，连楚共王也被乱箭射中面颊。申公巫臣因为和贵族子反争夺美女夏姬，出逃晋国，全族被害，于是派儿子到吴国，教吴国人射箭驾马，进攻楚国，使楚国东面横树强敌，屡遭骚扰。和楚王同姓的贵族伍子胥因为父兄被害，甚至干脆率领吴国军队灭了楚国的宗庙。由此可见，文化的认同，消除了民族的认同，韩非也不会例外。除非韩非是韩国王位的继承人，否则他不可能对韩国有什么深厚的感情。而韩非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虽然没有多少证据，有的学者认为，韩非的父亲，是一度有希望成为韩国太子的公子虮虱，但是很不幸，虮虱在竞争王位的过程中失败了，只能仓惶出逃楚国，晚景凄凉。假设虮虱真是韩非的父亲，那么对韩非的性格或许会有较大影响，下面先讲一讲虮虱争位过程中的来龙去脉。

　　话说韩昭侯在位的时候，任用申不害为相国，推行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韩国国力一度有些起色，诸侯都不敢进攻韩国。韩昭侯也是韩非极为佩服的韩国先君，在《韩非子》这部书中，记载了不少歌颂韩昭侯的小故事。韩昭侯死后，韩惠王即位，重用他的两个兄弟公仲、公叔。后来韩襄王即位，公仲期把持朝政，襄王中后期，公叔又接手国政。韩襄王在位十二年后，他的太子韩婴忽然病逝。这件事没什么阴谋，因为那时候没有青霉素，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贫民百姓，突然挂掉的机会是均等的，稍微一点细菌感染就可能让人呜呼哀哉。这里我要说几句中医不爱听的话了，我承认某些中药是有些用处，但中医理论本身确实没有什么科学性，对治病的帮助不大。要驳斥我的看法，必须回答我下面两个问题：

　　1．为什么西医在中国普及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2001年的72岁。

　　2．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都活不过50岁，现在的领导人却基本上能活到90岁以上。

　　要是回答不上我这两个问题，还要叫嚣中医是国粹，那一定是脑积水，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以前我读“三言二拍”这类明清话本小说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奇怪，因为里面写到一个人，开始描述了很多，让我以为是主人公，哪知接下来的叙述是，他们走在路上感受一点风寒就魂归地府。后来想到，这才是生活的实情。总之，太子婴也许是阑尾炎挂掉的，也许是别的什么病挂掉的。他挂掉了不打紧，但是他留下的太子这个空缺，却不可避免引起了争斗。觊觎这个位置的有两个人：公子咎和公子虮虱。

　　那时诸侯王的儿子，除了太子外的其他儿子都叫公子。咎和虮虱这两个人，名字都难听得要命，大概一个经常犯错误，一个很不讲卫生，喜欢在身上养一些虮虱。我们也不知道谁年纪大，大概都有争夺太子之位的资格。但是形势对公子咎非常有利，因为韩国的执政者公仲支持他。虮虱因为曾在楚国当过人质，和楚国有些感情，所以楚王决定送给虮虱三座城池，表示支持虮虱。公仲见势不妙，邀请一向要好的齐国，发兵准备驱逐虮虱。这时虮虱的心腹部下劝虮虱先下手为强，杀死公仲。虮虱不肯，说：“打起内战来，国家必定分裂。”部下说：“齐师一来，你的命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心思管国家分裂不分裂。”

　　但是虮虱是个顽固的爱国者，坚决不从，结果齐国军队一到，果然将虮虱的支持者消灭。公仲也想杀死虮虱，手下人劝他说：“只要虮虱还活着，公子咎担心他咸鱼翻身，就会重用你；如果虮虱死了，你在公子咎眼睛里就一钱不值了。”公仲一想也是，就故意放跑了虮虱。

　　可见虮虱和公仲相比，前者还要高尚一些，究竟他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都不肯打内战，而公仲是个十足庸俗的老官僚，他执政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只要自己有利益，就宁愿放跑敌人。虮虱出逃，还是逃到了楚国，楚国人想派了十多万兵送他回去争位，但是不巧很快楚国被齐国击败，虮虱最终没有回到韩国，韩国立公子咎为太子，后来即王位，称为韩釐王。

　　假如韩非真是虮虱的儿子，那他心里一定挺郁闷的，而且像公仲这样，只管自己利益，不管国家利益的行为，正是韩非一生最为痛恨的，也是韩国衰弱的根源所在。假如韩非真是虮虱的儿子，因为他的出身，也一定会被韩釐王摒弃于朝政决策之外。这样的话，韩非也自然不会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认同。于是，他也把目光投向了强大的秦国，也许秦国才是他这样满怀愤懑的才子发挥才干的地方。于是，他笔走龙蛇地在青黄的竹简上写下了有可能是他一生中的第一篇文章：《初见秦》。

　　也许上天总是仁厚的，韩非虽然口才不好，文笔却是一流。在《初见秦》这篇文章中，韩非热情讴歌了秦国的强大，说秦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家赏罚制度，都是天下第一的，但是秦国的大臣不够忠心耿耿，而是以权谋私，白白放过了几次一统天下的机会。比如前278年，白起率领秦军大破楚国，攻占了楚国的国都郢，楚国君臣疯狂逃亡到陈县。如果这时秦国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一直追击不舍，就可以灭亡楚国。楚国一亡，齐国和三晋都将无所作为。可惜秦国竟然引军撤退，让楚国缓过气来，重新收拾散兵，收复了一些故地，和秦国为敌。公元前273年，客卿胡伤率领秦军在华阳击破韩、赵联军，斩首十五万，魏将芒卯逃走，魏国献上南阳之地给秦国求和。这个时候如果秦国不答应，就可以趁势击灭魏国，可惜秦国竟然和魏国讲和，让魏国苟延残喘到了今天。公元前260年，赵国悉全国之兵，和秦国相持于长平之下，争夺韩国的上党郡，秦将白起大破赵军，杀赵将赵括，坑杀赵降卒四十万，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当时如果秦国已经占领了赵国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完全可以攻破邯郸，灭亡赵国。赵国一亡，其它五国也会相继走上绝路。可是秦国竟然引军撤退，和赵国讲和，丧失了统一天下的大好良机。这些都因为秦国还有缺点的缘故。秦国虽然法令完备，执行良好，但秦国的大臣都不够忠心，他们仗着秦国的富强，用秦国的兵马在外面为自己牟取私利。韩非由此劝谏秦王，要懂得任用大臣之术，让大臣尽忠为国。这些治国之术，需要自己来教秦王，如果秦国肯听从，一定会独霸天下，如果无效，他情愿向秦王献上自己的脑袋。

　　为什么韩非会说出这样不爱祖国的话呢，说明韩非对自己的祖国已经完全绝望了。反正自己在祖国说话也没人听，自己没有权利，就不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有什么理由去爱？只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又能去哪里呢。于是，痛苦的韩非只好写文章，于笔墨间寻找自己的心灵慰籍，这些文章被后人编成文集，取名叫《韩非子》。

　　虽然对国家绝望，但是韩非还是没有丧失最后一点希望，

　　自古以来，理论和实干一直是不可调和的两个矛盾。理论家一般不懂得实干，原因是什么，按照古人的理论，那是说不出来的。现在，则可以名之为性格悲剧。

　　我觉得最好笑的理论家就是韩非。

　　他曾经写了一篇《难言》，劝说韩王接受自己的主张。在这篇文章中，韩非满怀委屈地诉说了自己有志不得骋的苦恼，列举了有关臣下向君主进言的种种困难。他说，如果臣下向君主进言时，文采风流，洋洋洒洒洒，就会让君主觉得华而不实；敬慎恭厚，鲠直坚固，则会让君主觉得笨拙不敏；多用一点排比句，则会被认为空虚无用；不用排比句，直言说事情的大概，则会被认为没有口才；直率不隐，涉及君主的宠臣，则会被认为胡说八道，有诬陷之嫌疑；博大宏通，深微难测，则会被认为夸夸其谈，缺乏实干之能力；通过家常里短，鸡毛蒜皮的故事来阐明宗旨，则会被认为鄙陋不堪；顺着君主的意思来，毫无违逆，则会被认为贪生怕死，谄媚阿谀……总之，要想成功地劝告君主实在太难了。

　　其实，这些话正好说明了韩非的书生特征。真正的谄媚之臣，是不会有那么多理论的，也列举不出这么多深奥复杂的言辞。只有结巴佬韩非，因着他那浓重的自卑感，才会在上书之前患得患失，想得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