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衰

一 老而不死

有些人，老起来很快，有些人则慢得多。到底是天生，还是后天，很难分清楚。

但也不是无迹可寻。

我外公九十多了，他在乡下生活，跟舅舅们一起；每天早上步行几里路，赶个小集，吃点早饭，买点熟食和小菜，再回家准备午餐。

前年我回老家，自然要去看他。在大舅家门口，大舅妈指了指他住的一楼厢房：你爹爹在，早上出去吃了早饭刚回来。

我推开房门，外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烟雾缭绕；房间光线不好，一只灯泡挂在头顶，惨白惨白的，它自己最亮，却没有把房间照亮多少。他看见是我，不意外也不惊喜，也许是高龄带来的迟钝。聊了几句，那意思，他自己确实有点活得不耐烦了：他的两个女婿，前后相差两个月，都不在了。不要说同龄人，他的下一辈也在消失。我设身处地想想，没有了同龄人，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想，他已经老到很寡淡了。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他七十出头。在我离家上学之际，我妈几个兄弟姊妹帮他补过了一个七十岁的生日宴，同时也为我出远门送行。

父亲当年这样跟我点评过外公：我们隔壁大队有个龚家老头，快八十了，自己还在种菜、卖菜。什么叫种田种不动？你小舅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你外公就宣布自己老了，没法种田了，供不了你小舅了，他那时候多大年纪？六十都不到。那人家快八十了怎么还能种菜？你小舅上大学的花费是我们几家摊的。

我家隔壁也有个老头，快九十了。傍晚时我去串门，他缩在房间里，面无表情，垂头耷眼，坐在床上，光着膀子，从脸到上半身，干瘪瘪的，人塌缩了几层。看这身板，还不如我外公。

他们老成这样，我想起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贼”，记得有人以此为题写文章骂过李敖。但他们不是李敖，也不是贼。到这个年纪，时间把他们熬成了一张纸，只有平面，没有立体；只是活着，无毒无害，烛火将尽，如一缕轻烟。

隔壁这个老头是村子里唯一的丁姓。在他的壮年，当过我们村的村支书，那时候人称“丁书记”。他有一点跟我外公类似，就是没怎么种过地——年轻的时候当大队干部，光指挥别人干活了；老了则儿孙满堂，也不需要种地。从我记事起，大家讲的都是他喜欢约人打麻将的事。他只要手上有点钱就约人开搓，但几乎每打必输，时间长了，在麻将界很受欢迎。人们是这样说的：喜欢给人送钱的人，谁会拒绝呢？他输光了，当小学校长的大儿子和几个女儿不给钱，他就问南京的二儿子要。

丁老头几乎一年四季都是衬衫皮鞋，毕竟是当过干部的人。每当天气转寒，他就披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傍晚时分，若是没去打麻将，就会在门口踱步，一幅沉思状。有时候走到我们这边来，碰巧我也在家门口发呆，丁老头突然冒出来一句：现在啊，真是不比当年，政府对我们老干部不闻不问啊。这时我已经上了中学，明白他嘴里的“老干部”有多不值钱，跟他嬉笑几句，作罢。

有时候我父亲在忙里忙外，他就会站在边上和我父亲打嘴仗：叔，您这个人哪，不赌博不打牌，又不喝酒，您的爱好就是做事。

他比我父亲大了十几岁，但我们家在村里是大姓，辈分又高，所以他以叔相称。

我父亲一点不客气：我不多做点事先把该攒的东西攒好，您要找我借钱借东西的时候，我不是帮不上忙了吗？

丁老头碰了个钉子，不再说话，转身溜达回去了。

借东西是丁老头的短板，他们家经常缺东西，农具、钱、鸡蛋等等之类的，缺了就来我们家借。有次他小女儿过来找我父亲：叔，今天找您借一样稀奇东西。父亲诧异中：什么稀奇东西？就怕家里没有。他女儿说：您肯定有，一百块钱。等她走了，父亲说：他们这家人才叫稀奇，借个钱都还要叫稀奇东西。

丁老头当大队书记的时候，我二伯和四叔，一个在公社，一个在部队，有时候要开什么证明材料，都要村里盖章，父亲说，丁老头那时候想把材料压下来，故意拖着不办。因为这些日积月累的疙瘩和摩擦，加上为人处事的不同，父亲对丁老头长期持保留意见。

写到这里，我突然在想，《圣经》里面有没有类似的句子：有的人终生操劳，劳碌是他的宿命；有的人游手好闲，浑浑噩噩过了一生；前者得到了什么？后者可须悔恨什么？

 

二 双抢

我妈每次跟我父亲吵架到结尾处，几乎都会补上一句：我比谁都不差。我只是不能挑担子，别的活我不会比哪个差一点。

我认为她的自我评价并不客观，但她永远不会承认。

在鄂西北丘陵地带的农村，连接村庄和农田的，几乎都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只有一两条干道才能走走板车和拖拉机，大部分收割的农作物，都要挑回家或者先挑到主干道上。对生长在粮食主产区的我们来说，每年夏天的“双抢”就像是一场炎热的望不到头的苦刑：在烈日炎炎的七八月份，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家家户户都如临大敌。因此，在抢收抢种的高速运转中，肩不能挑，当然是个明显的不足。我妈得过小儿麻痹症，驼背加上腿跛，再好强的性格也不能增加她肩膀和腰上的力量。

虽然我觉得读书很清苦，但每年夏天的双抢更苦。插秧和收割水稻，是双抢的两大主题。主题的背后，是父亲的统筹安排，是他赶着牛扶着犁耕田耙田的劳作，是他和老娘半夜闻鸡即起，扯秧挑秧的身影。我和我姐睡到天亮，吃好早饭，来到田边的时候，扯好的一捆捆的秧苗已经均匀的散落在耙好的水田里，我们只是要做最后一步——插秧——即可。

但我还是痛不欲生。生而为人，我从来没有征服那一块块方格子一样的农田的豪气。伴着水田里的蚂蟥，后背上灼热的烈阳，要用手把秧苗一棵一棵、一行一行栽满一块农田，我的内心永远都是绝望的。

有时候坐在田埂上喝水的间隙，我妈会淡淡的打打气：天上的雀儿都不会来帮你叼一口，你插一棵就少一棵，你抓紧一点就可以快一点，总是可以插完的。

割水稻、收水稻同理，我的感受也同样绝望。秧苗是怎样一棵棵插下去的，等稻子熟了，就要怎样一棵棵用镰刀割倒，把它们摆在稻田里晒干，再一把一把的搂起来，一捆一捆的捆好，一担一担挑回家。

别人家里，老婆身材结实一点的，就跟老公一起串着挑。但我们家的庄稼，在我上高二高三之前，只有父亲一个人挑。他自己不会因此就觉得多了多少辛苦，这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且他还能比别家做得快做得好。他挑着两捆稻谷卸在家门口的打谷场上，再去稻田里挑回下一担，循环往复。我看着他一个人来回穿梭的背影，难免觉得他是孤单的；但有时候听到他还哼着小曲儿，又被他那种平淡中的愉悦感染了。

 

三卖藕

其实有很多家事，我妈都是帮不上忙的，不仅仅是挑担这件事。

每年冬天，我们家和另外两家合伙承包的藕塘，把水放干了，分一点鱼，大头就是藕。三个壮年男人挖一整天，天黑时分，分成三堆差不多大小，抓阄，这就算是把藕分完了。各自把藕拿回家，在自行车上绑好，第二天三四点钟起来，推到十里外的集市上去卖。最开始也用过板车，后来发现还是自行车方便。遇到下雨的日子，另外两家都是夫妻齐上阵，男的在前面掌车把手，女的在后面推。

但是我们家不一样。我妈别说去推了，自己走不走得到都成问题，我父亲从来没有指望她在这类事情上能够搭把手；别说搭把手，用我父亲的原话说：别人家的妇女，就算是没帮男人一起去赶集，也会在男人走了后，自己起来关好门。你妈就是躺在床上动动嘴，叫我走的时候把门关好。

但是我中学时期，寒暑假经常去同学家串门，一玩就是几天，归期不定，这方面他们从来不管我。玩够了，我不管多晚回家，只要把门碰得轻轻一响，我妈的声音就跟过来了：是你吗，儿子？第二句话就是，你饿不饿？吊笼上有菜和饭。

我妈确实帮不上他的忙，有一次他倒是叫过我，那是我唯一一次跟着他去卖藕。我忘记那次为什么没有用自行车了。那天挖的藕多，他挑了一大担，还有四五十斤算是一小担，给了我。毕竟上十里地，我的肩膀磨得如同刀割火燎。到了集市后，他马上让我去吃了一碗面，说：你回去吧，这里不要你管了。

我常常会想起一个画面，寒冬腊月，凌晨清晨的大雨，父亲一个人推着自行车，推着一车莲藕，在泥泞的土路上挣扎前行；跟他同行的，是另外两对夫妻；他们含辛茹苦，就为了去集市上换回几十块钱。我不知道，他看着别人两口子，会不会有些失落。我很后悔，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像这种赶集，除了实在不好卖，不管价格高低，总归会卖掉，再买点必需品，赶回家来吃一碗饭，就得下堰塘继续挖藕，直到挖完卖完为止。这就是他们在那个冬天的轮回。

 

四 送树

六年级时，我的成绩很好。这个好，当然是指在我们村的小学。

我姐姐那时候已经转学到了县里最好的初中，不足之处就是太远，离家六十多里地。她在我们当地初中上了一个学期，跟另一个堂姐一起转走了。

当地那个初中，据说八十年代初全县闻名，后来把校长和一批好老师都调走了，从此江河日下。

姐姐放暑假回来，说，她们学校会另出一套卷子，招一批小升初的新生。考试时间是八月一号。

我的小升初统考成绩已经出来，全村第一。所以我想去试试，看能不能考上这个好学校。父亲在边上听着我们议论，没有吭声。他在犹豫，毕竟离家太远，姐姐转学过去，上学、放假多有不便，他觉得让姐姐多吃了很多苦，多少是有些后悔的。

暑假多好玩哪，从小升初考试结束到七月底，我就没摸过书，都忘了还要考一次这事。七月三十一号晚上，父亲突然问我：明天你还去不去考你姐姐的学校？

我犹豫了，自觉信心不足，去一趟最累的又是父亲，他要用自行车载我。于是我回答他，算了。

在本地初中念完初一，父亲觉得学校确实太差了，去找了二伯。二伯在乡里当政法委书记，早前把在村里种田的老婆孩子都接过去了。父亲想让他把我转到乡中学去，虽然没有姐姐的学校好，但肯定比本地初中强，而且近，不到二十里地。

二伯答应了，没过几天就带口信回来，说已经安排好了，开学的时候他会带着我去找校长报到。

很快就到了八月下旬，下了几天雨，天气放晴，眼看着就要开学。

父亲把门口池塘里泡着的一堆树一根根拉上岸，晾了几天，就开始装车。这是二伯家老房子前后的树，父亲打算给他们送过去。

于是在八月底的一天早上，父亲套好牛，把牛绳交给我。我知道这跟我转学有关，乖乖地接过牛绳，在前面牵着牛，他掌着板车把手，拖着一车树，走了十几里高高低低、尚带泥泞的丘陵山路，差不多中午的时候，送到了乡里的二伯家。

姐姐一直忿忿不平，跟我说：他们不是亲兄弟吗？老爸还要帮他们做这种事情，他们自己也忍心！

若干年后我这样问他，父亲顿了片刻，静静地说：再亲你也不能老是欠他的人情，我帮他把树送过去，他不就更愿意帮忙了吗？以后再有什么事也好开口。

 

五 墓志铭

父亲的胡子很浓密，很硬。我小的时候，他经常用胡子扎我。

后来渐渐长大，在某个暑假的一个傍晚，我跟他把打谷场上晒着的稻谷搬进家里后，突然发现，从侧面看上去，他像一个人。于是跟姐姐说：你发现没有，他有点像鲁迅，特别是胡子。

我姐也表示同意。

他当然不是鲁迅。

他只是一个黑瘦的农民。一直都是黑黑的，瘦瘦的，平头，白发早生，忙起来顾不上刮胡子，一根根直直的挺立，如钢针外刺，同时满脸皱纹，沟壑丛生。

我妈说：那时候媒人来说媒，他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又黑，又老气，我根本没有看上他。

从我记事起，他就老了。到我上大学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但已经成了一个小老头。

我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老，已经固定在他身上，因为他已经足够老了。我把他搁在一旁，想先忙几年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死神会毫没来由地一把把这个老头带走。

到他生前最后两年，有次起床时头晕，摔了一跤，之后行动迟缓了很多，记忆力也差了很多，我这时才意识到，他，真的衰老了。

他的头晕了很多年，吃完早饭就要上床睡一觉，这样能缓解一点；怕太阳直晒，要么很怕冷要么很怕热。陪他去做了好多次检查，都不明所以。我猜想，也许跟他当年无数次透支体力和心血有关。

他的生命定格在七十岁。在深圳，他在病房里的最后那几个月，隔壁床的老头，八十多，做完手术，肚子上挂着个袋子，还把客户叫到医院里来谈生意，谈合同。

从外表上看，那个老头只有七十来岁，他看上去倒有八十多。

对父亲来说，一辈子种地，是没得选择而做的事情，那不能叫工作，只能叫劳作。他十来岁开始做事，直到七十岁，劳作了六十年。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游手好闲，但是他没有。

所以他早衰。

跟他一样早衰的，还有他老婆。

早衰是劳作者的墓志铭。

给他整理旧物的时候，发现一堆他六十岁左右时的照片，比七十岁的他年轻得多。那是之前在村里下过乡的知青回去看他们，房前屋后，湖边和河堤上，拍了很多合影。太阳很好，光影斑驳，他笑得很灿烂。

我很难过。

于是写一点关于他的往事，就感觉他还活着，又能跟他相处几个瞬间。