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说起，这个周六就要结婚了。
我们正走在小桥上，桥下几尾肥硕的锦鲤，慵懒地摆尾。这个竹林、池塘、石板路构成的院落，完美地符合我对日式庭院的想象。几分钟前，三位艺伎还在这里弹奏三线，吟唱歌谣，她们的和服、发髻和涂成黑色的牙齿，显然是江户时代传统的延续。
浮月楼是静冈最著名的料亭。这种昂贵、私密的餐厅缘起于17世纪初，那是德川时代的开端。幕府创造出一种集权封建制的政治结构，大名们虽有地方自主权，却又必须在江户度过大半时光，享受的是受控的浮华，彼此甚至不能直接沟通，因此，大名的特使会选择在隐秘的餐厅相聚。后来，料亭成为政、商人物钟爱的场所，密谋的意味渐渐淡去，却仍是金钱与品味的象征。
当下的浮月楼一景
在夏日一个炎热的午后，我来到浮月楼参加它的年度游园会。这个游园会专为招待浮月楼的长期客人而设，客人们都身着西装或者和服，艺伎们分别来自东京、京都与静冈本地。带着从东照神宫漫长石阶下来的汗水，从进门起，我就开始为自己的牛仔裤、卷起袖口的衬衫以及人字拖不安。
我是为德川庆喜而来。这个院落曾是他的宅邸，在此处度过了将近二十年，那是一段苦涩、悠闲又生机勃勃的时光。作为在幕末战争中失败一方的领袖，他保住了生命与残存的自尊，得以在昔日封地静冈度过余生。这位以精明、大局感著称的末代将军正值盛年，却要对一个沸腾的维新时代保持沉默。过去，各地的大名们被德川家族控制在江户，而今德川庆喜却变成了新时代的人质，不仅不能参与政治，连静冈也不能离开。他的性格拯救了他，他欢快、兴趣广泛，他爱上了摄影，成为本地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还与三个妻子生下了20个子女……在某种意义上，他比获胜者明治天皇更幸福，后者要背负一个新日本的无穷责任与仪式，他却可以躲入个人生活。这个末代将军甚至活过了明治时代，他1913年去世，已是大正二年。
在我沉浸于遐想时，久保田耕平先生出现在眼前。一个斯文、腼腆的年轻人，明黄色的领带一丝不苟。他出生、成长在浮月楼中。当静冈的火车站在1897年建成时，德川庆喜因为厌恶随之而来的噪音搬离此处，这所宅子随后被改成了一家料亭，随即成为了各式名人光顾的场所，伊藤博文的书法就随便的挂在一间宴会厅的入口。到了昭和年间，久保田家族承接了这项生意，德川庆喜的遗迹无处不在，在楼中与院落里玩耍长大的耕平，从小就知道自己可能要继承家业。
打猎的德川庆喜
他带我参观楼中一角的德川庆喜的展览，我看到骑自行车的、打猎的、戴飞行帽的庆喜，与留在历史书中那个发髻高高挑起、面带愁容的失败将军大为不同，这个庆喜是一个现代绅士。我对庆喜手书的一句诗印象尤深——“万事莫如花下醉，百年浑似梦中狂”，中国宋代诗人葛起耕的名句，在末代幕府将军这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庆喜的书法或许也像他的性格，在潇洒之下，是某种规范。自始至终，来自水户藩的德川庆喜是天皇的忠实拥护者，当倒幕者以天皇为号令时，他没有勇气做出对抗。不过，久保田先生说，庆喜的声誉在过去二十年中不断上升。人们曾把他只视作一个落败的将军，如今却倾向于他是个审时度势者，因为深知内战带来的巨大伤害，才吞咽下屈辱，为新日本创造出一个蓝图。
或许因我在闲谈中的口无遮拦，对他个人成长的真实兴趣，耕平放松下来。当同传翻译工具出现故障，我们开始用英文交谈，他彻底松弛下来，一个陌生人，一种陌生的语言，它们都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自由。
他说起，曾试图放弃家族事业，逃开这注定的命运。他在东京鱼市中一家餐厅工作过五年，但最终，或出于个人软弱，或因母亲的强势，他又回到了静冈，协助叔父管理浮月楼，做承接的准备。
接着小桥上的一幕发生了，他说起了即将到来的婚礼，这似乎是对成熟的另一种确认。未婚妻也是浮月楼的员工，有着可以想见的美丽、温柔，正为成为下一任女主人而焦虑不安。它的耀眼传统也意味着无穷的规范与责任，这里不仅是末代将军的宅邸，还接待过明仁天皇与西班牙国王，是日本之光。耕平说西班牙国王胃口很好，要了两份料理。很可惜，我忘记问他，明仁天皇对德川庆喜做出了怎样的评价。
与久保田先生告别时，天色已黯，跨出院子，汽车接连驶过，人群的嘈杂声顿时涌来。回头看，一个朴素、窄小的招牌亮起来，“浮月楼”三字似乎迎风摆动，江户和明治都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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