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一些介绍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龙虾的文章，才晓得今天名贵得不得了的「波士顿龙虾」原来是种没人要的贱货。四百多年前，当欧洲人大批殖民北美洲的时候，龙虾是用不着出海抓的，因为它们自己会被海浪冲上岸边。季节一到，往往会在沙滩上堆成一排两呎的「龙虾墙」。由于数量多成这样，所以当地的原住民就直接把它们带回地里埋了，当做田产的肥料。
渐渐地，他们就得出海坐船捞龙虾了，而且还是一种特制的底舱开洞船。不过它们的产量还是很高，高到一把鱼网撒到海里便满满沉沉一大捆的地步。在十八世纪的这段岁月里，龙虾是种比猪肉还贱的肉类蛋白质来源，通常拿去给黑奴和囚犯填肚。据说有些工人在受聘的时候，会主动在合约上写明「每周只能吃不多于两餐的龙虾」。还有一回监狱暴动，是因为犯人再也受不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早到晚的龙虾餐了。
再过一百年，渔夫就得花点工夫，才能在海床附近找到足够的龙虾。这时候，有人想到了一个点子，那就是在岸边围建养殖池，以保日后供应无忧。终于到了我们这个年代，野生龙虾成为难得的美味，再也没有人记得拿龙虾壳去制造工具，以龙虾肉去种粟米的古老日子。
同样模式的海产故事，我们大概都曾听过，比如东海黄鱼。这种鱼你今天要是去馆子里吃的话，可是能叫来请客长面子的贵价货。但我小的时候，台湾几乎随便一家外省菜馆都能把它当成必备常备的日用菜式，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许多老一代的渔民都还记得黄鱼季节的盛况：要是白天，金黄色的它们会在海上反照日光，形成一大片翻滚的金浪；要是晚上，会用腹肌摩擦鱼鳔咕咕叫的黄鱼则能从远方响出高吭的歌声（所以台湾人又管它叫『叫咕鱼』）。见过或听过这样的景观，便才能确切明白中文里的「鱼汛」是什么意思。
黄鱼鱼汛，渔夫的工作最是简便。大伙开船围上去，每人拿两根木棍，朝左右敲击渔船两侧，水里头的黄鱼自会被这阵阵声浪震得头昏脑涨，自动晕得肚子朝上浮得整个海面都是。
传闻倪匡很瞧不起苏眉，觉得这是种只配拿去滚汤的杂鱼。如果连苏眉都是「杂鱼」，那什么鱼才算不「杂」呢？原来是三刀、冧蚌、七日鲜……，尽是一些运气好才碰得上的头奖鱼。然而，在倪匡叫人拿着苏眉滚汤的那段日子里，它们本该是香港海域的常住品种；就算是佳品，也不至于稀罕到今天这步田地。
我最近在《人、鱼、海的两种未来》（Four Fish）里头学到了一个观念，叫做「移动的基准线」（Shifting baseline），首先提出它的海洋生态学家丹尼尔·鲍里（Daniel Pauly）把它定义为每一个世代对自然界中「正常」状态之期许的不断衰变。上一个世代觉得龙虾是种在沙滩上捡的东西，下一代则把大海之中取之不尽的丰盛看做正常，再下一代就开始认为龙虾本来就是种难得的海鲜了。每一代人都将上一代的记忆当成传说，一再隔一代都会彻底忘记前一代人的记忆。
就像现在，我和年轻点的朋友说起幼时吃黄鱼的平易，他们都不太相信。也许，七日鲜在将来就是种史册里才找得到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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